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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因为汪精卫遇刺受伤，出国疗养，蒋汪合作的政权结束。
尽管蒋汪之间有隔阂，有怨恨，其程度尚未达到反目成仇的地步。怀疑蒋介石派人杀汪之事，没有根据，渐渐淡下去。
蒋介石不愿承担对日妥协罪名，有人公开表示反对汪精卫的外交，而拥护“蒋先生”，他心里明知道汪精卫外交里有自己的份，也不声明和汪共同负责，更不替汪辩护，真的是“使天下后世”，以汪为卖国，而以蒋为爱国者也。
汪精卫本人及其一派，对此愤愤不平。局外人也认为蒋介石耍滑头。不过，私下里，蒋介石承认汪精卫替他挡箭，四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宴请西南代表时说：“汪先生这几年为国，为党，为我，都说不得的，请你们不要再反对。”
汪精卫辞职后，在政治上仍不甘寂寞，还要借助于蒋介石的推崇，所以不想和蒋介石弄掰。
1、谁的“总统梦”？
汪精卫出国养伤治病期间，一直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政治动向，不改变蒋汪合作立场。这样，第三次合作并非难事。西安事变后，汪精卫回国，蒋汪重新合作，为第三次合作。
蒋汪第三次合作于抗日战争期间，对于抗日这项最中心的任务，两人不能一致，蒋介石抗日的调子很高，汪精卫则以唱低调为能事。这次合作从汪精卫1937年2月回国算起，只维持不到两年的时间。
国民政府元首称主席。国民党自从孙中山去世，其组建的政府就没有总统。
1931年的国民会议时，蒋介石有选总统的意思，硬是被胡汉民反掉了，文件上连总统字样也没见。蒋介石虽掌握了不小于总统的权力，还是不称总统称主席。
到了1936年5月5日，公布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简称“五五宪草”。这部宪草已吵嚷了几年。1928年6月，南京政府打败了张作霖之后，宣布军政结束，训政开始。
翌年规定训政自1929年至1935年，为期6年。据此，应于1935年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
南京政府自1933年由立法院以孙科为首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制宪工作。
1934年10月立法院三读通过，提交国民党中央审核。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汪精卫会前被刺未能出席的那个大会，通过决议，接受宪法草案。
之后在五届一中全会又进行局部修改，决定：1936年5月5日公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这个宪法草案规定中央政府设总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设总统，这是一件新事，对有的人极有吸引力。
“五五宪草”公布的时候，汪精卫在国外。他从春天出国，先在德国就诊，后往返于德国、法国、捷克、英国之间。不过，国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国民党内各派矛盾，尤其西南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激烈等情况，汪精卫一清二楚。
他通过陈璧君及原改组派的头面人物了解国内信息，注视国内时局动向，指示国内亲信以行动准则。他们之间，函电交驰，相当频繁。
蒋介石为了解决半独立状态的两广问题，拉胡汉民入京，胡曾有所考虑，终未成行。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病故于广州，两广失去了政治轴心，蒋介石认为取消两广半独立组织的时机成熟，派人前去商讨，并拉广东实力派陈济棠打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两广于是联合发起“六一运动”，揭起抗日旗帜，出兵北上。
汪精卫得到上述信息，于5月14日给陈璧君电称：对蒋介石保持向来的合作关系；对西南方面只取得感情联络，不建立政治关系，如其来人，至多不即不离。因为，如果联合西南倒蒋，是尽毁数年来的立场，“我决不为。”即使挟西南以自重，亦所不屑。
同年7月1日，电复陈璧君，可以签名取消西南两机构：广州政治分会、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取消主张是蒋介石提出来的，汪精卫让陈璧君表态拥护。这既是表示汪精卫反胡派立场不变，也是表示拥蒋立场坚决。
2、回国的时机
11月12日开国民大会的决定，引起汪精卫的重视。他关心的是国民大会是否选举总统。
按行宪的程序，国民大会要通过宪法和选举总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行宪时，于1946年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宪法，1948年开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也就是说制宪和选举总统分别召开两次国民大会解决。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案中，没说明1936年11月的国民大会是否同时选举总统。汪精卫于1936年6月1日电陈璧君，让她“探复”大会与大选是否同时进行。
大选指选举国大代表和选举总统。开国民大会，选举国大代表当然没有疑问，汪精卫要知道的是，是否选举总统。
陈璧君告诉他11月大选：政府、党部除去外交，便是竞争选举，CC团、蓝衣社、政学系争得你死我活，军委会及社会传闻蒋已电汪归，举汪为总统，总统的权限将视人选而定，宪法亦以此为转移。
陈璧君、谷正纲、沈次高、王懋功等建议汪精卫在大选开始之前动身回国。
如10月、11月回国，即应决心参加国民大会，拿出领袖态度，对于国家大计据理力争，绝不客气。
