1957年章士钊当众说共产党不能学宋太祖杀功臣，毛主席一句话保他

1957年章士钊当众说“共产党不能学宋太祖杀功臣”，毛主席一句话保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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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盛夏，北京政协礼堂里，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吹不散满屋子的燥热，更吹不散会场里骤然凝固的空气。

76岁的章士钊，拄着一根磨得发亮的乌木拐杖，缓缓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拐杖头轻轻磕了一下水泥地面，发出“笃”的一声脆响，刚才还闹哄哄的会场，瞬间就安静了下来，落针可闻。

在座的所有人，目光齐刷刷地聚在了这位老人身上。

在场的都是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谁都知道这位章行严先生的来头——他是清末就成名的大才子，北洋政府里当过教育总长，跟孙中山、黄兴称兄道弟，连陈独秀被捕，都是他冒着杀头的风险出庭做的无罪辩护。

这辈子，他就两个特点：一个是侠义心肠，见不得人受委屈；另一个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硬骨头，心里有话就敢说，哪怕枪口顶在脑门上，也绝不会把真话咽回肚子里。

那天的座谈会，本来是中共中央专门开的，向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气氛本来不算紧张，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的大多是场面话、客气话。

可章士钊坐在那里，听了大半天，心里憋了很久的话，再也压不住了。

他清了清沙哑的嗓子，先拿起桌上的一个苹果打了个比方，话说得很软，可里面的分量，重得能砸死人：

“一个苹果，要是表皮坏了一点，咱们拿刀子削掉，照样能吃，不影响味道。可要是这苹果从芯子里开始烂，哪怕外面看着再红、再光鲜，里面早就生了虫、发了霉，那这个苹果，终究是要扔掉的。”

会场里的人，瞬间就听出了话里的意思——他说的这个“芯子”，指的就是刚刚执掌全国政权没几年的中国共产党。这话明着是打比方，实则是在呼应当年黄炎培跟毛主席提的“历史周期率”，是在提醒共产党，千万别走国民党腐败堕落、失去民心的老路。

大家还没从这句话里回过神来，章士钊又往前站了半步，当着全场所有人的面，掷地有声地抛出了那句捅破天的话：

“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府，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政府，得了天下，绝不能学宋太祖赵匡胤，干那飞鸟尽、良弓藏，兔死狗烹、杀功臣的事！”

一句话出口，整个会场彻底死寂。

有人手里端着的搪瓷茶杯，停在半空中，茶水晃出来洒在了裤腿上，都浑然不觉；有人慌忙低下头，手指攥得发白，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更有人倒吸一口凉气，后背瞬间就被冷汗浸湿了。

所有人都心里清楚，这句话在当时，到底有多危险。

1957年，反右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深入推进，全国各地都在揪右派、划右派，多少人就因为一句说错的话，就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丢了工作、下了农场，一辈子翻不了身。

章士钊这句话，把共产党和“杀功臣的宋太祖”放在一起说，一旦被上纲上线，往小了说是“恶意攻击党的领导”，往大了说，就是“反革命言论”。对于一个76岁的老人来说，这一句话，足以让他万劫不复。

果然，座谈会刚一结束，风波就来了。

批判的浪潮铺天盖地地涌向了章士钊。

有人翻出了他早年在北洋政府当教育总长的旧账，说他“骨子里就是封建官僚，看不得革命政权稳固”；有人把他的“烂苹果”比喻，定性成“处心积虑抹黑党的形象”；更有甚者，直接放话，要把章士钊划入“章罗联盟”，跟章伯钧、罗隆基一起，定为全国级的大右派。

在那个年代，一旦被扣上“大右派”的帽子，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轻则撤销所有职务、开除公职，下放到偏远农场劳动改造，重则连人身自由都保不住，家破人亡的例子，比比皆是。

章士钊是什么脾气？用湖南老家的话说，就是刻在骨子里的“霸蛮”。

他年轻的时候，就敢当面骂权倾朝野的段祺瑞，敢在军阀张作霖的眼皮子底下营救李大钊，一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哪里受得了这种无端的指责和抹黑？

