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前刘少奇发出的这个警告，至今仍然值得高度警惕

69年前刘少奇发出的这个警告，至今仍然值得高度警惕！

刘少奇（中）

1956年9月27日，党的八大胜利闭幕，在闭幕式上通过了《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当前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党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八大精神的指引下，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建设进军的新的步伐。

但是，还不到一个多月，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接连发生一些令人不安的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警惕和密切关注。这些不安事件的源头就是1956年2月苏共在二十大闭幕当晚，由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抛出的长篇秘密报告，他在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由此引起东欧甚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大思想动荡。

这就导致波兰以及其他一些东欧国家，要求摆脱苏联控制、进行社会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1956年6月，波兰发生因工人的某些要求没得到满足而引起的流血冲突事件，并由此导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发生重大分歧，而且这种分歧越来越公开化。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领导人，以武装力量强势干涉波兰内政。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两次就波兰局势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派出由刘少奇或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同他们商谈，如何处理波兰问题。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一方面向苏共中央发出严重警告，坚决反对苏联对波兰采取武装干涉；另一方面，派出由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苏联。

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苏联没多久，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又爆发类似的动乱，局势比波兰还更严重，匈牙利的党和政府甚至失去对局势控制的能力。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在同苏共中央讨论波匈局势的会议上发言，他再次强调毛主席关于波兰局势的看法，并对苏共中央大国主义和大民族主义提出坦率的批评。

当匈牙利国内局势恶化到，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反政府势力占优势的情况下，苏共中央对此感到绝望，准备从匈牙利撤出军队，放弃努力。刘少奇组织中共代表团讨论了一整天，并把讨论结果向毛主席作了请示汇报。在当晚苏共举行的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表示，反对苏军撤出匈牙利。

在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启程回国前，赫鲁晓夫率苏共中央主席团主要成员到机场送行。并告知中共代表团，苏共决定在匈牙利采取进攻方针，尽全力挽救匈牙利的局势。刘少奇一回到北京，就连夜向毛主席作了详细汇报，一直汇报到第二天清晨，波匈事件给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层以强烈震动。

第二天，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刘少奇等人的汇报，并对东欧局势进行讨论。八天后，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向大会通报东欧的局势以及这次访苏的有关情况之后，他着重谈了波匈事件产生的原因以及我们应当采取的方针。

1956年匈牙利事件

刘少奇一针见血地指出，波匈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这些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学苏联，过多建设重工业，牺牲了轻工业和农业，使得人民生活一直没有得到改善。而国家领导人又学苏联那一套享受特权，这就激发群众不满，所以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且，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又损害了他们的民族尊严。

刘少奇认为，我们要特别保持中苏两国和两党的关系，因为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的好坏是决定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局势的关键。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真把中国的工作做好，只要中国的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影响其他一些国家。刘少奇强调，我们的党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不能脱离工农劳动群众。

刘少奇警告，在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办法和措施，要提起注意，在党内和人民中间进行教育，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他提出，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应有一定的限制。

刘少奇建议，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一些特殊的待遇应该取消，在人民中间引起不好影响的都应该取消。他甚至还设想，我们也可以参考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制度，比如退休制度等等。当时，国内也出现一些不稳定因素，群众闹事的现象逐渐增多。

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说，1956年在国际和国内都是一个多事之秋。1956年上半年，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原有的矛盾基本得到解决，而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又逐渐产生和突出出来。比如，领导机关中还存在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等弊病。

再加上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及波匈事件带来的波动，使得社会上新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有些激化起来，导致一些群众性的闹事。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春，在我国城市大约有一万名工人罢工，一万名学生罢课，农村中也有少数农民闹退社分社以及上访告状等等。如何正确的解决这些新问题？

毛主席最先从理论上给予回答，那就是在《论十大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这一理论让刘少奇在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他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深入思考。他很快就决定，抽出一段时间到基层去，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一次深入广泛的调查。

从1957年2月18日开始，到4月14日返回北京，刘少奇在这两个月中先后在保定、石家庄、邯郸、新乡、郑州、许昌、武汉、长沙、株洲、广州等地，就人民内部矛盾的状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一方面，听取沿途各省市领导人的汇报，同他们交换意见；另一方面，深入到工厂学校和农村实地考察，听取群众意见。

刘少奇通过调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调研的同时，他认真研究群众反映的问题，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在沿途向干部和群众宣传毛主席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解答了干部群众中存在的许多模糊的或不正确的认识。这次调研，刘少奇把如何对待群众闹事问题作为重点。

赫鲁晓夫

刘少奇强调，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现在工人、农民、学生为什么闹事情？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情的群众采取什么政策？他说，现在地主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已经基本肃清，帝国主义也赶走了，因此，和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事情办不好，群众自然会怪我们。

刘少奇认为，群众怪我们的原因主要是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有敌我矛盾。对于闹事者，我们的政策不是高压也不是退让，而是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要求正确就接受，不正确的解释和批评。人民内部闹事是个新问题，不想好办法将来会吃大亏。

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刘少奇发现群众中出现的闹事几乎都是从经济性质的切身利益出发的，基本上没有带着政治目的的活动，所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是可以通过说服和教育加以调解的。群众闹事除了存在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以外，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造成的。

刘少奇认为，群众闹事在一定程度上是坏事，但又是好事，因为可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纠正我们的错误。要使群众不闹事或者少闹事，除了要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克服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了解群众的情绪和要求，了解群众的一切情况，克服官僚主义，群众闹事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对群众闹事反映出来的问题，刘少奇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说明我们的社会制度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相适应或者不尽完善的地方。

刘少奇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改革意义的主张和设想：一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它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二是搞活经济，使我们的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灵活性和多样性；三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改革某些多年延续下来的由国家包下来的制度，为人民群众解决一些关系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四是重视领导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防止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产生。刘少奇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信任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绝对不允许干部在处理问题时，把自己摆在和群众对立的地位，站在群众之上，指责群众，命令群众。

刘少奇强调，我们党政府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人本来是人民群众的公仆，社会的公仆。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自己还不自觉，这是错误的。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69年前刘少奇发出的这个警告，至今仍然值得高度警惕！

刘少奇还注意到，有的领导干部在生活待遇上搞特殊化，严重脱离群众。他说，有的地方开始萌芽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封建制度。如果有这种制度开始萌芽，就应该废除，那些在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是危险的，将来会跌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