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洛林社会是如何完全笼罩在基督教信仰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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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矮子丕平的统治下，博尼法斯试图保持法兰克教会的一些独立性。在维尔茨堡和埃尔福特（Erfurt）教区，他开始任命自己的追随者为主教。

同时博尼法斯召开了一系列宗教会议来改革法兰克教会。他与教皇合作，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的主教制和教皇制度改进了法兰克的宗教组织结构，并按照本笃会规（RuleofSt.Benedict）改革了修道院，建立了修院学校（monasticschool）。

在加洛林家族和博尼法斯的领导下，8世纪对法兰克王国来说是政治和宗教都得到巩固的时期，尤其是基督教信仰在法兰克人中极大地加深了。

基督教信仰与法兰克人

768年丕平去世，他为儿子查理曼和卡洛曼一世（CarlomanI，751-771）留下了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欣欣向荣的王国。卡洛曼一世于771年早逝，这样查理就成为王国的唯一统治者了。

在8世纪的进程中，法兰克再次统一成一个单一的王国，即加洛林帝国（CarolingianEmpire）。

加洛林家族也有男性子嗣瓜分国土的传统，但是，几代人下来，加洛林统治者始终只有一位继承人能够存活，所以加洛林的统一也许是因为运气。

789年查理曼颁布敕令——《大劝谕书》（AdmonitioGeneralis，又译“广训”），查理曼以一种“君师合一”的身份，运用教会法和《圣经》，向整个加洛林政教精英阶层（几乎是男性为主）训诫，要求他们履行各自的职责，在整个基督教社会传布正确的信仰和作风。

他把自己比作《旧约》中的约西亚（Josiah）国王，他负责让他的人民恢复正确的信仰，并把摩西（Moses）的诫命作为法律颁布给他的人民。

学者罗米格认为，《大劝谕书》带有一种道德改革（moralreforms）的倾向，同时还具有“千禧主义”（millenarian）的色彩，查理曼的庄严责任不仅仅是铲除罪恶，还包括为世界的末日做好准备。

《大劝谕书》描述了一封带有世界末日信息的“天堂的来信”，以及这封信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流传的，但人们并不相信，《大劝谕书》警告说:“在最后的日子里……会有假教师出现，正如主自己在福音书中所预言的那样。”

主教和教士需要更加努力地引导灵魂获得救赎，同时也要把“犯错的羊”——那些不积极履行基督教义务的人——拉回“羊圈”。

所有法兰克人，无论是世俗人士还是教会人士，都必须以更虔诚的精力和热情来遵守上帝的戒律，失败的话会导致魔鬼在人间肆意横行。

如此可见，《大劝谕书》体现了查理曼的雄心，即建立一个基督教王国。在查理曼统治前期，政教联盟关系尚不成熟，教区的划分并不统一，管理也很混乱。

《大劝谕书》也旨在解决这些问题，其内容涉及人事任命、宗教礼仪规范、教区划分规范、日常生活的规范等方方面面。

其规定之详细，内容之全面，使得《大劝谕书》对基督教会和法兰克世俗社会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后世诸多教会规范制度的文件的起草经常将其作为蓝本，也使世俗人士的信教行为得到了规范，基督教信仰在法兰克社会中进一步加深。

经过查理曼多年的开疆扩土，加洛林帝国的版图已经极为辽阔。公元800年圣诞，查理曼的加冕意义重大：

第一，从法理上讲，此举罗马教廷是对拜占庭伊琳娜（Irene，797-802在位）女皇的攻击，利奥三世认为伊琳娜是女人，没有资格和权力来统治男人。

第二，此举名义上延续了西罗马帝国的香火，使加洛林帝国带上了“罗马”的印迹。

第三，加冕展现了法兰克世俗和教会之间的联盟关系。

而在文化方面，为提升帝国的学术水平，查理曼将各地的学者汇集到亚琛。

有传记作者、诗人艾因哈德。历史学家执事保罗（PaultheDeacon，720-约799）、后担任奥尔良主教和弗勒里（Fleury）修道院院长的狄奥多夫（TheodulfofOrléans，750-821），以及来自英格兰约克郡的阿尔昆（Alcuin）等。

阿尔昆的思想极大地刺激了加洛林王朝的基督教学术发展。在这些学者的努力下，学术最发达的地方就是修道院，富尔达、图尔、赖歇瑙（Reichenau）等修道院培养了诸多学生。知名的有瓦拉弗里·斯特拉博（WalafridStrabo，约808-849），他是秃头查理的老师。

教会改革的推进

查理曼与阿尔昆继续推进了博尼法斯的教会改革，他将完整的《本笃会规》交给帝国境内的各个修道院，要求他们认真遵守。

学者彼得·李伯庚（PeterRietbergen）认为这次文化运动看似复兴古罗马文化，实则是建立基督教法兰克帝国的基础。

阿尔昆对《圣经》进行了重新的语法校对，狄奥多夫则对《圣经》做了学术性的注释，其他基督教经典也在查理曼时期得到了较好地修订。

这些基督教经典得以保留、传承。自此，加洛林社会完全笼罩在基督教信仰之下。

虔诚的信仰是所有道德品质的基础，加洛林时期，基督教信仰完成了向占据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转变，成为加洛林王朝统摄人心、整合社会成员行为的一种具有强制性特征的精神文化规范，逐步具有了对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乃至政治认同加以标识的功用。

对外征服，以传布福音为根据，以铲除异教、捍卫上帝事业为借口；对内整合，以修道院改革运动、铲除各类异端思想等方式，不断强化更为纯洁、纯正的信仰，笼络人心。

当加洛林社会在9世纪达到了在信仰上具有同一性和同质化程度的同时，又致使加洛林社会文化在信仰上具有了强大的排他性的属性。

加洛林社会是一个处处弥漫着基督教崇拜的历史空间，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全然被上帝神光所笼罩，就连史家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也是以基督教崇拜不断升华为主要标志。