他当场就怒了，当着来劝他的人的面，狠狠摔碎了桌上的青瓷茶杯，碎片溅了一地。他红着眼睛，只撂下了一句硬邦邦的话：

“我问心无愧！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党好，为了这个国家好！我不信毛主席不懂我的心，我要给毛主席写信！”

当天晚上，76岁的章士钊，铺开宣纸，拿起毛笔，一字一句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他把自己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初衷，完完整整地写了下来，把自己心里对新生政权的期盼、对历史周期率的担忧，全都掏了出来。

没人知道这封信里具体写了多少掏心窝子的话，我们只知道，这封信很快就被送到了中南海，送到了毛主席的手里。

毛主席看完信之后，没有发火，没有动怒，只对着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轻飘飘却重千钧的话：

“章行严另当别论，他不是恶意。”

就这一句话，直接定了调子。

铺天盖地的批判浪潮，瞬间就停了；准备扣在他头上的“大右派”帽子，直接被撤了；连那些翻旧账、泼脏水的声音，也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章士钊的晚年，就被毛主席这一句话，稳稳地保住了。

后来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在回忆录里写过这件事，她说：“要不是毛主席当年说了这句话，我父亲早就被划成大右派了，后半辈子就彻底完了。”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了：

不就是一句申诉信吗？毛主席为什么会这么给章士钊面子？就因为他是老名士？

为什么章士钊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那句捅破天的话？他哪来的底气？

今天咱们就把这段历史扒得明明白白，从1918年的北平初识，到1973年香港的最终落幕，把这段横跨53年的过命交情，完完整整讲给大家听。

这篇文章有点长，但全是干货，全是你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细节，没有半句虚言，全是基于公开史料的真实历史。看完你就会明白，毛主席对章士钊的一次次守护，从来不是一时兴起，更不是给什么名士面子，而是两个志同道合的人，跨越半个世纪的知己之情。

觉得我说的实在的，麻烦先点个赞，点个关注，咱们接着往下唠。

一、很多人只知道毛主席保了他，却不知道他们53年的过命交情

很多人对章士钊的印象，只停留在“民国大文人”“中央文史馆馆长”这些标签上，却不知道，他和毛主席的交情，早在1918年就开始了，甚至可以说，没有章士钊当年的雪中送炭，中国革命的历史，都可能会被改写。

他们的故事，要从1918年的北平说起。

那年，25岁的毛泽东，刚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跟着恩师杨昌济，从湖南来到了北平。经杨昌济推荐，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了一份助理员的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只有8块银元。

那时候的毛泽东，还是个没什么名气的湖南青年，可他的恩师杨昌济，却早就看出了这个年轻人的前途不可限量。

杨昌济跟章士钊，是多年的至交好友，两个人一起留过学，一起闹过革命，过命的交情。当时章士钊在上海，是全国闻名的社会名流，在政界、商界、学界，都有极高的声望。

杨昌济专门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信里没有别的内容，只郑重地向他推荐了两个人：毛泽东和蔡和森。

信里写了这么一句话，后来被载入了史册：“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翻译过来就是：我认认真真地跟你说，这两个年轻人，是能救中国的顶级人才，你要是不想着救国就算了，要是想为国家做事，一定要先看重这两个年轻人。

就是这封信，让章士钊第一次记住了毛泽东这个名字。

后来杨昌济在考虑，要不要把自己的女儿杨开慧，许配给毛泽东的时候，还专门写信征询了章士钊的意见。章士钊跟毛泽东见了一面，聊了整整一个下午，回来之后就跟杨昌济说：“这个年轻人，气质不凡，胸有丘壑，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这门婚事，绝对是良缘。”

杨昌济听了章士钊的判断，才彻底放下心来，最终成全了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婚事。

这是两个人的初识，可真正让他们结下一辈子交情的，是1920年，那笔两万银元的巨款。

1920年夏天，毛泽东回到了湖南，正被两件事愁得焦头烂额，觉都睡不着。

第一件事，是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的运动正在全国兴起，一大批湖南的进步青年，想要去法国留学，学习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将来回来救中国。可去法国的路费、学费、生活费，加起来一个人就要五六百银元。

