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废墟到亚洲四小龙，国民党做对了什么？让台湾经济60年代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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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的台湾，由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12000美元，所以赢得东亚“四小龙”、“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等称号。

那么台湾是如何成为“小龙”的？今天起，我们分几期来讨论这个话题。

1、国民党逃台后的举措

经历过二战的战火，使台湾经济遭受了严重摧残。

1945年9月10日，南京政府成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作为过渡时期台湾的行政体制，赋予其较一般省政府更大的自主权，行政长官可以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制定单行法令。

这种独特的行政体制对于战后台湾经济的恢复与重建有着重要意义。行政体制建立后，国民党开始着手台湾经济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1949年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台湾面临的压力骤然增加，经济环境十分恶劣，人口急增、物价飞涨、财政赤字巨大、外汇严重不足、存在大量失业。

稳定和重建经济成为国民党逃台后的最主要目标之一。

1949年开始，当局推动了多项重大改革措施，包括：

进行土地改革。

1949年到1953年间，先后实施了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措施，较为彻底地打破了农村封建土地制度，使自耕农数目大大增加。

其结果一方面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通过结合四大公营公司（水泥、纸业、农林及工矿公司）的民营化，使地主的投资方向由农村的土地买卖转向城市工商业，有助于工商业发展的资本积累。

实施币制改革。

1949年6月15日公布《新台币发行办法》，使新台币发行采取十足黄金准备，订定最高发行限额，以重建人民对新台币的信心；同时创办黄金储蓄和优利存款，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稳定物价。

改革税制。

1951年公布《台湾省内中央及地方各项税捐统一稽征条例》，消除征收障碍，开拓税源，建立以直接税为中心的赋税体系。

实施外汇管制。

将新台币兑美元的汇率予以固定，实施严格而复杂的外汇分配制度与贸易管制。确立工业发展方向。在恢复日本人遗留设备的基础上，加强“国防”与生活必需品、外销产品及进口货替代品的生产；并选择电力、肥料及纺织工业为优先发展工业。

经过上述努力，1952年台湾经济生产已大致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物价涨幅也渐趋缓和。台湾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起飞前的积蓄

50年代初期，尽管经济恢复已基本完成，但台湾当局面临的经济形势仍十分严峻：

一是“国防”支出庞大，财政仍然呈现巨额赤字；二是人口快速增长，失业率达10%左右；三是工业资源缺乏、资本不足、技术落后；四是外汇短缺，原来赖以赚取外汇的糖、米、香蕉等农产品因人口增加而剩余减少，无法继续换取所需外汇，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台湾当局在大力发展农业、“以农业培养工业”的同时，决定采取进口替代政策，重点发展消费品工业以替代进口，以节省外汇和增加就业。

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充分供应岛内所需的农、林、渔、牧产品，以稳定物价和节省进口农产品所需外汇，并力求增加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出口增加外汇收入，通过农业的发展，加快工业劳力的供给与资本积累。

因此台湾当局对农业的投入增长较快，政策上也予以大力扶持。1948年成立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在农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立初始“农复会”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推动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完成后主要工作转向农业教育、农业推广、土地利用、水利设施兴建、农林渔牧生产改进等方面。

1953-1956年间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5.7%，1957-1960年间为4.3%，是台湾农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产出结构也发生变化，除发展米糖等传统作物外，并引进凤梨、香蕉、柑橘、烟叶、洋菇等经济作物，使台湾农业由自给自足进入商品化时期，大量的农产品及加工品开始外销。

农业的快速发展对于促进当时岛内工业发展功不可没，农业发展不仅为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农产原料与消费市场，而且台湾当局通过低粮价政策，通过田赋征实、随赋收购、肥料换谷、出口差价等政策，将农业剩余有效地向工业转移，即所谓“以农业培养工业”，加速了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

