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孙权攻合肥事件最早见于《三国志·魏书·温恢传》，按史料所言，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曾经有过一次进攻合肥的军事行动。
但可能由于规模较小，这次军事行动却没有被当时的扬州刺史温恢和兖州刺史裴潜所重视。
温恢还预料到征南将军曹仁有可能被关羽的水攻打败，所以提醒裴潜早作支援曹仁的准备。
孙权在位期间，为了获得北上的通道，于建安二十四年之前和之后都多次攻打过合肥，原不足为奇。
但按以往学者所言，曹孙已于建安二十二年秘密联合，双方联合的最大成果，就是于建安二十四年击败了荆州关羽。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孙权攻打曹操属地的事件，似乎又昭示着曹孙在建安二十四年荆州之争之前并未联合，这就对以往学者的说法提出了挑战。
以往学者在研究三国史时，对于建安二十四年过多地关注于上半年刘备取汉中和下半年的关羽攻樊城以及失荆州等重大事件，对于这年的孙权攻合肥事件没有应有的重视。
不少学者对于建安二十四年下半年的认识往往以荆州之争为主线，进而静态地以为这年的曹孙关系是早已暗自联合。
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会改变我们以往对于建安二十四年曹孙刘三方关系的认识。
孙权攻合肥的具体时间
根据对史料的研究，可知孙权攻合肥的具体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
根据温恢所言“今水生而子孝县军”，可知孙权攻合肥之事发生在汉水大溢之前，而根据《后汉书》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八月，汉水溢流，害民人”。
我们可以确定孙权攻合肥发生在八月甚至之前。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此年孙权攻合肥一事写到七月，并置于关羽攻荆州事件之前。
按司马光的看法，从时间上来说，先有孙权攻合肥，其次才有关羽攻樊城之事。
而《三国志·魏书·温恢传》中的内容应当以“于是有樊城之事”为断，前面的孙权攻合肥事件以及温恢、裴潜的谈话发生在七月，“樊城之事”发生在八月，后来的“诏书召潜及豫州刺史吕贡等”以及温恢、裴潜的再次对话发生在十月。
后来发生的吕蒙受命攻荆州之事发生在闰十月。
在关羽未动兵之时，即有孙权攻合肥之事，可见若要确定此次军事行动的性质，需要明晰建安二十四年七月之前的孙、曹、刘三方关系，而不可被关羽攻樊城之后的孙曹结盟关系所迷惑。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孙权与曹刘的关系
认为曹孙早已联合的学者，其根据的史料无非是《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的一条记载：“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
张作耀先生就由此认为曹孙联盟在建安二十二年已经建立，“建安二十二年(217 年)，战略又一大变，他把刘备作为主要敌人”，“一个以孙权‘请降’为前提的各自为用的临时同盟，戏剧性地形成了”。
何兹全先生也持有与张作耀先生类似的看法，认为“这时，孙权已为与曹操休战转而向关羽进攻打下埋伏，只等机会了”，但这样的观点或许是已知历史结果后的判断。
建安二十二年的这次孙权请降是有特定背景的，其原因就是孙权防御曹操进攻的失败。
面对曹操的进攻，孙权防御失败，然而在三月曹操即回师。
观“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中的“春”字，就已经说明孙权的请降发生在这一年的一、二、三月之中，根据上下文，具体的请降时间当为孙权败退之后及曹操回师之前，很明显孙权请降促成了曹操的回军。
这种情况下的请降乃一时权宜之计，怎能认为是曹孙已提前两年就开启了合作关系的标志呢？
至于“誓重结婚”等，不过是外交辞令，根本不能说明曹孙已经有了实质性的盟约和亲善的关系。
况且曹操撤军之时依然留下了夏侯惇、曹仁和张辽的军队屯守居巢前线，比起之前张辽独镇合肥，对于孙权的军事防备反而加强。
而根据史料记载，也可以推断出，在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孙权尚未称藩于曹操，双方依然敌对。
孙权开始与曹操联合的时间，是在此年十月，“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
这说明孙权向曹操正式表明称臣是在十月，此前未有曹孙表明联合意向的记载。
而且，当关羽威震华夏，曹操欲迁都以避其锋时，司马懿和蒋济都进行了劝阻。
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
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
他们二人在劝谏中评价孙刘关系时用的是“外亲内疏”，可见在其他见识较低的魏臣甚至曹操眼中，孙刘同盟关系可以用“亲”来形容。
二人对于孙权会不会出兵也依据的是“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这种推断性论证，而没透露任何孙权已经摒弃和刘备的同盟或者孙权已暗自结盟曹操的信息，甚至还准备付出一定的代价(给封号和承认领地)来促使孙权出兵，这些可以反证孙权在那时还没与曹操联合。
更明显的证据则是司马懿劝阻曹操迁都的理由是“既示敌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淮水流域为曹操阻挡孙权进攻的前线，沔水(汉水上游)流域为曹操阻挡汉中王刘备进攻的前线，如此类比，更揭示了孙权对曹操而言依然是敌人。