这笔钱，对于当时那些穷学生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砸锅卖铁都凑不出来。看着一个个满怀报国热情的年轻人，因为没钱出不了国，毛泽东心里急得像火烧一样。

第二件事，是他正在湖南筹备革命活动，办报纸、建组织、发动群众，哪一样都需要钱。可那时候的他，一没权二没势，手里根本没有积蓄，到处求人借钱，处处碰壁，走投无路。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想到了章士钊。

他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把自己当下的困境，把青年们的报国热情，把自己想要干革命的初心，完完整整地写了下来，厚着脸皮，向章士钊求助。

他其实心里也没底，毕竟两个人只见过一面，非亲非故，自己要的又不是一笔小钱，换谁都不可能轻易答应。

可他没想到，章士钊收到信之后，二话不说，直接就应了下来。

那年夏天的上海，三十多度的高温，太阳晒得柏油路都化了。章士钊穿着长衫，戴着礼帽，一家家跑上海工商界的名流公馆，挨个登门拜访，磨破了嘴皮，说尽了好话，就为了给这些湖南的穷学生、给毛泽东筹钱。

他当时在上海声望极高，工商界的人都给他面子，可就算是这样，他也跑了整整半个月，跑坏了两双布鞋，才凑齐了整整两万银元。

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对两万银元没什么概念，我给大家算笔账，你就知道这笔钱在当时，到底是多大的一笔巨款。

民国初年，上海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8到10块银元；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一个月工资也就5块银元；北京城里一个四合院，地段好一点的，也就两三百银元就能买下来。

两万银元，在当时，能买下北京几十套四合院，够一个普通家庭，安安稳稳过几辈子。

更难得的是，这笔钱，章士钊一分没留，筹齐之后，立刻就找了可靠的人，连本带利，全部送到了湖南，交到了毛泽东的手里。他连借条都没让毛泽东打，只托人带了一句话：“钱给你，事放心去做，不用提还。”

毛泽东拿到这两木箱银元的时候，手都在抖。

他把这笔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给了那些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当做路费和学费，让他们能顺利出国求学；另一部分，他带回了湖南，全部用在了革命活动上，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启动资金。

毫不夸张地说，章士钊的这两万银元，不仅改变了一大批湖南青年的命运，更给当时摇摇欲坠的革命火种，添上了最关键的一捧柴。

章士钊当时可能没想到，这笔钱，会对中国革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他只是觉得，这个年轻人是能救中国的，这件事是对国家、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他就该帮。

可毛泽东，却把这份恩情，记了一辈子。

从那之后，两个人虽然走的路不一样，一个在国民党统治区做民主人士，一个在革命根据地领导武装斗争，可两个人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断过，交情也越来越深。

在那些风雨飘摇的乱世里，章士钊用自己的方式，一次次地帮着共产党，帮着毛泽东，甚至冒着杀头的风险，做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事。

1927年，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关进了监狱，随时都有被杀害的风险。章士钊知道之后，二话不说，立刻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关系，找到了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言辞恳切地劝说他：“李大钊是国士，是中国难得的人才，杀了他，只会留下千载骂名，万万不可！”

虽然最后，张作霖还是残忍地杀害了李大钊，可章士钊为了营救革命同志，不惜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这份侠义，足以让所有人敬佩。

而最能体现两个人过命交情的，是1945年的重庆谈判。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毛主席应蒋介石的邀请，亲自到重庆，跟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明眼人都知道，这就是一场鸿门宴，蒋介石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毛主席此行，可谓是九死一生。

当时整个重庆，暗流涌动，特务遍地，到处都是危险。双十协定签字之后，蒋介石找各种借口，挽留毛主席在重庆多停留一段时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里面有阴谋。

章士钊在重庆待了一辈子，对蒋介石的为人，看得透透的。他心里急得不行，可当时到处都是国民党的特务，根本没办法跟毛主席说掏心窝子的话。

有一次，国民党举办了一场招待酒会，邀请了毛主席和各界名流，章士钊也在受邀之列。敬酒的时候，章士钊走到毛主席身边，借着碰杯的机会，悄悄握住了毛主席的手，在他的手心，用手指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一个字：走。

