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后期,是新中国发展中一个特殊而动荡的时代。粉碎“四人帮”后开始了拨乱反正,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大幕徐徐拉开,西方思潮开始涌入。在这重要的历史交汇点上,社会上出现了各种现象,有的人站上新时代的风口上投机倒把捞金敛财;有的则做起了“绿林英雄”拦路抢劫;有的拉起人马效仿“加里森敢死队”,重特大案件不时发生,城市农村再也没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风气,这种乱象一直持续到了八十年代。
1983年6月16日夜晚10点,8个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古惑仔”在夜色的掩盖下,挥舞着斧头、砍刀、棍棒等凶器闯入内蒙古呼伦贝尔旗牙克石镇红旗沟农场,借着酒劲,对农场的知青和驻场干部展开了疯狂杀戮,血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黎明。次日清晨,这帮“古惑仔”酒醒之后,又对躲在场部的的女知青大施淫威,短短十几小时内,27名男知青和农场干部倒在血泊中,7名女知青惨遭奸污。
发生在内蒙古的这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杀人、强奸案,也拉开了中国严打的序幕。5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回首这一惊天血案,仍然让人不寒而栗。
制造红旗沟农场血案的首犯叫于洪杰,年方19岁。别看他年纪不大,却有“干大事”的野心,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人这一生总要做点大事,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他的这种狂妄野心和江湖义气也吸引了社会上一批混混,其中和他年龄相仿、坐过监狱的农场室友韩立军和杨万春就成了于洪杰的左膀右臂。
1983年4月,于洪杰的父母将这个混世魔王送到了红旗沟农场,希望他在劳动中改造好心性,但于洪杰反而对父母的安排心怀恨意,于是整日消极怠工,也因此和农场主冲突不断,他扬言总有一天要灭了场主。
6月16日,于洪杰和他的马仔再次罢工,他们不顾农场禁止私自外出的规定,偷溜到牙克石镇一家酒店大吃大喝一通。三人无节制地狂喝滥饮,很快一个个都醉得东倒西歪。席间,于洪杰又一次叫嚣要杀了农场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都说酒醉人清醒,杨万春中途回了趟家,等他再回来时身上多了一个挎包,里面装着20根雷管以及一根几十米长的导火索。
在返回农场的途中,几人又先后碰见了16岁的杜小峰(于洪杰的酒肉朋友)、16岁的王守礼(和于洪杰打架认识的)、15岁的王玉生(辍学少年)、17的李亮明和张光祖、16岁的包达山。其中后三人是被于洪杰胁迫加入的。6个少年跟随于洪杰三人来到了于洪杰的宿舍,把已经睡熟的舍友李冬冬也叫醒了,随后从床底下拖出一箱白酒和他一堆罐头分给众人享用。
10个人一直喝到深夜。在酒精的刺激下,他们完全失去了理智,一个个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这时韩立军突然站起来对大伙说:“兄弟们,今晚咱们来个血洗红旗沟怎么样!”于洪杰第一个附和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这一辈子总要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 而王玉生听到要杀人,便表态犯法的事不干。杨万春一听有人反对便露出凶相,他抓起桌上的水果刀刺向王玉生,王玉生避开后赶紧对着杨万春说:“干干干,我愿意干。”但有些酒量而没有完全失去理智的李东东和王守礼一直表示拒绝,他们二人便被于洪杰等人用绳子绑了起来丢在房间的角落里。
当夜12点,在确认了所有“同伙”后,于洪杰等人正式开始了他们的行动。每一间知青宿舍、农场办公室只要有人都无一幸免,上到70岁的老翁,下到2岁的孩童,他们统统没有留活口。由于案件过于血腥,杀人的具体细节我不便描述。
这时农场宿舍里只剩下17名女知青,不绝于耳的惨叫声让她们知道农场里发生了恐怖的凶杀案,一个个都吓得蜷缩在被窝里不敢发声。其实,那么大的农场,如果她们团结起来,勇敢一些,是完全可以在罪犯寻找男性活口的时候伺机逃走的,宿舍的被窝怎么可能藏得了身?
在确认农场里再无活口后,于洪杰把宿舍里的女生全部威逼着集中到地窖里。第二天早上6点,于洪杰生怕有外人前来农场,便把王守礼、李东东连同17名女知青一起关进了地窖。随后他们埋伏在农场大门周围,等待可能到来的“不速之客”。
早上8点,附近生产队的三个小伙开着拖拉机来农场借柴油。于洪杰一边招待他们,一边让另外几个人提前做好埋伏。当这几个小伙进入农场大门的时候,早已埋伏着的杨万春等人一拥而上,立刻就砍死了那三个小伙。
做完这一切后,恶魔们的手准备伸向地窖里的女知青。于洪杰、韩立军以及杨万春三人挑选了他们认为还算漂亮的8名女知青,准备带回2号宿舍施暴,但其中一个叫吴秀丽的女知青反抗强烈誓死不从而让犯罪分子打消了对她侵犯的念头,吴秀丽和其他没被带走的9名女知青让突发善心的于洪杰给放了出去。已经酒醒于洪杰自知闯下了大祸,于是提前写下了遗书。
于洪杰在写遗书时,2号宿舍内,杨万春带头对7名吓得浑身颤抖的女知青进行了奸污。其中有的女知青在极度恐惧中干脆主动褪去衣物迎合他们的暴行。
杀人强奸的事全部干完后,于洪杰和韩立军拿出雷管,打算和农场同归于尽。随着一声巨响,红旗沟农场一片火光,彻底变成了人间炼狱。韩立军当场被炸死,于洪杰也被炸成重伤。
冲天的火光加上逃出生天的10名女知青的惨烈呼救,惊动了警方。警察赶到现场后发现了重伤昏迷的于洪杰。
6月17日晚,李亮明、包达山、张光祖三人被抓。几天后,杨万春、杜小峰、王玉生在河南被捕。法院最后判决于洪杰、杨万春死刑,其余5人因尚未成年,逃过了死刑。
呼伦贝尔于洪杰团伙犯下的惊天大案加上同一年沈阳的王宗坊、王宗玮“二王”凶杀案,沈阳卓长仁、姜洪军等六人武装劫持民航三叉戟客机事件,广州记者安珂遇害事件,唐山“菜刀队”系列黑恶案件,以及1979年9月发生在上海的“控江路事件”、1980年1月广州杀害民警的“滨江路事件”、1981年沈阳吕海鹰持枪杀人串案,一系列让人闻风丧胆的大案震动了中央。于是,一场持续三年之久、处罚了170多万名罪犯的“严打”,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社会治安稳定是经济发展、群众生活的基础。没有安全感,其他一切免谈。1983年的“严打”是新中国治安管理和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在法律的威慑和公安干警的重拳出击下,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