而到了十月孙权称藩之后，曹操立刻把合肥地区的驻军派往荆州救援。
从《三国志·魏书·温恢传》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十月曹操“诏书召潜及豫州刺史吕贡等”的这次军事调动也包括了布置在居巢的张辽军队，而且合肥地区的二十六军都督夏侯惇也被调动了过来。
可以说，合肥附近的驻军几乎倾巢而出救援襄樊了。
如果此前曹孙已经联合，那么何必要等到关羽已经围樊城和灭于禁七军近两个月后，才开始派遣合肥的军队救援呢？可见，孙权的暗地示好，承诺袭取关羽后方，等于撤除了合肥的战略威胁，才是曹操可以派合肥军队驰援的原因。
因此，在孙权攻合肥的七月以及之前，曹孙之间还是互相敌对防备的关系。
孙刘之间虽然在建安二十年发生了争三郡事件，但是在听闻曹操将攻汉中时，刘备已经进行了妥协，以湘水为界让出三郡，双方的矛盾暂时化解，吕蒙固然曾献计攻关羽，可孙权并未计划何时行动，到了建安二十二年，“及蒙代肃，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可见双方的关系在表面上还是亲善的。
后来关羽攻樊城时，即使之前索婚不成，孙权还曾通书试图派兵相助。
当然，裴松之引用《典略》时也对此史料表示怀疑，下文即说“臣松之以为，荆、吴虽外睦，而内相猜防。
故权之袭羽，潜师密发。
但无论如何，这些都说明，在关羽攻樊城之前，孙刘联盟依然在维持，甚至孙权还在一直做着维系同盟关系的努力。
孙权攻合肥与吕蒙袭荆州没有联系
孙权在主力西征之前，为了迷惑魏蜀两家，遮掩自己的真实意图，曾派遣一支部队北越巢湖去佯攻合肥。
曹魏方面，尽管接到孙权的降书，但考虑到兵不厌诈，有可能是敌人的诡计，为了防止受到孙权的欺骗，仍派遣了邻近诸州的援军前往合肥助守。
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方最大的军事事件就是吕蒙袭荆州，怀疑两次事件有关联也很合理，但这两件事并没有关系。
吕蒙屯军地点在陆口，合肥方向在其东北，荆州方向在其西。
孙权当时居于建业，既然攻合肥的军队是孙权所派出的，那对于关羽来说，吕蒙依然按兵不动，自然不可能放松戒备。
从《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可以看出，关羽即使出兵樊城后，依然在荆州布置了相当的防守兵力，导致吕蒙无法制定有效的袭荆州计划，直到吕蒙称病、陆逊代任以及陆逊致书关羽等一系列事件后，关羽才放松了防守，又将一部分荆州守军调到樊城前线。
孙权攻合肥并没有起到迷惑关羽的效果，从结果上来看，关羽的削弱防守和孙权攻合肥事件没有联系，因此笔者认为，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合肥事件是一次有独立目的的军事行动，与后来的吕蒙袭荆州并无关联。
孙权攻合肥有可能是一次小规模掠夺
由于此次事件只存在于《三国志·魏书·温恢传》中，从魏书和吴书其他内容中都没有提到，我们无法知道有吴国哪位将领参与了这次行动，可能吴国在这次进攻中没有大规模的人员调动。
进而可以推断，孙吴虽然趁曹魏受挫之时想趁火打劫，但当然也不愿损失兵力让蜀汉渔利，这次进攻也不会是以攻城略地为目的，那么，就极有可能是一次人口、财物、粮食的掠夺。
大概在西晋成书的《广志》记载了很多当时南方地区的风土物产，现已散佚，但在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还保留了其部分内容。
西晋之时距三国之时不远，可以类比得出结论，在长江流域种植的水稻的品种中很多会在七月收获。
既然孙权攻合肥恰好发生在秋收之时，那么这次行动目的是掠夺的可能性就极大。
在战争时代，两国交界处出现掠夺人口的事情并不少见。
而趁对方秋收之时夺粮之事也发生过。
在进攻方无法快速夺得敌方属地时，通过掠夺其战略资源达到削弱敌方的目的，并且补充自身实力，是一种常见且有效的战术。
在面对老对手孙权的进攻时，扬州刺史温恢却仍然能轻描淡写地说出“此间虽有贼，不足忧”这句话，也已经暗示了孙权的这次进攻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威胁性，即，孙权的这次进攻虽然会造成损失，却无伤大局。
所以，笔者推断，孙权攻合肥是一次掠夺行动，其目的可能是掠夺魏军在合肥附近屯种的稻粮以及掠夺一部分人口。
结语
孙权在建安二十四年之前曾两次进攻合肥，分别在建安十三年和建安二十年。
建安十三年时：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
建安二十年时：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
即使以军事角度讲，如果关羽能和曹操的军队对峙于荆州，彼此消耗，是孙权最期望的局面，便不会有助曹操攻击关羽的行动。
虽然最后的结果是关羽胜于禁和吕蒙袭荆州，但如果反过来是关羽惨败，孙权也必然不会坐视曹操的势力侵入荆南。
因此，将建安二十二年孙权的“请降”和二十四年吕蒙袭荆州联系到一起，认为曹孙早已密谋共同行动，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
而在这种背景下，孙权攻合肥的行动既不同于前两次攻合肥那样具有强烈的占领目的，也与之后的曹孙结盟以及吕蒙袭荆州等事无关。
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合肥的军事行动应当具有两个性质，表面上可能是一次小规模的掠夺行动，但深层次的性质却是一种隔岸观火心理下的向蜀汉表态合作攻曹的军事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