写完之后，他贴着毛主席的耳朵，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低语了一句：“三十六计，走为上。这里是龙潭虎穴，一刻也不能多留。”

就这一个字，一句话，包含了多少担忧，多少牵挂，多少生死相托的信任。

在当时的重庆，敢跟毛主席说这种话，一旦被特务听到，当场就会被抓起来，甚至直接枪毙。可章士钊根本没顾自己的安危，他只想着，一定要让毛主席安全离开重庆。

毛主席当时心里一暖，紧紧握了握他的手，点了点头，把这个字，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里。没过多久，毛主席就找了个合适的时机，安全返回了延安。

这件事，后来被很多人反复提起，一个“走”字，寥寥一笔，却重过千言万语，是乱世里，最难得的真心。

1949年，国共北平和谈破裂之后，章士钊跟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谈判代表，一起选择留在了北平，彻底站到了人民的一边。

刚到北平没多久，他就主动请缨，要去香港，去做自己的湖南老乡——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还有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的工作，劝说他们率部起义，和平解放湖南。

当时的湖南，是国民党在中南地区的核心阵地，程潜和陈明仁手里，握着十几万国民党大军。一旦湖南和平解放，不仅能让湖南的老百姓免于战火，更能彻底瓦解国民党在中南地区的防线，意义重大。

可这件事，风险极大。一旦消息泄露，章士钊随时可能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连命都保不住。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香港，一次次跟程潜、陈明仁的代表密谈，把共产党的政策，把全国的局势，掰开揉碎了讲给他们听。

最终，在章士钊的全力劝说下，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章士钊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之后，章士钊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尊重，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重要职务。

而毛主席，从来没忘记当年那两万银元的恩情，没忘记章士钊一次次的雪中送炭。

1963年，发生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这件事，也是章含之在回忆录里，写得最动情的一段。

那年，章含之开始教毛主席学英语，有一次上课闲聊的时候，毛主席突然提起了四十多年前，那笔两万银元的借款。

毛主席笑着跟章含之说：“我还欠你父亲一笔债呢，四十多年了，该还了。这样，我每年给你父亲还两千元，十年还清，正好把这两万块钱还上。”

章含之回去之后，把这件事告诉了章士钊。章士钊听了之后，特别不安，赶紧让女儿转告毛主席：“当年的钱，是我在上海工商界募捐来的，根本不是我自己的钱，更算不上什么借款，主席万万不能还这个钱。”

可毛主席听了之后，却笑着跟章含之说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

“我知道这钱是募捐来的，可当年要是没有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奔走，这笔钱根本筹不来。行老给共产党、给我的帮助，哪里是用人民币能还得了的？

我知道行老的脾气，一辈子清高，我要是明着给他生活补助，他肯定不收。所以我就用‘还债’这个名义，让他没法推托。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需要买点营养品，这点钱，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从1963年起，每年大年初二，毛主席都会准时派自己的秘书，把两千元钱送到章家，一分不少，一天不晚。

十年之后，两万元的“本金”还清了，秘书以为这件事就结束了，第二年春节，就没再送钱。毛主席知道之后，立刻把秘书叫了过来，严肃地说：“钱怎么停了？本金还完了，还有利息啊！四十多年的利息，哪里算得清？只要行老还健在，这个钱，就要一直还下去！”

于是，从那之后，每年大年初二，这笔钱还是会准时送到章家，一直到1973年，章士钊先生病逝，才停了下来。

很多人说，不就是每年两千块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可你要知道，这背后，不是钱的事，是毛主席记了一辈子的恩情，是他对这位老知己的懂得和尊重。他懂章士钊的清高，懂他的侠义，懂他的风骨，所以用最温柔的方式，照顾了这位老人的晚年。

从1920年的两万银元雪中送炭，到1963年开始的每年两千元“还债”，四十多年的时光，改变了太多东西，可两个人之间的这份真心和情义，从来没变过。

二、特殊岁月里，毛主席一次次护住了这个敢说真话的老骨头

看到这里，可能有朋友就明白了，1957年，毛主席为什么会一句话保住章士钊。

不仅仅是因为几十年的交情，更是因为毛主席太懂章士钊这个人了。他知道，这位老先生，一辈子心直口快，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肺腑之言，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好，没有半分恶意。

