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最害怕的，不是听到老郑被捕的消息，而是段承愈给她说的话！

1949年深秋，朱枫带着密信登上去台湾的船时，就知道哪天脖子上的绳子可能突然收紧。可真听到“老郑”出事的消息，她没慌；直到段承愈蹲在舟山沈家门的巷口阴影里，凑到她耳边说那几句话，她攥着怀表的手才第一次发颤。不是怕自己死，是怕手里藏着的机密再也送不出去。

“老郑”是蔡孝干，台湾省工委书记，也是朱枫在台湾的顶头上司。1950年1月29日，蔡孝干在台北泉州街的住处被捕，消息是地下交通员顾孙谋辗转传来的。朱枫当时刚从台北转移到舟山，住在缪家路15号的顾柳松家里，怀里的瑞士怀表表盖内侧，用针尖刻着“13/5”——那是国民党舟山防卫司令部5月13日换防的核心机密，而她随身带的口红管里，还藏着吴石将军给的《台湾沿海海防布防图》微缩胶卷，上面标着炮位、兵力部署，是大陆解放台湾最急需的情报。

听到蔡孝干被捕，朱枫第一反应是摸了摸口红管，确认胶卷没露馅，然后让顾孙谋联系三桅帆船，想尽快把情报送回大陆。可她怕风浪把胶卷毁了，没敢马上走；后来又想拿金饰贿赂渔民，却没料到那是保密局的“钓鱼行动”。那会儿她心里只有“保情报、保同志”的念头，半分怕的意思都没有。

真正让她乱了阵脚的，是2月12日的段承愈。段承愈之前一直以“省工委联络员”的名义跟她对接，说话带着点腼腆，谁知道他真实身份是保密局电讯科少校，早就把她的行踪报给了特务。那天傍晚，段承愈从墙根儿底下钻出来，脸色白得吓人，抓着她的胳膊压着嗓子说：“陈太太（朱枫化名陈静），你快逃！老郑被捕才48小时就全招了，连你在台北住的客栈、见吴次长的时间，都跟特务说了！”

这句话像冰锥扎进朱枫心里。她不怕蔡孝干被捕，哪怕知道特务会用刑，她都觉得只要有人扛住，情报网就还能撑；可“48小时全招”这几个字，意味着她的身份、行踪，甚至吴石的代号，都已经摆在特务的桌子上。段承愈还补了一句：“特务早就去台北客栈查了，连你穿的黑围巾都记下来了，现在舟山的码头全是你的画像！”

朱枫没再多问，她知道段承愈肯来报信，不过是想让她主动暴露，好领赏。她当下把口红管塞进顾柳松家的房梁缝里，又把怀表交给顾孙谋，让他想办法送出去，自己则朝着普陀山的方向走，想引开特务的注意力。可没走多远，就看到穿黄军装的特务在盘问路人，手里的纸片上，赫然是她的样子——蔡孝干连她眼角的痣都描述给特务了。

1950年2月18日上午10点，特务破门冲进顾柳松家，朱枫刚把房梁上的口红管取下来，还没来得及藏好就被按住了。被捕后她被关在舟山定海监狱，2月26日，她趁看守不注意，吞下了身上4.3克的18K金戒指——不是想求死，是想把藏着情报的金饰随尸体运回大陆。可特务很快发现了，用高压水灌肠灌了37小时，把金戒指完整取了出来。审讯时，特务问她后悔吗，她只说：“你们能取出金子，却取不走中国人的骨头。”

1950年6月10日，朱枫和吴石、聂曦、陈宝仓一起被押到马场町刑场。她被五花大绑着，却主动要求面向大陆方向。行刑队遵照指示用了达姆弹，子弹打在她的背部，法医报告说共中六弹，全打在心肺区域。临刑前，她还整理了一下衣领，没说一句求饶的话。

后来有人说，要是段承愈没说那番话，朱枫会不会能把情报送出去？可没人知道，段承愈报信后没几天，就因为“办事不力”被特务骂了一顿——他没料到朱枫会把情报藏起来，还想引开特务。朱枫到死都没怪过谁，她只是可惜，没能亲手把胶卷和怀表送回大陆。现在再想，她当时最震惊的，可能不是蔡孝干的叛变，而是自己信任的“同志”，竟然是特务；自己坚守的信仰，在有些人眼里，连赏钱都不如。可就是这份没送出去的情报，后来成了两岸历史里最沉的一块碑——碑上刻着的，不只是她的名字，还有那些藏在口红管、怀表里，没来得及说出口的“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