于是坚定的基督教信仰自然是该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主要成分，也是成为一位合格男性必须具备的品质。

世俗镜鉴

信仰基督教后，加洛林的世俗男性道德观念的内核变得较为清晰，男性和女性、基督和世俗——加洛林人假定存在于这些类别之间的所有等级关系，都是性别意识形态完全建构的产物。

基督教信仰随之带来了一些新的普适性的道德观念，是世俗和神职男性成员都应该持有的，同时以学者梅克·德·容的研究所揭示，无论在思想还是实践层面上，世俗政治和教会在加洛林时代都是高度重合的，并且难以分割。

9世纪后，随着基督教信仰的加深，以及伴随着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各种类型的基督教作品相继问世，一种强调《圣经》权威和教父权威的《圣经》文化产生，加洛林“镜鉴书”应运而生。

“镜鉴书”是加洛林时期的一种文献类型，根据其写作对象，可分为“世俗镜鉴”(英：LayMirrors)和“王者镜鉴”（Speculumprincipis,英：MirrorsforPrinces）。

由于加洛林时期，教会人士在知识、文化上处于垄断地位，掌握着阐释基督教经典文本的特权，所以“镜鉴书”多由饱学的知名教士所撰，写给有一定地位的贵族男性，并带有相当强烈的基督教价值观色彩。

阿奎莱亚的保罗的《劝勉书》的写作对象是弗留利的公爵埃里克（拉丁：Heirichus/Ehericus），他可能出生在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关于他的出身家庭，目前尚无定论。

埃里克第一次出现在史料中是在《王室法兰克年代记》796年对阿瓦尔人的一次战役中：“在斯拉夫人沃尼米尔（Wonimir）的指挥下，弗留利公爵埃里克派遣其麾下兵马攻入潘诺尼亚（Pannonia），并令其劫掠了阿瓦尔人贮存在环形大营中的财宝，数代人以来，这座环形大营都不曾有人踏足。”

从取得的战果来看，埃里克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799年阿瓦尔人背叛，他在里布尔尼亚（Liburnia）的塔尔萨提卡城（Tarsatika）附近遭遇该城居民伏击，史书中记载或哀叹他的死亡。

阿奎莱亚的保罗

最知名的是阿奎莱亚的保罗创作的《葬礼哀歌》（VersusPauliniDeHericoDuce）。在哀歌中，他颂扬了埃里克英雄般的人生，他的阵亡让人们感到悲伤。

阿奎莱亚的保罗（726-802/804）是一位主教、神学家、诗人，也是“加洛林文艺复兴”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从787年到去世，他一直是阿奎莱亚的主教。

他参加了一些反对西班牙嗣子派异端（SpanishAdoptionism）的会议，并推动了改革和将“和子句”（Filioque）纳入《尼西亚信经》（NiceneCreed）。

此外，保罗推动了阿瓦尔人和阿奎利亚地区的高山斯拉夫人（alpineSlavs）的基督教化。因此，他也被称为斯洛文尼亚人的使徒（apostleoftheSlovenes）。

保罗的《劝勉书》现至少有30份手稿存世，日期从9世纪到16世纪，该文本在10世纪的不列颠也有出现。虽然埃里克的名字从未出现在该文本的任何手稿中，但他是最有可能的写作对象。

保罗与埃里克的亲密私交从《葬礼哀歌》中可以看出，它与《劝勉书》也有共同的主题。

在阿尔昆的一封写给埃里克的信也可以看出，信中他说道由于保罗担任了埃里克的精神顾问，他本人（阿尔昆）就不需要给他（埃里克）写更多关于基督教信仰的信。

这意味着保罗和埃里克存在信仰和精神上的交流。《劝勉书》共65章节，其主要内容是基督教信仰和道德规劝。

阿尔昆的《美德与恶行》的写作对象维多是“维多尼德”（Widonid）家族的一员，该家族在9世纪初主宰了纽斯特里亚(Neustrian)的政局，家族的一个分支成为意大利斯波莱托（Spoleto）的公爵。他在799年对布列塔尼的战争中表现得极其英勇：

“不列吞边区统帅伯爵维多（Wido）率领麾下诸位伯爵杀入布列塔尼地区，横扫整个布列塔尼，将其予以征服。当国王陛下由萨克森返回时，维多向其进献了不列吞首领们在投降时所呈交的兵器，上面皆镌刻有其姓名。

这些首领们均将各自所拥有的土地、属民以及其本人等一并奉交给法兰克人，至此，整个布列塔尼地区咸处于法兰克人统辖之下，此乃前所未有之盛事。”

公元799年或800年，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St.MartinofTours）院长阿尔昆给布列塔尼伯爵维多寄去了一封书信，其题为《美德与恶习》（Devirtutibusetvitiis），阿尔昆讨论了美德和恶习，即应该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人，这里的“人”指的是男人。

这部作品也被视为“镜鉴书”的一种，其流传相当广泛，迄今为止已经发现存有140份手稿，还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成为了古英语讲道和布道的手册，以及古英语诗歌SpeculumGydeWarewyke。

阿尔昆的文本是加洛林时期针对世俗男性贵族的几部镜鉴书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篇。卡伦·钱德勒（CullenJ.Chandler）认为阿尔昆的《美德与恶行》是加洛林时期有关道德类著述的巅峰之作。

可见此封书信对研究加洛林时期道德规劝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髙世瑜:《中国妇女史研究百年回顾》，《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 期。

[比利时]弗朗索瓦·冈绍夫：《何为封建主义》，张绪山，卢兆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