此外，当时农产品及农产加工品出口占总出口额的80%左右，并在同类贸易中保持巨额顺差，为台湾工业发展赚取了大量外汇。

3、起飞的政策方向

1953至1962年间，工业生产总值以年均11.7%的速度增长，前后增加近两倍；其中制造业年均增长12.5%，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门。

工业占台湾岛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由1952年的15.4%提高到1962年的21.9%，其中制造业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6%。

许多新兴工业部门在50年代相继建立起来，如洋菇罐头、汽车外胎、塑胶粉、平板玻璃、电动机、电话机、汽车等新工业产品不断涌现；传统消费工业品产量也大幅上升，如面粉、味精、合成板、电风扇等产量均增加了10倍以上。

制造业行业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化：

1953至1962年，传统的食品、饮料、烟草占制造业产值份额由33.21%下降到30.19%，纺织与服装业由23.48%下降到14.95%，而化学、石油产品及橡胶业由15.43%上升到18.30%，金属加工制品由10.23%上升到14.81%。

工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1956至1962年间经济实质年均增长率达到7.1%，为60年代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基础。

台湾经济得以在50年代站稳脚跟并有所发展，除了得益于进口替代工业发展策略的实施，以下因素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是高利率政策。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台湾当局在50年代采取高利率政策以吸引存款，银行年息在1951年和1952年曾高达60%以上，其后虽然几度下调，但在1960年以前基本维持在20%以上，扣除通货膨胀年增长率，50年代绝大部分年份的银行利率仍在10-20%之间。

高利率政策本意在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在1953年恶性通货膨胀基本被遏止后，其吸收社会游资、增加社会储蓄的功效开始发挥出来。

1952年到1964年，民间存款占银行存款总额的比例由54.4%上升到了68.8%，成为银行存款的主要来源。

在50年代的台湾岛内净储蓄额中，若不考虑美援因素，民间储蓄占岛内净储蓄总额的90%以上，成为台湾资本形成的重要来源。

对于企业而言，由于这时期的利率尚未超过企业承受的极限，仍能促进投资和企业的资本积累，同时高利率提高了企业的借贷成本，一方面使企业更加有效地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一方面客观上起到了鼓励企业发展节省资本的劳力密集型企业的效用。

这是台湾当局在实施高利率之初所未想到的。

二是美援的注入。

从1951年到1968年，美国向台湾提供的援助总额达14.8亿美元之巨，对当时的台湾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美援对稳定财政、抑制通货膨胀功不可没，从1951-1969年美援主要通过相对基金的形式补助台湾当局的预算，总数达101.9亿新台币，使当局不仅消除了财政赤字，而且有了较大数目的储备；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据分析在第一期经建计划期间降低通货膨胀率7.74%，第二期经建计划期间降低1.35%，第三期经建计划期间降低4.11%。

其次，美援填补了当时严重制约台湾经济发展的“两个缺口”，即：

一是外汇缺口，1951-1968年间台湾国际经常账逆差共达16.09亿美元，综合逆差达11.6亿美元，由于美援的注入反而使台湾产生3.2亿美元的国际收支节余，使台湾在出口创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得以进口所需生产设备与生产原料，当时美援占商品与劳务进口总额的比例年均达33.6%；

二是资本与储蓄缺口，当时岛内储蓄额远不能满足投资的需求，美援年均占了台湾投资总额的36.8%，当时美援重点支持的电力、水库、肥料、纺织、铝业、机械与一般化学工业等部门，都是台湾经济发展初期最重要的基础产业。

第三，美援为台湾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通过美援协助台湾在职人员赴外国接受专业训练的科技人员高达2129人，这对于当时人才严重匮乏的台湾无疑是雪中送炭。

从总量来看，1952年至1961年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长率为7.9%，而美援占GNP的比重年均即达6%，从而大大缩短了台湾经济实现起飞的时间。

