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思想对1945 - 1947年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影响（中）

文丨笔杆先生

编辑丨笔杆先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取向：国际承认、维护完整、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发现自己在国内政治问题和国际舞台上面临着许多国家建设的挑战。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在最初几年的运作中变得很明显。

其特点是需要用和平时期的解决方案取代不安全的战争领域，在战争和革命胜利的羽翼下，共产党人创造了测试新国家机器有效性的基础。

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对外政治活动和国际法律主体的开始是在AVNOJ的第二届会议上，当时成立了一个国家政府，其基本任务是，除了否认流亡政府的有效性外，代表南斯拉夫的利益，并审查在此期间承担的所有国际法律义务，目的是废除或重新签订国际协议。

在同一届会议上，南斯拉夫第一任外交事务官员约瑟普·斯莫德拉卡（Josip Smodlaka）表示，“我们外交政策的目标是确保我们人民的政治自由、社会正义和普遍福祉”。

不应忽视的是，即使在非法运作的情况下，CPY也有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除了明确支持苏联政府在俄罗斯，也支持匈牙利和巴伐利亚政府，参与西班牙内战，突出示威反对奥地利的合并和强烈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在1938年的独立。

因此，这个新国家明确的外交政策取向并不令人惊讶，这可以通过杜扬·普利尼亚的观点来表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当代国际政策是基于……”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政治和革命民主运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自然延续。

1945年3月7日，成立南斯拉夫民主联邦临时政府的任务交给了铁托元帅。英国在3月正式承认了这个新政府，苏联和美国在一周后也承认了它。

协约国正式承认了新国家的存在，以及苏共中央委员会在1941年7月4日设定的革命目标：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

根据南斯拉夫著名教授Leo Mates的说法，自战争时期以来，人民解放运动和最高参谋部与苏联之间的所有争端、误解和分歧都被热情的浪潮所克服与美国的关系落后于与英国的关系，特别是杜鲁门宣称的反共产主义，以及南斯拉夫击落两架侵犯斯洛文尼亚领空的美国飞机。

根据马茨教授的说法，从1946年夏天到1948年夏天是南斯拉夫和美国关系最困难的时期。

我们必须指出，这些糟糕的关系不是两国之间直接冲突的结果，而是一系列情况的结果，例如拒绝马歇尔计划，从而证明了与东方集团国家的团结。

另一方面，美国在通过解决的里雅斯特问题的伦敦三方宣言方面发挥了重大影响，自战争结束以来，这个问题对南斯拉夫来说是相当敏感的。

南斯拉夫已经在国际舞台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中找到了自己的地位。这种外交政策取向的结果是，南斯拉夫和苏联于1945年4月11日缔结了关于友谊、互助和战后经济合作的20年协议。人们注意到英国驻贝尔格莱德代表史蒂文森玩世不恭的话。

1945年4月14日，他拜访了伊万·舒巴希奇，并说：“西方盟国想知道南斯拉夫是否想与英国和美国建立友谊。”

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南斯拉夫主要深化了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合作，并在这方面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援助，向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了粮食援助，当然，保加利亚还免除了战争赔款，这是保加利亚的义务。

随着一系列与1945年4月类似的合同的签署，建立良好关系的开端很快就完成了。1946年南斯拉夫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亚缔结了友好互助条约，1947年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缔结了友好互助条约。

正如1946年4月2日出版的《博尔巴报》所指出的那样，在确定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基本任务方面，既定的外交政策实践也有其战略表现：

A) 与一切力量共同努力，巩固世界和平；

B) 与各方力量合作，使南斯拉夫实现其权利……

C) 致力于加强文化、政治和经济关系，主要是与苏联领导的兄弟斯洛文尼亚人民的关系；

D) 与各方力量共同努力，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与和平发展。

南斯拉夫朝向东方的明确外交政策方向和社会主义政治阵营有几个立足点。首先，这当然是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政治发展，根据它自己所宣称的责任，它是社会主义组织的脊梁。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除了苏联和蒙古之外，起源于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

在经济方面，情况也很清楚。1947年，南斯拉夫对社会主义集团国家的出口约占南斯拉夫出口总额的49%，进口约占南斯拉夫出口总额的52%，这一事实无疑证明了这一说法。

