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保卫部又查了出入境记录,确实没有秦曼云的踪迹。”1973年深秋的菊香书屋里,警卫员李银桥捧着文件夹轻声汇报。毛泽东放下手中的《资治通鉴》,摘下老花镜揉着太阳穴:“这都四十二年了,她倒真会藏。”您说这女人到底什么来头?能让主席记挂半辈子?
时间倒回1931年4月那个潮湿的清晨,霞飞路巡捕房的铁门“咣当”一声被推开。当国民党中统上海区行动科长王斌看到押送来的秦曼云时,他下意识整了整西装领口——眼前这位28岁的女共产党员,米色旗袍领口别着珍珠胸针,发髻纹丝不乱,倒像是来参加茶会的名媛。隔壁刑讯室突然传来皮鞭破空的脆响,秦曼云捏着手帕的指尖骤然发白。
“秦小姐是聪明人,何苦为赤色分子卖命?”特务把玩着烧红的烙铁,“隔壁那位可撑不过三分钟了。”话音未落,撕心裂肺的惨叫戛然而止。秦曼云浑身一颤,旗袍前襟晕开深色水渍,审讯记录显示她当场供出三个秘密联络点。说来也怪,这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材生,五卅运动时面对军阀枪口都不曾退缩,此刻竟被几声惨叫吓得魂不附体。
不得不承认,她的叛变给组织带来的损失堪称灾难。当丈夫盛忠亮被拖进刑讯室时,这个曾写下血书“誓与组织共存亡”的宣传部长,看到妻子安然无恙地捧着热茶,竟在半小时内交出了全部电台密码。三天后,国民党宪兵按图索骥收缴七部发报机,黄浦江畔二十七个联络站被连根拔起,连炊事员的襁褓婴儿都未能幸免。上海《申报》头版标题触目惊心:“赤匪巢穴一夕倾覆”。
有意思的是,这个济南首富家的千金本与革命绝缘。1925年她在女子中学读书时,哥哥秦茂轩已是地下党骨干。某个秋夜,她偶然撞见哥哥在阁楼油印传单:“小妹你看,济南城东的纺织女工每天干十二小时,工钱只够买五个窝头。”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共产党宣言》封面上,18岁的秦曼云突然抓起滚筒:“哥,教我印字!”
莫斯科的雪夜或许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当关向应在宿舍楼下等她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时,这个梳着麻花辫的山东姑娘正对镜试戴新买的貂皮帽。1928年冬,她收到丈夫从湘鄂西苏区寄来的信:“曼云同志,你我革命理念已渐行渐远。”离婚协议里夹着张泛黄照片——那是关向应在攻打监利县城前拍的,军装破旧却目光如炬。
1981年深秋,北京饭店宴会厅的水晶吊灯晃得人睁不开眼。76岁的秦曼云戴着三克拉钻戒,用镶金手杖敲了敲地板:“鹤寿兄,当年要是有现在的医疗条件…”话音未落,对面的布衣老者“啪”地摔了茶杯:“当年黄文杰同志被你们指认时,可曾说过半句软话?”王鹤寿指着她颤抖的钻石项链:“看看你这身行头!对得起济南纱厂饿死的女工吗?”
历史总会留下耐人寻味的注脚。当秦曼云在台北阳明山的别墅里收听新中国建设广播时,她或许会想起1934年那个血色黄昏——七名因她告密被捕的同志被押往龙华刑场,其中戴着手铐的印刷工人突然高喊:“告诉茂轩同志,他妹妹的事不怪他!”枪响前的最后一秒,那个山东汉子朝着西北方向笑了笑,仿佛看见济南老家的石榴树又开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