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达汉诺夫运动：前苏联工业化的辉煌与困扰。

阿历克塞·斯达汉诺夫，前苏联被载入史册的采煤工人。1935年8月31日，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一百零二吨，超过普通采煤定额十三倍。他也因此被载入史册，成为苏联早期工业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斯大林说“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就在于：这一运动打破了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超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有可能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没有某些工程师、技师和经济工作人员的那种保守主义和顽固思想；他们勇敢地前进，打破旧的技术定额，创造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他们对我国工业领导者制定的设计能力和经济计划提出修改，他们往往补充和修改工程师和技师的意见，他们时常教导工程师和技师，并推动工程师和技师前进，因为他们是完全掌握了本行技术并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的人才。”

斯达汉诺夫运动要求苏联各行各业向斯达汉诺夫学习，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新纪录，“打破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于是各地掀起创纪录的狂潮。各行各界都在创纪录。到了11月中旬，每个企业都涌现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牙科医生向斯达汉诺夫学习，拔牙效率提高三倍。比如从前每个工作日拔十几颗牙，现在就要拔几十颗了。芭蕾舞演员单足脚尖旋转从五个增加到十五个。教授必须增加自己的科学发明的数量，否则就有怠工的嫌疑。秋明伏特加酒酒厂生产“增加无产阶级烈度”的伏特加酒，把度数从四十度调到四十五度。

炼钢、织布、开火车、收割庄稼都要按斯达汉诺夫方式提高效率，连钉马掌也不例外。运动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不过出现了小偏差罢了。但内务部按斯达汉诺夫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就有点可怕了。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批示的“1938年2月共和国内务部安全局第三处和第四处社会主义竞赛的结果”的文件便是个例子。批示写道“第三处向军事委员会提交二十宗案件，向特别委员会提交十一宗案件，第四处未能提交，然而第四处提高了三人小组批示的案件的数量，将近一百人的案件。”

斯达汉诺夫运动提高生产率偏重数量，但内务部提高数量，便是提高逮捕、判刑和处决的数量。这里需要介绍一下三人小组。二三十年代苏联各层机构都设有三人小组。三人小组权力无边，不经审讯便有权批准逮捕、判刑和处决人。

然而奇怪的是斯达汉诺夫运动首先遭到矿工们的抵制。他们甚至殴打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那些特别积极创造纪录的人，他们穿过昏暗的胡同时，会被自己的同行们打断手脚。提高采矿效率，定额也随之增加。如果先前一吨煤算一个定额，现在三吨煤算一个定额，矿工按定额领取工资，提高采煤效率反而减少收入。而且定额只能提高，不能降低，降低便是怠工。

再说矿井作业条件恶劣，拼命干活极易受伤。斯达汉诺夫创纪录的那天，党委书记彼得罗夫担心他出事故，亲自为他提灯照明。各级领导也抵制斯达汉诺夫运动，因为最高当局向他们提出无法完成的生产指标。完不成指标就是破坏分子。工程师们看到矿工们违背技术规则操作也不敢说话，怕自己被说成怠工分子。

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看到运动中出现的问题，1936年曾发表讲话：“哪儿来的怠工者！苏维埃政权已经存在十九年了，我们培养出数十万名工程师和技师，老一代工程师也受到过我们的再教育。如果1936年他们都成为怠工者，那是我们工作的失败。他们不是怠工者，而是优秀的人才，祖国的好儿女，我们的同志和兄弟……现在不能再说科技人员否定运动了。”可惜一年后奥尔忠尼启则不明不白地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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