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小镇，藏着抗战时中华文明的 “赓续密码”

提到李庄，许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名肴“李庄白肉”。但大家或许不知道的是，这道肉片薄长、需用筷子卷食的名菜，曾经有个不太雅观的名字“裹脚肉”。直到抗战时期，内迁李庄的学者陶孟和尝过后，才提议改为“李庄刀口蒜泥白肉”，后简化为“李庄白肉”。这一道菜的更名，折射出的是一段厚重的抗战历史。

近日，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抗日烽火中的李庄》，就为我们生动还原了这段历史。该片以1940年至1946年的宜宾李庄为缩影，聚焦抗战烽火中知识分子与当地民众同赴国难、共护文脉的感人历程，呈现了全民族危难时刻文明薪火如何被顽强守护、赓续不绝的故事。

李庄。来源/李庄文化抗战博物馆

山河破碎时 何处安放一张书桌？

1940年前后，随着法国战败及法国在亚洲的殖民地越南即将沦为日本进攻中国新的前哨基地，中国抗战局势更加恶化。这年夏天，日机对我国大后方大城市实行“疲劳轰炸”，昆明屡遭侵扰，刚迁到此地避难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高校师生又不得不频频放下工作，躲避空袭。

警报声成了日常背景音。同济大学胡津祥、项瑞棠两名学生先后倒在敌机轰炸之下。缺医少药的状况下，考古学家李济失去了11岁的爱女鹤征；青年学者劳干襁褓中的幼子夭折；“中央博物院”的曾昭燏，回国与母亲团聚不到半年，就不得不泪写祭文，将母亲的灵柩暂厝于滇，期盼“寇氛肃清”之日再扶柩还乡……

一张能平静书写的书桌，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国民政府不得不再次将在滇文化机构向较为安全的地带转移，并密令四川省政府筹备在滇大学迁川安置工作。在昆明，同济大学停止建校计划，校长周均时向在川校友钱子宁发出了协助寻找校址的函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史语所”）、社会学所和体质人类学所等单位也在酝酿搬迁，希望能搬到一个“地图找不到”的地方。

同济大学工学院李庄旧址。来源/纪录片《抗战烽火中的李庄》

转机发生在长江边一个名为李庄的千年古镇。

李庄十几位士绅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齐聚羊街8号，经过周密讨论，他们做出了一个载入史册的决定——欢迎“下江人”。同济大学接到讯息，如获至宝，校长周均时迅速回信，即刻启动了迁川之旅。同时，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也得知消息，他敏锐地感觉到，这个地图上难寻的江边小镇，或许正是存放国宝、潜心学术的理想之地，随即派遣研究员芮逸夫前往勘察。几天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王振铎也前来寻觅安身之所。一张覆盖中国顶尖学术力量的迁徙网络，开始向李庄汇聚。

今昔李庄对比。来源/纪录片《抗战烽火中的李庄》

1940年的秋天，充满艰险的大迁徙开始了。李方桂、石璋如带领装载着史语所九百多箱文物、图书的车队，颠簸在沟壑纵横的滇黔公路上。“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一首被临时改编的童谣道尽了辛酸。车辆在贵州“十八盘”的险峻山路上翻覆，时有所见。

更惊险的是水路，11月12日，一批装有珍贵古籍的木箱在宜宾附近翻沉江中。打捞上来后，人们用竹签小心翼翼地一页页揭开湿透的书页，在阳光下足足晾晒了三个月，才保住了这些文明的载体。

旅途同样折磨着人。由于梁思成病中无法同行，林徽因独自带着母亲和两个孩子，挤在敞篷卡车上，采取“骑马蹲裆式”坐在行李卷上，颠簸得“五脏六腑都差点吐出来”。董作宾到达宜宾后，在给石璋如的信中写道：

“如有未来同人，最好缓上一月半月为好。因内人病，请代买鱼肝油和温度表。”

字里行间，满是流离的困顿与相濡以沫的温情。

林徽因

冬季，万物凋零，气候阴冷，李庄青石板地面也散发着潮冷的气息。一早一晚的薄雾在宽阔江岸以及缓缓起伏的山丘四面浮起，往往日上三竿，仍是白雾横江。当风尘仆仆的人们抵达李庄码头时，热情的李庄人早已涌到江边。附近的街巷与店铺水泄不通，连树桠上也爬满了翘首张望的孩子。为表示主人的最大热情，镇上还组织了舞草龙、耍花船，敲锣打鼓，欢迎这些远方而来的客人。