他敢说真话，毛主席就敢护着这个敢说真话的人。

而这样的守护，在后来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发生了不止一次。

1966年，特殊年代的风暴，席卷了整个北京，也刮到了章士钊的家门口。

8月29日晚上，一群红卫兵冲进了章士钊的家，二话不说，就开始抄家。章士钊珍藏了一辈子的古籍、字画、文物，被撕的撕、砸的砸，毁了大半；他写了好几年的《柳文指要》手稿，被扔在地上，踩得满是泥污；就连他那根用了几十年的乌木拐杖，也被摔裂了。

85岁的章士钊，被这群年轻人围在中间，逼着低头认错，写检讨。老人一辈子没受过这种委屈，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能为力。

这场抄家，持续了整整一夜，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这群人才离开。

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章士钊坐在被砸烂的椅子上，看着满地的狼藉，看着自己一辈子的心血被毁成这样，老泪纵横。

当天晚上，他不顾身边人的劝阻，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家里发生的事，完完整整地写了下来，向毛主席求助。

信送出去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30日，毛主席就看到了这封信。看完信之后，毛主席当场就发了火，立刻拿起笔，在信上做了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就这十二个字，再一次保住了章士钊。

周总理接到毛主席的批示之后，雷厉风行，当天就做出了三条铁的安排：

第一，立刻把抄走的所有东西，全部归还给章士钊先生，一件都不能少；

第二，立刻派两名解放军战士，24小时驻守在章家，负责保卫工作，绝不允许任何人再进去闹事；

第三，立刻安排专车，把章士钊先生秘密转送到301医院，加以保护，安排最好的医生照顾他的身体。

不仅如此，周总理还借着这个机会，亲笔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领导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名单”，把宋庆龄、郭沫若、程潜等一大批民主人士和老干部，都纳入了保护范围，用毛主席的这份批示，护住了一大批人。

9月1日，毛主席还亲自给章士钊回了一封信，信里写着：“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短短一句话，却给了85岁的章士钊，最大的安心。

章含之后来在回忆录里感慨说：“我父亲这一辈子，跟毛主席有缘分，每一次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最艰难的时候，毛主席总是那个出手护着他的人。”

可就算是经历了抄家的风波，就算是身处险境，章士钊也没有改掉自己敢说真话、敢做实事的性子。

1967年，当时的斗争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同志。全国上下，到处都是批判的声音，所有人都对这件事避之不及，生怕沾到一点边，引火烧身。

可就在这个时候，章士钊却做了一件所有人都不敢想的事——他分别给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写了一封长信。

在信里，他言辞恳切地说，新中国成立不容易，国家现在正是需要稳定的时候，希望两位领导人能够以国家大局为重，化干戈为玉帛，消除分歧，团结起来，一起把国家建设好。

朋友们，这在当时是什么概念？

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话题，所有人都不敢碰的红线，86岁的章士钊，却敢站出来，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提别人不敢提的建议。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多大的担当？

身边的人都劝他，说您都这么大年纪了，别管这些事了，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万一惹祸上身，怎么办？

可章士钊却摇了摇头，说：“我这辈子，活的就是一个问心无愧。国家有难，我不能装聋作哑，就算是惹祸上身，我也必须说这句话。”

信送出去之后，所有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生怕他因为这件事，受到冲击。

可没想到，毛主席看完信之后，不仅没有生气，没有批评他多管闲事，反而给他回了一封信，语气温和，没有半句指责。

信里写着：“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翻译过来就是：你说的顾全大局，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只是个别人的情况很复杂，一时半会儿还说不清楚，你提的这个建议，恐怕暂时还没办法实行。

没有批评，没有指责，只有耐心的解释，和对这位老知己的尊重。

要知道，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就算是老干部、老将军，说错一句话，都可能受到严厉的批判。可对于章士钊的这封“犯忌讳”的信，毛主席却给了最大的包容和理解。