如在闭幕后动身回国，则可表示国家负责有人，对蒋介石及国民大会非常信任，态度大方，并有回旋余地。回国迟早，视健康情况和外交危急情况而定。
到了10月，因为内部争夺，蒋介石无法全面控制选举，加之代表选举未能如期告竣，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国民大会延期三个月至五个月。陈璧君等立刻电告汪精卫。
并告以孙科为了选举，派立法委员到全国各地游说，用费数百万元。随后建议汪精卫最好2月间乘船动身归国，一切便利。
熟不知，总统人选早有目标。汪精卫的希望渺茫又渺茫。
仅从宪法草案就可以看出，总统的位置为蒋介石而设。
“五五宪草”的初稿，于1933年6月完成，然后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反复修改。初草为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即总统为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初草规定由选民直接选举总统，改为由国民大会选举；初草规定行政院长由总统任命，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四院院长均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改为司法、考试两院院长亦由总统任免；初草有军人非解职不得任总统、副总统及省长的限制，被删去。
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对宪草做修改，其中规定了总统有发布紧急命令之权。修改后的宪草，总统权力很大，依当时国民党各派力量对比，这位拥有大权、实权的总统非蒋莫属。
还有，允许军人任总统、副总统，是为蒋介石及其手下掌军权的人物所定。这种修改表明蒋介石无意把总统的位置让给汪精卫。
3、一再延期的回国行程
汪精卫在欧洲期间，陈璧君等将国内发生的事，及时地，不间断地电函报告给汪精卫，两广事件、国民大会、中日交涉、蒋介石与苏联改善外交关系等信息，汪精卫都掌握，多有态度。
汪精卫很想在适当时候回国任职，而主动与南京政府保持联系，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有电往复；曾对张群等做启发式表态，目的在提醒官方催其回国。
归国日期常和形势联系在一起，随着时局变化而变化，时而要推迟，时而又提前，反反复复，患得患失。除了因国民大会和大选择期而外，为了两广事件和中日战争的动向，也一再改变回国日程。
1936年5月以后，日本在华北增兵，对中国步步紧逼，中国爱国军民痛心疾首，摩拳擦掌，战争呈现一触即发之势。
6月3日，陈璧君电告汪精卫：“各报均载华北不免一战”。汪精卫日夜挂心，“如坐针毡”，深恐“引起外战”，无归路。不仅考虑在外国安全问题，而且认为置身国内“比较可以尽力”，有出山视事的意图。
恰巧接到蒋介石催其回国电，立即决定6月16日归，否则7月“必归”。但到6月16日，陈璧君神神秘秘地电告，蒋介石、张群正积极与日本办外交，无论如何11月前不要回，即使已购票，也要退去，12月回国为好。
并说戴季陶归来，遍传汪精卫11月初启程，此事对敌对友“均非至妥”。
什么原因？
陈电中说“万里外事，兄既不知，又不能详告，今非至急时，莫乱动及小不忍。”
在以后的电报中，陈璧君等又对汪的归期屡做改动。
如：报告了日中关系缓和和大选情况，不坚持11月不可归；根据西南和南京的斗争情况，曾建议10月前万不作归计，等等。
9月15日至9月23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与中国外交部长张群进行了三次会谈，日方提出华北自治、经济合作、共同防共、建立中日航线、骋用日本顾问、订立关税协定和取缔排日宣传等七项条件，中方针锋相对，提出要求，商谈结果，不欢而散。
张群束手无策，电请汪精卫归国。日方以张群无全权为由，不与交涉，要与蒋介石直接交涉。
10月5日，陈璧君、王懋功、谷正纲、沈次高等电告汪精卫，日本要求华北自治，蒋介石的态度是既不肯签字；若事实上华北自治，亦不过问。日本和南京政府均无决裂之意，中日问题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时候。
现在蒋介石开始直接与日交涉，首当其冲，不能不求解决办法，他对自己力量宣战宣和，估计较清楚，“如先生归来，蒋必立即避开，且不表示真意，中日僵局永难打开，国家前途危险甚矣。”
在此，透露出陈壁君每在蒋介石与日本交涉时，不让汪精卫回国的原因，原来是和蒋介石勾心斗角，蒋介石不愿承担丧权辱国的责任，总是把别人推到前面；汪精卫不归，日本人又不与张群交涉，蒋介石躲也躲不了。汪派的陈璧君等，让汪精卫在国外等着蒋介石把问题解决了再回来。
11月初，伪蒙军王英、李守信受日本关东军指使，进犯绥远东红格尔图等地，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部抵抗，收复伪蒙军基地百灵庙。
绥远抗战期间，汪精卫在英国，又急着要回国，一是顾虑国事紧张，不及早回国，国人“误会”，二是恐绥远抗日战争引起中日大战，难以回国，三是日德有协定，担心由于中日关系影响中德关系，如中德绝交，便不能在德国治病。
陈璧君等汪派人物电告汪精卫，日德虽有协定，但中国不能马上与之绝交，德国顾问仍参加中国政府国防军备，汪在德属于私人治病，更无问题。如在德国不便，可去捷克。
中日战事虽不能短期结束，但现时尚不致引起中日大战。
因为日本政府及关东军以五个师的兵力维持伪满洲国治安、防俄、防义勇军尚感不足，如果日本政府及驻屯军主张不参加，关东军似无动员参加绥远战争的可能。
闻国际谍报称：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以华北经济合作初有眉目为由，不主张参加绥远战争。日本政府亦坚决不主张日军参加绥远战争。绥远最近三数月必无战事。
故主张汪放心治病。国人无不知汪肝肿及胆囊炎，不至发生误会。建议汪精卫于1937年2月乘意大利船动身回国。
4、回国的时机与西安事变
12月12日下午9时40分，陈璧君发电给汪精卫，告知“西安张学良兵变，真相未明”，无线电不通，故蒋介石行踪不明，据彭学沛消息，在西安城内，尚可无虑。
第二天，陈璧君一日数电给汪精卫，报告西安事变情况。
