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疑难案件的裁判方式，包拯并没那么神，海瑞的方法很离谱

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引言

疑案，顾名思义就是难以处理的案件，在案件统计分类之中，疑案也算是占据了一部分的案件类型。

尤其在各类案件中，疑案作为案件处理之中的“疑难杂症”，古往今来成为了案件处理者们难以避免的问题。

要知道在众多的案件之中，只有小部分是事实明确可以直接进行裁决的，而大部分的案件按照规律都是在细节上有所存疑的。

而怎么处理这类疑案，就成为了案件处理者最头疼的问题。

并非是无律法裁决可依，而是在作为裁决者时，该如何准确掌握案件判决重点，这使得处理者不敢轻易进行判决。

古代判案

然而在古代社会，科技和法治还并不健全的阶段，人治便成为了疑案裁决的重要助推力。

那么在人治的基础上，案件的裁决又是如何做到万无一失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根据几个案例看一看，古代疑案裁判都通过哪些方法。

包拯

神明判案

在古代神明作为一种信仰形象，常常被运用在各个领域。

例如政治上，对于一些难以决断的政务处理，以及在自然界发生灾害时，都会被认为是因为冲撞了神明导致的。

这时，君王基本都会下“罪己诏”以祈求神明原谅。

虽然现在看来，这些事情的发生和神明毫无半点关系。

然而在当时，民众心中那份对神灵的无偿信任，使得神明成为了一个树立威信的好借口。

当然，神明不仅仅只是在这些方面，在疑案判决上，神明也发挥了它独特的作用。

在《周礼》之中就有记载：“有狱讼者，则使盟诅。”

就是将神誓法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手段。

东汉王充就曾在《论衡》中指出：“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说让人们触摸羊，如果羊在犯罪的人手上留下痕迹，那么那个有痕迹的人就是罪犯。

皋陶治狱

当然，与神判有关的方式也不止摸羊这一种。还有与水、火有关的。

一般就是接受裁决的被告方，进入沸水或者燃烧的火焰之中。若是无罪那自然安然无恙，若是有罪就会受伤。

不仅仅是在中原地区，边疆之地也有类似的裁决手段。

他们一般根据当地民俗不同而有所区分，比如吃血、捞油、吃米等。

为什么神明会作为疑案裁决的一种手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民众对于神明具有一种信任感，他们相信神明永远都是公正的、是代表永恒的正义的。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神明对于犯罪者是有震慑力的，同时也是在给冤屈者一些心灵安慰。

比如在元曲《窦娥冤》中窦娥受到冤屈，发生“六月飞雪”的情况。

这也是作者借助神明之手来告诉众人，此案有冤屈。

窦娥冤

然而神明一定都是对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神明只是一种具有震慑力的手段，并不能够真的裁决案件对错。

并且使用神明判案，恰恰也只是因为它相对于其他手段来说成本是最小的。

然而使用起来的条件限制较多，并且有导致冤案的嫌疑。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神明判案是最不常用的一种手段。

人治判案

在疑案判决的众多手段中，人治判案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所谓人治就是个人对大部分人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行为，在判案之中的人治也就是案件处理官一手裁决的意思。

古代社会，尤其是中国，人治是社会之中最常见的。大到国家治理，小到家庭事务处理，无一不是人治社会的体现。

当然，这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也有较大的联系。儒家思想中的人治主义，就是在重视人的特殊化、人的同情心，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贤人政治体制。

孔子

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宋朝的包拯，他的断案事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作为裁决官，他对疑案的处理就是基于人治的模式，哪怕有再多的证据辅助，这也只是帮助他处理案件的手段而已。

当然，史书之中的包拯并没有像戏剧和说书之中讲得那么神乎其神，利用神灵还有各种手段在各类离奇案件之中如鱼得水、大显身手。

包拯

然而为何还有那么多的人相信 ，戏剧中的事情是真实的。

这就不得不回到人治这个话题上来，因为归根究底，就是人治思想在影响平民百姓的思想。

对于老百姓来说，现实中史书里的包拯并不重要，他做过什么也不重要，然而重要的是在戏剧之中他曾经破案无数，手段惊奇。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老百姓希望这样的事情能够在生活中重演。

老百姓希望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这个故事如果是真实的，那么就体现出了人治对于这个社会的好处。