为什么？

因为他懂章士钊。他知道，这位老先生写这封信，没有任何私心，没有任何政治投机，只是单纯地希望国家稳定，希望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这份纯粹的家国之心，毛主席比谁都清楚。

而毛主席对章士钊的守护，不止是护着他的人身安全，更护着他一辈子的心血和精神寄托。

这件事，就是《柳文指要》的出版风波。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从1960年就开始潜心整理、撰写的一部学术著作，整整三百万字，是他一辈子研究柳宗元文集的心血结晶，也是他晚年最重要的精神寄托。

从1960年到1971年，这本书，他写了整整十一年。80多岁的老人，每天戴着老花镜，趴在桌子上，一笔一划地写，改了一遍又一遍，耗费了全部的精力。

毛主席对这本书，也格外看重。章士钊每写完一部分，就会送给毛主席看一部分，毛主席不仅通读完了整部书稿，还亲自拿起笔，修改了书稿里的好几处内容，甚至连错别字，都帮他改了过来。

可就是这样一部倾注了老人一辈子心血的著作，出版之路，却一波三折，困难重重。

当时主管文化工作的康生，看了书稿之后，极力反对出版。他说这部书，是“封建文人的旧东西”，跟“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不沾边，根本不应该出版。

第一次出版的事，就这么被搁置了。

到了1970年，出版的事被重新提上日程，康生又跳了出来，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让章士钊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把整部书从头到尾修改一遍，不改，就不能出版。

章士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气得浑身发抖。

这部书，是他研究柳宗元文史的学术著作，是他一辈子的学术心血，怎么能为了出版，就随意修改自己的学术观点？

89岁的章士钊，当场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信里写了这么一句话：“我不相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也没有听说过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

言外之意就是，我绝不会改我的书，谁也别想逼我。

毛主席收到信之后，看完当场就火了，直接一锤定音，做了批示：

“章士钊先生，是党外人士，是老先生，世界观已经固定了，我们不能对这样的老先生提这种要求，书稿不必改动了，直接出版。”

就这一句批示，彻底堵死了所有反对的声音。

1971年，这部三百万字的《柳文指要》，终于正式出版了。拿到样书的那天，89岁的章士钊，抱着书，老泪纵横，像个孩子一样。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周总理在欢迎宴会上，还特意把这部书，当做国礼，送给了尼克松。后来，这部书被收藏在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成了中美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很多人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这部《柳文指要》的出版。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毛主席对章士钊的守护，从人身安全，到晚年生活，再到精神心血，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他懂这位老先生的风骨，懂他的坚持，懂他的心血，所以拼尽全力，护着他的周全，护着他的尊严。

三、92岁暮年赴港，为国家统一，燃尽了生命里最后一口气

章士钊这一辈子，经历了清末维新、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亲眼看着中国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到重新站起来，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他这一辈子，有两个执念：一个是说真话，守着知识分子的风骨；另一个，就是看到祖国完全统一，看到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第二个执念，是他晚年最大的心愿，也是他最终，燃尽自己生命的终点。

早在1956年，章士钊就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派，担任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信使，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联络。

当时，他通过自己的好友、著名记者曹聚仁，跟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取得了联系。他亲自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里没有半句空话，只写了一句最戳心的话：“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蒋介石的老家，在浙江奉化溪口，他的祖坟、祖宅都在那里。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一直担心自己的祖坟和祖宅，会被破坏。

章士钊这句话，就是告诉他：你的老家，你的祖坟，都好好的，安然无恙，祖国大陆，一直都在等你回来。

这短短一句话，包含了最大的诚意，也彻底打消了蒋介石心里的顾虑。

蒋介石看到这封信之后，深受触动，虽然没有公开表态，却私下里做出了回应，不排斥跟大陆进行沟通接触。从那之后，国共两党之间，通过章士钊、曹聚仁这个中间人，开启了多次秘密接触，为两岸和平统一，打下了最早的基础。

只可惜，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两岸的接触一度中断，可章士钊从来没有放弃过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的努力。

1973年，已经92岁高龄的章士钊，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耳朵背了，眼睛也花了，走路都需要人扶着，连吃饭都需要人照顾。