11岁的梁再冰在日记里兴奋地写道：

“船就摇啊摇，摇到了江心，两岸风景极佳……到达了李庄，我们都高兴地大叫：李庄！李庄！”

同济医学院的学生冯克燕回忆：

“我们初到那地儿，感觉到非常吉祥美丽，由战区到那儿，忽然觉得这真是世外桃源，山穷水尽又一村。”

对于李庄的接纳与支持，宜宾市档案馆编著的《抗战时期文化教育机构在宜宾》记录道：

“令我们心生感动与敬佩的还有世代生活在这座川南小城里的本乡本土的人们，他们中间有开明的乡绅，但更多的是淳朴敦厚的农人。他们的文化水平或许不足以读懂先生们的锦绣文章，但他们凭着中国传统观念对文化与文人最朴素的尊重，持续奉献出自己的房屋与粮食，持久守卫着学人的书斋和文化的领地。”

“中国李庄” 战时的文化中心

1940年到1946年，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仅3000来人的李庄陡然增加了12000余名高校师生和科研人员。要安置这些“下江人”，意味着让出镇子里最好的空间。彼时李庄有“九宫十八庙”，大小庙宇祠堂近四十座，香火世代绵延。然而，国难当头，李庄人做出了“请神位，让师位”的选择。

香火鼎盛的道观祖师殿，变成了同济大学医学院的解剖室和实验室。尽管乡民们对剖解尸体很是恐惧，但得知是为治病救人后，他们选择了理解与支持。

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李庄旧址。来源/同济医学上海校友会

供奉东岳大帝的东岳庙，回响起了工学院学生的诵读与机器的轰鸣。

供奉张氏先祖的张家祠，让给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跨越大半个中国的数千件国家珍贵文物，得以在此稳妥安放。

月亮田一处栽着桂圆树的静谧小院，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驻地，梁思成、林徽因在此度过了他们困顿却丰产的四十岁。

板栗坳的“田边上”，成为史语所的图书馆，存放着“一两黄金一两书”的十三万册珍籍。常来看书的是甲骨文专家董作宾、语言学家李方桂、考古学家梁思永……

当然，这也伴随着争议与困难。1941年，南溪粮税分局占着原定给同济大学作门诊部的孝妇祠迟迟不迁，直接影响师生与百姓就医。李庄三十二名乡绅为此联名上书，信中言辞恳切而坚定：

“当此非常时期，官民同有协助政府完成抗建之义务，绅等之所以积极协助同大者良以该校对抗建贡献甚大，盖安定同大即间接增强国家力量。”

类似的协调无处不在。镇民们以支持教育为重，主动让出自家房屋，在函件中表示：

“缘民住居本镇第七保抗战军兴自愿从戎家慈孀居未理家政因民在贵镇第七保有房屋一院自同济大学迁来尽地主之谊全员房屋移作宿舍……”

当年李庄镇居民写的一封函件。来源/宜宾市南溪区档案馆

到了1942年，李庄镇上能容纳一定师生人数的巨宅已“征用尽矣”。罗南陔又挺身而出，将自家占地约三千平方米的“集成公祠”无偿借出，供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办学使用。

安定下来的书桌，却置于极度的物质匮乏与精神苦闷之中。董作宾的儿子董敏回忆，大家都闹着营养不良，害“李庄热”，个个面有菜色。梁思成曾为董作宾的孩子们画了一碗冒着热气的西红柿汤，旁边写着：“希望在胜利后，能喝这样一碗。”

不仅如此，川南四季潮湿多雨，疾病也是常客。1942年，失去小女儿不久的李济，再次失去了他的长女凤征。接连承受丧女之痛，他在日记中悲叹： “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

梁思成因早年车祸，脊柱受损，需常年穿着一件特制的金属背心支撑身体。伏案画图时，他常把下巴抵在一个小花瓶上，以减轻脊椎的压力。

他的弟弟、考古学家梁思永，肺病复发，一度病危，只能躺在担架上迁往山上阳光稍好的茶花院。即便在病榻上，他仍不忘侯家庄西北冈殷墟王陵的工作，让木匠给他做一块木板，将发掘报告文稿钉在上面，“做做睡睡、睡睡做做”，不肯有丝毫懈怠。