现在看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逃避和无视。

若是将正常程序审判下来的案件与包拯进行相较，老百姓依旧会选择包拯。

不仅仅是因为对于个人的信任，还有就是对于贤人的一种向往。

然而这种判案方法也是有它的缺点的。

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手段的实施者是人，人是裁决之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因为裁决者的聪明才智，并不是与公平正义永远成正比的。

恰恰相反，有时候的两者甚至会成为对立面。

简单来说，不是所有的贪官都不聪明，也不是所有的好官都是聪明人。

在这种情况下，冤假错案的发生并不能单独与任何一方产生联系。

而且对于裁决者而言，他们是独立的个体。

所以在对于他们是否智慧的评判之上，缺少了标准化的概念。

这也就大大的增加了裁决者行为的不确定性，对于案件的审判是未知的。

而且在人治裁决的模式下，裁决者的作用被无限放大，忽略了其他人员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

在正常的案件调查中，并非只有裁决者一人进行案件调查和证据收集。

反而是一个团队，所以在做事的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都是较多的。

而且像包拯这样一人收集证据，现场调查的是少之又少。

因为这样做的成本低廉，与现实中高昂的调查成本形成了对比。

于是包拯的事迹，在各方面的因素之下才会流传至今。

包拯

海瑞判案之道

海瑞在历史上是一名清廉无比、两袖清风的好官。

虽然这样的形象塑造与对包拯的形象塑造相差无二，但是也可以从中看出，老百姓对清官有着一套成型的塑造模板。

但是海瑞判案并不如同包拯一样借鬼神、问神明。

他的判案方法，是依据他对于家庭等级观念而分的一种方式。

海瑞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认为诉讼中有可疑的地方，与其让哥哥受委屈不如让弟弟受委屈；与其让叔叔受委屈不如让侄子受委屈；与其让贫民受委屈不如让富民受委屈。

从中体现出来的是他对双方的地位、年龄、辈份以及身份的区别对待。

体现出了浓厚的儒家思想和人治的特点。

同时，非常明显的，就是他的判案手法与现代司法追求的司法公正，呈现两个极端。

现代司法中，若是谁有错误，谁就要承担，这是极其正常的事儿。

然而在海瑞的认知里，他力求将损失降至最小，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在有意识的偏袒社会上的弱者和弱势群体。

例如在海瑞定理中，涉及争夺财产的疑案，应将无法界定的产权，判给资产缺乏的一方；涉及名誉案件时，应将产权归于文化资产丰裕的一方。

通过上面这两条要点其实可以看出，海瑞有意识的选择了一种损失较小的选择。

在一切因素都可控的情况下，他选择将由于错判而导致损失减少到最低。

然而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错判的概率和疑案并不是有因果关系。

换句话来说，就是错判的不一定是疑案，疑案也不一定会错判。

如果按照海瑞的办法来的话，一般的错判概率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但他通过错判，可能两方损失的比例，是远远低于正常错判的损失的。

因为他选择了让本身就拥有多的一方来承担这个损失，而恰恰这个损失对于他们来说也并不是那么严重，所以自然而然的损失率就减少了。

其实如果按照现代法律来评价海瑞的行为的话，会认为他有失偏颇，做法是极度不适合的。

但在各方面的考量之下，包括人情等社会因素，他的做法又是合乎于情的。

所以，对于他来说，这样的做法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所处的社会的选择。

而且海瑞的做法其实中心点在于他对司法的理解。

他看到了司法是能够支配社会财富的，通过司法，他能够实行差别保护的原则，对于财产和文化资产，他实行的是弱势保护。

在海瑞的想法中，司法公正就是在于对于弱者的保护，以及对国家财富进行小部分的均匀分配。

这不是抽象的正义，而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所产生的具体的正义行为。

结语

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下，为了判决疑案而采用的手段，在现在看来有许多不够公平、不够公正的地方。

然而对于当时的人们和裁判者而言，这是最能够减少损失的手段。

哪怕不能挽回所有的损失，也能降低错判率，以及减少案件堆积的数量。

说到底，在案件裁决手段运用的背后，是封建社会和权力施压的结果。

通过对案件挤压数量的减少来稳定民心，维护统治，这才是最终的目的。

参考文献

《宋史》

《明史》

《周礼》

《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