可当他得知，两岸之间的沟通渠道，需要重新打通的时候，他不顾家人、朋友，甚至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劝阻，主动请缨，要亲自去香港，联络两岸的旧友，重启和谈沟通。

所有人都劝他：“您都92岁了，身体这么差，香港那么远，舟车劳顿，您根本扛不住啊！万一出点什么事，怎么办？”

可章士钊却摇了摇头，眼神无比坚定，他说：

“我这辈子，没什么别的心愿了，就想亲眼看到国家统一。现在国家需要我，我就算是这把老骨头，埋在香港，也值了。我必须去。”

毛主席和周总理知道他的脾气，知道他一旦决定的事，就绝不会改变。最终只能同意了他的请求，给他做了最周全的安排：派了专机，安排了医生、护士、秘书、警卫，全程陪同照顾，确保他的安全。

1973年5月，92岁的章士钊，坐着专机，从北京飞往香港。

飞机起飞的时候，老人坐在窗边，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北京城，嘴里轻轻念叨着：“当年我劝润之快走，是为了护革命火种；今天我往南走，是为了给国家统一，拼最后一把力气。”

当年重庆谈判，他在毛主席手心写下一个“走”字，劝他离开险境，保全革命；二十八年之后，他以92岁高龄，亲自往南走，奔赴香港，为国家统一，燃尽自己最后一点光和热。

同一个“走”字，前半生是知己相护，后半生是家国大义，前后呼应，道尽了这位老人，一辈子的风骨与担当。

到了香港之后，章士钊不顾长途飞行的疲惫，不顾自己92岁的高龄，立刻就开始了工作。

他每天都要见很多人，有从台湾过来的老朋友，有香港的各界名流，有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络人。每天从早忙到晚，经常连饭都顾不上吃，身边的医生和护士，一次次劝他休息，他都摆摆手说：“时间不等人啊，我得抓紧时间。”

可他毕竟已经92岁了，身体早就经不起这样的劳累了。

到香港不到两个月，他的身体就急剧恶化，先是感冒发烧，后来引发了严重的肺炎，住进了医院。就算是躺在病床上，他还在惦记着两岸沟通的事，时不时就问身边的人，有没有新的消息，有没有新的进展。

1973年7月1日，香港的雨下得很大，敲打着医院病房的玻璃窗，噼里啪啦地响。

92岁的章士钊，躺在病床上，枯瘦的手，紧紧攥着那根被周总理派人修好的乌木拐杖。弥留之际，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让拐杖头轻轻磕了一下病床的金属床沿，发出了“笃”的一声轻响，跟1957年，他在政协礼堂里，那声脆响，一模一样。

他浑浊的眼睛，看着窗外的雨，嘴唇微微动着，身边的人凑过去，才听清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该走了，润之，我尽力了。”

话音落下，这位横跨了三个时代、风骨凛然的老人，溘然长逝。

他终究还是没能亲眼看到两岸统一的那一天，带着未竟的心愿，走完了自己92年的人生。

北京中南海里，毛主席得知章士钊病逝的噩耗之后，在书房里坐了很久很久。他手里拿着那本章士钊送他的《柳文指要》，指尖划过自己当年改过的字迹，一句话都没说，眼里满是悲痛。

那年春节，每年准时送到章家的2000元“利息钱”，再也没有人收了。

从1920年上海码头的两万银元，到1945年重庆酒局手心的那个“走”字；从1957年风波里的一句定调，到1966年危难处的一纸批示；从1971年力保出版的《柳文指要》，到1973年暮年奔赴香港的终极一程。

这段横跨了53年的交情，最终画上了句点。

结尾：写在最后的话

章士钊先生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坦荡的一生。

他经历了清末的风雨，民国的乱世，抗战的烽火，解放的硝烟，新中国的建设，亲眼看着中国，从积贫积弱，到重新站起来。

很多人评价他，说他是“政坛不倒翁”，说他在国共两党之间左右逢源，是个投机分子。

可我却觉得，他这辈子，从来不是投机，从来不是为了自己的官位和名利。他一辈子守的，从来不是哪个党派，哪个政权，而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北洋政府当权的时候，他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