4、经济起飞的措施

进口替代策略为台湾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这种对工业高度保护的政策也存在许多弊端：部分工业在保护政策下导致生产设备过剩和利用率降低，形成资源浪费；严格的进口管制与外汇申请、核准措施造成严重的行政负担；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所需进口的资本设备与原料无法完成外汇平衡。

尤其50年代后期，这些弊端暴露的更加充分，加上进口替代工业因岛内市场的饱和而产量过剩，使得工业增长速度减缓，无法进一步吸收当时仍然存在的大量失业人口。

因此，从50年代后期开始，台湾当局开始采取鼓励出口政策，即以岛内过剩的轻工业品出口代替传统的初级农产品，使台湾走向出口扩张的经济发展新阶段。

为鼓励出口，台湾当局主要采取了以下重大经济政策：

实施《改进外汇贸易方案》。

该方案1958年公布，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简化汇率和通货贬值，将原来的多元复式汇率逐步简化为单一汇率，并将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由1美元兑24.78元大幅贬值为兑40元；

第二，放宽进口限制，取消进口配额制度和限额制，逐步将禁止或管制进口的物资改列为准许进口物资，并提高可申请管制进口的标准；

第三，鼓励出口，对出口所得外汇给予100%的可自由买卖的结汇证，减少出口管制和简化手续，机动调整出口底价，扩大出口退税范围，简化限税手续，扩大外销低息贷款以及充分供应进口加工原料外汇等等。

颁布《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

台湾当局于60年代初拟定该方案，作为1961-1964年第三期经建计划的基础，确立了首先追求“经济的稳定”，并在稳定中再求“经济的发展”的基本原则。

从内容看：

在加速经济发展方面共8点，即鼓励储蓄、节约消费、筹建资本市场、改善民间投资环境等；在预算控制方面6点，包括建立租税与税务行政制度和规划预算制度等；在金融方面共3点，包括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制定存贷款业务机构的系统规划以及严格划分各银行业务性质等；外汇与贸易方面共2点，包括建立单一汇率制度、放宽贸易管制、简化进出口手续及加强与海外的商业接触等，合计19点，实际上是一个全面性的财政、经济与金融的革新计划。

制定《奖励投资条例》。

该条例是根据《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所制定的第一个法案，于1960年9月公布实施。其主要目的在于排除原有法令中阻碍投资发展的限制，放宽各种减免税捐的尺度，对资产进行重新估价，以便于工业用地的取得，促进岛内投资，诱导外资流入和鼓励产品出口。

颁布《外销贷款通则》。

该通则于1962年3月领布，规定凡经营外销业务的工厂与商业机构，就其外销产品在产销过程中所需的原料及周转资金，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数额不限，并可以用外汇偿还，利率为年息7.5%，大大低于当时一般的贷款利率18-20%；1970年，“中央银行”又公布“外销贷款贴现办法”，由“中央银行”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援，并将利率降低为6.5%。这种重复融资、低利贷款的政策，对当时的出口厂商给予了很大优惠。

设立加工出口区。

1965年台湾当局制定《加工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先后建立起高雄、楠梓和台中三个出口加工区。在加工出口区内投资的岛内外厂商可以享受到种种优惠，如凡投资企业进口自用的机器设备、原料、半成品等，一律可以免税，出口产品可以免除出口税，投资企业在区内可免除营业税和商品税等等。

在出口加工区内，土地全部公有，投资者可自己租地建房，也可低价租赁官方提供的厂房。加工出口实行集中管理，对投资建厂、结汇、货物通关等手续大大简化。

加工出口区设立后，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尤其在吸引外资方面十分成功，到1975年10月份共吸引外资1.41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82.4%；其出口额在1974年达5.1亿美元，占当年总出口额的将近十分之一。

5、腾飞的效果

这些鼓励出口的政策取得明显成效，出口大大增加了。

从1960年到1972年，台湾进出口贸易总额从4.61亿美元迅速增加到55.02亿美元，增长近10倍，其中出口额由1.64亿美元增加到29.88亿美元，增长18.2倍，出口平均年实质增长率达到24%。