最后，在意识形态上，苏联是一个天然的盟友，人们期望它能促进密切的部门联系，而不是政治联系。加夫拉诺夫教授和斯托伊科维奇教授对南斯拉夫的这一外交政策取向的解释如下：

A)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大国，是建设社会主义共同目标的天然盟友……

B) 作为战争盟国和大国，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向南斯拉夫提供援助和支持……

C) 作为一个大国——在欧洲事务管理中具有影响力的因素。

这种以教条主义为导向的外交政策的不可持续性很快变得清晰起来。也就是说，从经济上征服南斯拉夫的企图出现在1946年铁托访问莫斯科之后。

以前在经济领域达成的协议（如在主要经济部门建立混合社会）的执行只朝着确保苏联一方垄断地位的方向发展。再加上商定的以世界价格交换货物，这样的事态发展将阻止南斯拉夫的进一步工业化，当时南斯拉夫的工业化还没有达到令人羡慕的水平。

斯大林用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话概括了这一点：“你为什么需要重工业？乌拉尔号上有你需要的一切。”

因此，友好政治关系的最初势头受到了侵蚀，从经济角度来看，“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苏联为他们创造一种土地－原材料补充的趋势”。

南斯拉夫和苏联：从社会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到主要持不同政见者

在冷战背景下，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承载者和战后经济复苏模式的承载者，笼罩在红军胜利的光辉光环下，在二战结束后，苏联毫不费力地实现了……在东欧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帝国。

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主要是为了寻求安全，但也需要战后的外交政策定位，努力与其他国家联系。正如大卫·莱克（David Lake）在他对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度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愿望必然会将国家置于从无政府联盟到等级帝国的轴心上。

当国家面临共同的威胁或拥有共同的外交政策目标时，自然会将各自的能力和资源结合起来，以更快、更简单地实现既定目标。在这方面，“安全关系沿着由双方之间一定程度的等级所定义的连续体而变化”。

简要介绍一下国际关系理论似乎适合解释苏联和南斯拉夫同其他行动者建立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无论这是一种自愿的联合还是一种基于武力的关系，其基础都是具有契约性质的，这是本文作者针对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主要文件进行分析的关键原因。

当时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无法避免“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所体现的国际关系的总体状况”。用大卫·莱克的话说，南斯拉夫很快成为“苏维埃帝国”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时刻是1945年4月11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南斯拉夫战后友好互助合作条约》。该条约由南斯拉夫部长会议主席铁托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签署。很难说当时任何人都能想到，这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确定性时期缔结的只有六条条款的协议会留下这样的历史痕迹。

然而，尽管合同的期限是20年，而且有可能自动再延长5年，但如果签约一方不提前一年宣布解除合同，合同就不会那么持久。作者在这里指出了合同的全面性，并着重强调了关系的安全方面。也就是说，该协定的规定阻止双方缔结针对另一方的联盟，同时努力加强其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虽然与苏联的外交关系是在1940年6月建立的，而在此之前一个月才建立了经济关系，但1945年4月是两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双边关系的基石。当局的反应相当积极。莫洛托夫部长在签署条约时所作的声明中指出，这是“进一步加强苏联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完成列宁－斯大林和民主南斯拉夫人民的伟大工作的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在给AVNOJ主席的报告中，Tito强调“它（条约）是两国和平时期安全的强大因素”。

然而，战后复苏的需要所强加的问题并不能通过缔结一份包含加强友好关系的一般条款的合同来解决，祝酒词和对问题的声明态度也没有产生任何具体的结果。

据估计，南斯拉夫在战争期间损失了大约4万名高素质的专家，这迫使其政府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努力弥补这一损失。事实是，最初俄罗斯政府无法接受我们的学生……在检查了所有的可能性和希望帮助我们之后，他很担心。

然而，就在1945年11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南斯拉夫民主联邦政府之间签署了关于派往南斯拉夫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工作条件的协定”，这同时解决了南斯拉夫工业的当前需求和两国未来冲突的原因。

在最初的提法中，协议的条款（第6条）规定只向南斯拉夫派遣20名苏联专家，预先判断了他们的垄断地位，显然他们的定位是在“中央机构和大企业”工作。

这一立场也得到了后来的“苏联与北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经济合作协定”内容的支持。也就是说，第一条规定了建立混合企业，这在内河航运和民航领域很快实现了。在实践中，管理职能由苏联专家承担，这只是证实了缔约一方在这种经济关系中具有主导地位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