梁思永一家在李庄留影。来源/纪录片《抗战烽火中的李庄》

也正是在这样的境地里，中华文明的火种迸发出惊人光芒。所有人都憋着一股劲，把对民族危亡、时间紧迫的忧虑，转化为治学著述的动力。1943年，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到访李庄后不由感叹：

“中国科学家在战前最乡僻而毫无科学便利的地方，从事实验室之建造与工作，表现了坚毅与英勇的决心……深信中国科学家不怕和世界任何国家的科学家相较。”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前来探望梁林夫妇时也说：

“假使美国人处在此种境界，可能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了，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面接受了原始淳朴的农民生活，一面却还在致力于自己的事业研究。”

1943年6月，同济学生在李庄现场聆听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演讲。来源/同济大学团委

李庄，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随着各大机构与全国乃至世界的邮件往来激增，“李庄”作为一个独立的邮政地理单元被确立。邮件无需经宜宾或南溪中转即可直达，发往或寄出李庄的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便能准确送达。

罗尔纲的儿子罗嘉驩（huān）也在回忆童年生活时提及：

“即使在战时边远的山村，同世界上不少国家的联系还在继续。我最早的集邮是这时开始的，记得不过两三个月就能搜集到几百枚不同的邮票。外国寄来的邮件，没有冠以‘四川南溪’或‘四川宜宾’的地名就可径直寄到李庄。”

李庄邮局。来源/四川邮政

借助邮政通信的便利，李庄的知识传播能够横向跨越不同的地理空间，“中国李庄”也因此扬名四海。这座小镇，与重庆、成都、昆明并列为抗战中国四大文化中心，成为“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

考古求真 困厄中重写文明信史

面对山河破碎的愤懑，物资匮乏、接连丧亲的苦闷与“书生何以报国”的迷茫，我们不禁发问，退居李庄的学者何以有如此定力，坚持“文化抗战、学术报国”？

李济当年对“全面抗战”意义的阐释，或许给出了答案——

“要知道敌人的‘强’不是一方面的，我们的兵与敌兵对抗，农与敌国的农抗，工与工抗，商与商抗，所以我们‘中央博物院’要与日本的东京或京都那些博物馆抗。我们不要问在第一线的忠勇将士抵抗得了敌人吗？我们要问我们的科学或一般学术抵得过敌人吗？”

考古学家李济。来源/《李济文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一批外国学者和探险家陆续来华考察，他们在这里寻访矿藏山脉、古迹文物，并将考察所得古物和标本带回自己的国家。一位名叫安特生的瑞典学者，更是在对比了仰韶彩陶和中亚彩陶后作出推论：中国的彩陶文化来源于西方，由此引申出的“中华文化西来说”，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引发了强烈震动。

于是，以李济、梁思永为代表的一代考古学者，决心让科学的考古学在中国生根，希望找寻并验证中国文化真正的来处。20世纪20年代，他们先后加入史语所，和毕业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董作宾一起，在甲骨文的发现地——安阳殷墟展开了为期九年的发掘。七七事变后，他们把这个共同的使命，带到了李庄。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来源/安阳殷墟景区

在一处由张家戏楼院改造的工作室里，李济埋首于从安阳辗转而来的数千件陶器，带领年轻学者们测量、绘图、分类，完成了《殷墟器物甲编·陶器》等重要著作，为中国考古学确立了科学的类型学标准。戏楼院的看台上，梁思永将侯家庄西北冈发掘中的出土器物逐一开箱检视，并加以描述。即使后期疾病缠身，他也坚持写作，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侯家庄西北冈报告的部分章节初稿和分章目录。

与看台东西相向的戏台，通向的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世界。这里，董作宾在史语所唯一一盏亮度尚可的煤油灯下，历时八载，推演考订，完成了划时代的巨著《殷历谱》。他通过梳理甲骨卜辞中的天文记录，系统重建了商代的历法体系，为模糊的上古历史提供了确切的年代坐标。这部被陈寅恪誉为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国学术界第一著作的《殷历谱》，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向上延伸出了文明的纪年和尺度。