到1971年，台湾结束了连年贸易逆差的局面，首次出现了2.16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工业品出口逐渐成为台湾出口贸易的主力，1960-1972年农产品与农产加工品占出口比重由67.7%下降到16.7%，而工业品出口相应由32.3%提高到83.3%。

台湾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出口带动下高速增长。

制造业生产指数(1986年=100)由1960年3.60提高到1972年的26.74，增长7.4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7.4%。

以纺织业为龙头的制造业成为这一时期台湾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导部门。1963年，台湾的国民净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由50年代的5-8%左右跃升为13.6%，按照“起飞”一词发明人罗斯托的定义，迈入了经济起飞阶段。

1960-1972年，台湾的岛内生产总值(GDP)实质年均增长率达到10.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54美元增加到522美元，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平均上涨率为3.3%，基本保持稳定。

60年代，成为台湾战后经济增长最快的“黄金时期”。

与工业的蓬勃发展相对应，农业部门在60年代经历了由兴至衰的发展历程。

由于在化学肥料、饲料及农机具等方面的大量投入，农业在1968年以前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1961-1964年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5.4%，1965-1968年为6.2%，同时由于工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快速吸纳，农业劳动人口总数从1965年开始下降，使台湾农业由过去劳动集约型的耕作方式逐渐转变为资本集约型。

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起台湾的产业结构发生迅速变化。

1960年，台湾农业、工业及服务业占岛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分别为28.5%、26.9%和44.6%，但到1972年三大产业部门的比例分别变化为12.2%、41.6%和44.1%，工业部门大大超过农业部门在总体经济的地位，台湾开始向新兴工业化地区转变。

同时，工业部门中许多新兴工业迅速发展壮大。

1963年，在制造业各部门产业结构中，食品加工业占26.43%而居第一位，纺织业占11.67%居第2位，化学工业(10.7%)与非金属矿(8.19%)居第3、4位；而到1972年，纺织业跃居首位（占13.31%），化学制品业居次位（12.36%)，电子电机工业(12.19%)和食品业(8.34%)分别居第3、4位。

纺织、化学制品与电子电器代替传统的食品产业，成为60年代台湾制造业的支柱产业。

从轻重工业的比例看，1963年制造业生产净值中的轻重工业比例为63.3:36.6，而到1972年该比例转变为53.6：46.4，台湾工业水平大大提高了。

客观评价60年代台湾经济的高速增长，台湾当局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不能忽视当时的有利环境所发挥的重要意义。

50年代末和60年代，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自由贸易盛行；同时，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借助第三次技术革命，开始致力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将劳动密集型工业逐渐转移到工资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形成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间的垂直分工体系。

这一时期华侨及外国人在台湾的投资额猛增，1965年到1972年，经当局核准的华侨及外国人在台湾的投资总件数达1354件，投资总额为7.56亿美元，平均每年近1亿美元。

1965年美援基本停止后，大量的外来投资和技术无疑对台湾起到了经济输血的作用。

此外，当时世界能源及其他重要原料价格低廉，为台湾的出口加工型工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先后爆发，也使台湾工业获得了大量订单。

出口导向经济策略为台湾带来了高速经济增长，但也产生了一定的弊端。

台湾当局在鼓励出口工业的同时，在岛内仍然实行相当强的经济管制，并以高关税保护岛内市场，因此形成了“二元化市场结构”，即一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其产品主要销往国际市场；二是大企业，其产品主要内销，并受到高度保护。

这种“二元市场结构”一方面造成岛内资源配置的扭曲，大企业因受到保护而在追求生产效率与技术进步上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造成中小企业满足于在进口原料-加工-出口的代工型生产模式中循环，原料与技术严重依赖进口，从而形成所谓“浅碟式”经济。

当1973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时，台湾即首当其冲，经济发展受到严峻考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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