先详细电报张学良的八项主张，及国民党中央的决议：
（一）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五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三）军事委员会议由冯玉祥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四)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还决议对张学良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据此，国民政府发布了同上内容的惩办张学良的命令。
接着，报告蒋介石确已被张学良扣留，高级官员陈诚等均被扣；蒋介石侍卫长钱大钧伤；飞机侦察，西安遍竖红旗；国民党中央决议严办张学良，14日下讨伐令，以何应钦为总司令；中常会明日电汪促归。
陈璧君告诉汪精卫，常委恐汪因肝病不能归，她已代表他表了态，说：“时至今日，汪先生知之，必力疾起程。”
她劝汪精卫：“兄为朋友，为党，均应即归”；惟莫因急而致病；起程时间要保密，除中央及陈壁君外，“勿为他人言。”
12月14日，汪精卫回电表示：“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
他回国要东山再起，电中说：如果多数人想起他主持行政院时期，军队集中在南方，他数年困守空城，安定时局之不容易，归后“或可做事”。
16日，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电：“事变突起，至为痛心，遂即力疾起程。”
汪精卫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政会主席。在以党训政的制度下，国民党掌握国家政权，指导监督治权，汪精卫即使不任政府职务，回国也参与中枢机关，行使决定权。
关键是汪精卫将以什么立场和宗旨参与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决策和活动。
我们先从他回国时的对内对外政治主张考察。
汪精卫于1936年12月22日由意大利热那亚乘波士坦号轮船启程回国。同行的有他的长子汪文婴，还有曾仲鸣、褚民谊等。他们早几天从法国到热那亚等候起程。
此间从20日到22日，汪精卫在热那亚同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驻法国大使顾维钧、驻德国大使程天放、驻国际劳工局代表李平衡等，商谈西安事变后的时局及对内对外政策问题。他们讨论了汪精卫准备起程前发表的声明稿。
这个声明稿于12月22日发表，内指责西安事变堕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与御侮南辕北辙；表示以中央对此次事变一切决议为努力之目标，赖于蒋介石先生之领导。
关于他自己，做了一番表白：
“余因伤病，数月以来在欧疗治。本已决最近期内回国，自闻西安事变，尤切痛心，中央复有电催，故即日首途回国。以后当与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也。”
汪精卫与各大使讨论了对外政策，认为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及日、德、意签订防共协定，损害了英美等国在华利益，遭到了英、美等国的反对，这种国际形势，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有利。
但汪精卫反对利用英、美、法等国和日本的矛盾，反对与苏联及英、美、法等国联合，深恐刺激了日本。
他尤其反对联合苏联，说如果英、美、法不联合苏联，仅中国联合苏联，会带来80%的害，只有20%的利。他们还讨论了对内政策，汪精卫反对同共产党合作，不主张停止内战，坚持不可停止“剿共”军事，说共产党危害之大甚于日本的侵略。
他那份声明的原稿中有“中国将继续剿共”的内容，并强调说中国“剿共”不需要外国的援助就能成功。
5、归国途中
大使们认为在今天形势下，公然主张继续“剿共”，会走入死胡同，汪精卫发表的声明中才去掉了鼓吹“剿共”的内容。
由上可见，汪精卫仍顽固地坚持剿共内战，对日妥协的方针。与蒋介石、南京政府1935年底以后的变化拉开了距离。
这时，在国内，在以抗日大局为重的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识之士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国共双方已经在商讨决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事。
就在汪精卫从意大利登船归国的第二天，蒋介石派宋氏兄妹为他的代表，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周恩来开始商谈联合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25日，蒋介石被释放，由张学良陪同飞洛阳，26日回南京。
汪精卫在归途中，不断收到陈璧君、褚民谊、谷正纲等亲信的电报。蒋介石回南京，自请处分；中央法办张学良；西北张、杨动向；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西安对时局的态度；南京政府人事变动的酝酿，关于王宠惠将任行政院长的传说…，他都及时得到了报告。
12月29日、30日，褚民谊先后两电均转达了蒋介石对汪精卫、陈璧君的挂念及盼汪精卫早日回国之意。
汪精卫于1937年1月12日到香港。南京方面对汪归国很重视，蒋介石亲自过问了去香港迎接汪精卫的事，亲派罗卓英赴港迎接；中央派邵力子、周佛海、周启刚前往。陈壁君和陈公博则早在12月23日就到香港迎候了。
汪精卫于1月14日到上海、17日到南京。这时，蒋介石已回奉化养病去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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