然而，要彻底驳斥“西来说”，最终必须回到田野，用地下出土的实物证据说话。承载着前辈的希望，年轻的考古学家夏鼐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经历数月的奔波与反复的失望，终于在1945年春，他采用严谨的地层学方法，对位于广河阳洼湾处的两处墓葬进行了科学发掘，并在埋藏齐家文化典型陶器的地层下方，发现了两片仰韶文化特征的彩陶。由此，安特生对仰韶文化历史时期的定论被推翻了，中国文化西来说证据链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也就此断裂。

此后多年，在后辈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彩陶文化的传播路线被一步步清晰还原。种种事实表明，彩陶文化不仅不是来自西方，反倒是从东向西传播，当到达甘青地区后，它又越过河西走廊，影响到了新疆。

“彩陶之路”示意图。来源/古浪县博物馆

李庄的考古与文化研究学者们，在极端困苦中抢救、整理国故，于战火中重写了一部基于科学证据的文明信史，有力回答了“我们是谁，从何处来”的根本之问。

当然，在其他的学术战线上，学者们同样以纸笔为戈，守护着文明的火种。梁思成被任命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副主席后，和学生罗哲文共同编撰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文物目录，让无数千年古刹得以穿越战火，留存至今。他的妻子林徽因，卧病期间仍在李庄出版的《中国建筑学社汇刊》上，发表了《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亲手绘制中国战后廉租房的设计草图，其中“居者有其屋”的理念，饱含着她对战后重建的热情和希冀。夫妻二人联手完成的《中国建筑史》初稿，更是首次把中国建筑史学纳入了科学研究的领域。

梁思成和林徽因。来源/纪录片《抗战烽火中的李庄》

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的童第周和夫人叶毓芬，用几个鱼缸、一架显微镜做成“实验室”，展开了领先世界的生物胚胎研究。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师生，不仅根治了困扰川南的地方病“麻脚瘟”，还通过举办展览、出版《医讯》，向民众普及现代医学知识。工学院教师王达生在李庄期间先后发明了“达生灯”、浅水汽船，让小镇比县城早十年用上电灯，大大方便了民众出行。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王守觉当年还是电气工程系的一名学生，他修好的一台废旧收音机，成了小镇接听外界讯息的“耳朵”，日后抗战胜利的消息正是通过这台收音机，第一时间传遍了李庄。

从追溯最古老的文明纪年，到保护当下的文化遗存、以科学知识解决战时民生之困，再到规划战后的家园重建，李庄的学者们以学术报国的方式，织就了一张守护文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大网。

山高水长 文明不绝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

李庄热烈欢庆之后，像长江夏天涨水、波涛浪涌过，又恢复平静地缓缓流动。抗战胜利，意味着从外地搬迁来李庄学习、工作、生活6年的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要再次启程回迁。撤出李庄，这是必然的结果。

离别之际，深情难舍。史语所将一块纪念石碑立在了板栗坳牌坊头前，碑额由董作宾以甲骨文书就四个大字“山高水长”，碑文《留别李庄栗峰碑铭》情真意切：

“江山毓灵，人文舒粹。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先生们化用范仲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典故，以向滋养庇护了自己近六年的山川大地与乡邻百姓表达感谢。

同时，他们还将六年间在李庄取得的学术成果，集中编成了一套三卷本的《六同别录》，内容涵盖考古、历史、语言、古文字多个方面。之所以取名《六同别录》，也是为了纪念这个同风共雨六载的长江小镇。李庄的前身，始于梁武帝时期的六同郡，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在遭受侵略的国难期，它为日后蓬勃生长的部分中国学术，保留下一畦深耕过的沃土。

《六同别录》。来源/李庄文化抗战博物馆

这份情谊，并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自2005年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师生们就开始持续参与李庄的保护规划。自2006年起，同济大学每年向李庄派出支教团，接力传递知识的火种。2016年，李庄与同济大学共建的李庄同济医院投运，94岁的吴孟超院士重返李庄，亲自揭牌并主刀首台手术……一代代学者与学子，用不同的方式续写着“山高水长”的佳话。

八十余年过去，李庄再度归于宁静。这里曾安放过来不及撤下灵位的祖宗牌位，也安放过这个民族最精深的学问与最珍稀的文物；这里曾回荡过躲避轰炸的警报，也迸发出照亮中华文明的学术星火……战火或许可以烧焦土地，却始终烧不毁由学者、乡民共同守护的文明薪火。

文明也正是因此不绝，如江声浩荡，日夜拍岸，世世不息。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