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就能“促倭方之醒悟”？蒋介石低估了日本的野心

以拖待变

日本侵华之初，蒋介石认为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和日本单独对抗。九一八事变发生次日，蒋介石便在日记中写道：“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

一.二八事变之后，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蒋介石认为必须争取时间，以拖待变。一方面可借此加紧增强自身国力，另一方面，随着日本侵华的深入，到了一定程度，势必会引起国际上的干预。

▲一.二八事变中，进攻上海的日军

寻求国际干预，这是从日本侵华开始，蒋介石一直想要达到的目的。但这个目的，直至1941年底，日本自寻死路般的挑起了太平洋战争，才得以完全实现。

蒋介石此时的处境：战不能战，和又不能和

1933年3月至5月的长城抗战，以一纸屈辱《塘沽协定》而结束。对于此结果，蒋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蒋的“我屈”，已见诸事态，而“国伸”，则没有看到任何痕迹，日军仍在一步步加紧侵略中国。

一个《塘沽协定》，便能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对之声。更不用说主动对日讲和，承认其侵略行径，臣服于日寇了，这是蒋介石所不敢做的。他知道，一但这样做，国民政府必定倒台，他也必将成中国的千古罪人。

▲《塘沽协定》签字仪式上的中日军方代表

为“促倭方之醒悟”，蒋介石以徐道邻之名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

在这种战又不能战，和又不能和的情况下，为打开僵局，“促倭方之醒悟”，1935年1月中旬，由蒋介石口述，陈布雷记录，最终形成《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

在当时情况下，此文肯定不便以蒋介石或陈布雷之名发表。此时陈布雷想到了一个人——徐道邻，他认为：“徐道邻者，徐徐的与邻邦道来也，名字具有‘深意’”。于是此文便以徐道邻之名发表于1月下旬出版的《外交评论》上。

徐道邻是谁？他是北洋政府时期要人徐树铮第三子，1931年获得柏林大学法学博士，1932年返回中国，并任职国防设计委员会。

《敌乎？友乎？》，充满了中日亲善的幻想

文章一开始就表示：“日本人终究不能做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渴望与日本亲善友好。

随后先指出“中国方面之错误与失计”，比如判断对方的错误、内部凌乱的错误、感情用事的错误等。接着又指出日本方面的错误，比如对中国认识之错误、对中国国民党观察的错误、亚洲门罗主义的错误、自造错觉的错误等。并指出错误更多的应是日本。

文中还告诫日本，如果日本以美国或苏联为预想敌，则中国为其侧背。除非日本真能在十天之内灭亡中国，要施上三个月、十个月或半年时间，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

其后又写道：“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日本要想“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以它国力，显然是做不到的。

文中还讲明了中国方面的要求，即要求日本“放弃土地侵略，归还东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 泥。”

其实蒋介石明白日本人是决不会自动放弃东北的，“余知日人对我东北之心理，宁使其东京或日本三岛全毁，决不愿自动退出东北也。”这点蒋介石心知肚明。

文章最后抛出结论——解铃还须系铃人。“两国政治家如果有博远的胸襟和深切的识见，即应不顾一切的排除障碍，起而实现上段所说的途径，以打开今日的僵局。”

这个“上段所说的途径”，就是日本“应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应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应唾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义感情与中国相结合。”对于日本来说，这可能吗？

《敌乎？友乎？》所提“解铃还须系铃人”虽不现实，但至少向日本释放了一个和谈信号。

▲早在1927年6月的东方会议上，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已明确提出了侵华方针

中日关系看似缓和

文章发表后，日本方面看明白此文即便不是蒋介石亲自所写，也为蒋介石授意所作。于是各刊物相继转载，一时间和平谈判的空气散布四方。

2月14日，蒋在江西牯岭接见日本《朝日新闻》记者，谈中日亲善问题。蒋认为中日提携，“首当以道义为出发点。”对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对华政策的演说，蒋则认为“至少可说是中日关系好转之起点。”再次表达了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

此时正好王宠惠准备前往海牙赴任国际法庭法官，于是蒋命王为其私人代表。1935年2月19日，王宠惠在去海牙前先抵达日本，并两度与广田弘毅会晤。对于这次日本之行，王宠惠在离开日本时表示“结果圆满”。

蒋介石在2月28日日记中写道：“……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国民已有谅解，并多赞成，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欧美亦受影响，自信所谋不误。”字里行间表露出对时局发展的满意。

之后5月间，中日两国使节升级，由公使级升为大使级。中日关系看似有了缓和。

幻想的破灭

但蒋介石显然低估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从1935年5月开始，日军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企图推动华北五省自治。当年10月，广田弘毅提出所谓对华政策新方针，即"广田三原则"，使日本的野心赤祼祼的暴露在世人面前。

▲1935年11月，日军在华北扶植了中国内地第一个傀儡政权：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在蒋介石这一时期内的日记中，字里行间已没有了之前的从容与自信，更多的是愤恨和对时局的失望：

“国势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将何以雪此奇耻”。“此次事变，实等于九一八钜祸。”（1935年6月30日）

“倭寇横暴状态，已无和平之望。”（1935年11月28日）

华北事变使蒋介石深感中日战争已无法避免，加之此时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开始长征，这让蒋认为“内患”已除。虽然之后蒋仍没有放弃对日和谈，但国民政府的国防建设与对日战争准备，从此开始加速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