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不做糊涂的“老太婆”

费尔巴和黑格尔是十九世纪德国的哲学家。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他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批判时，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也一概否定了。对此，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像一个糊涂的老太婆，在给婴孩洗澡后，把婴孩和脏水一块儿泼了出去。

“把婴孩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比喻良莠不分、不加区别地一概否定。

如此糊涂的“老太婆”，不仅外国有，中国也有。同样是十九世纪，大清朝的宋晋（1802年—1874年）算是一个。

1871年，身为大学士的宋晋，上奏《船政虚耗折》，说福州船政局制造轮船，经费拨用四五百万，糜费太重。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声称“此项船政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主张福州船政局停止制造轮船，并将造好的船只租给商人，宋晋的上奏，得到众多保守派的支持，朝廷内反对造船的声音越来越高。

1866年左宗棠（1812年一1885年）任闽浙总督时创建福州船政局 ，位于福州马尾。主要由生产、教育（船政学堂）、军事（船政水师）组成，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海防近代化事务机构。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大清朝内外交困。一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中西方的差距，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技术，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械制造厂、福州船政局等。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国防的近代化。是走出“闭关锁国”的改革开放运动。

那么，宋晋上奏中所说的“糜费太重” 存不存在？存在。

作为几千年的封建大国，在腐朽没落的封建官僚体制下，作为新兴的洋务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弊端，如贪污腐败、人浮于事，消耗大成本高……弊端就是脏水，需要泼掉，但主张“停止制造轮船，并将造好的船只租给商人”，便是把洗澡的婴孩也同脏水一起泼掉了。

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只能是落后挨打。

有糊涂的“老太婆”，便有头脑清醒的有识之士。沈葆桢（1820年—1879年）立刻站了出来，驳斥宋晋说：“夫以数年草创伊始之船，比诸百数十年孜孜汲汲精益求精之船，是诚不待较量可悬揣而断其不逮。”“造船事业不特不能即时裁减，即五年后亦无可停，所当与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永垂不朽者也。”——我们才刚刚造轮船，人家外国已经造了一百多年了，如此指责我们，是不合理的。造船是关乎国家前途的百年大计，万万不能裁减，不能停止的！针锋相对提出了著名的论点“勇猛精进则为远谋，因循苟且则为虚耗”。

沈葆桢， 晚清大臣，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林则徐的外甥和女婿。

沈葆桢的见识和能力，受到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重用和推荐。自从担任船政大臣后，兢兢业业，励精图治，成为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沈葆桢认为，“船厂的根本在于学堂”，并建议“废无用之武科以励必需之算学，导之先路，十年后人才蒸蒸日上，无求于西人矣”。沈葆桢建立的船政学堂，招生对象不分汉、满等民族，无论举贡生员、官绅士庶出身，均可报考。办学体制采用近代西方的教育模式，根据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地办学。在学堂学完，再派到英、法等国学习轮船制造技术和驾驶技术，造就了刘步蟾、林永升等杰出的海军人才。

从同治六年(1867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福州船政局共制造万年青、湄云、福星等11艘军舰，永保、海镜等4艘商轮。使用机器的舰船，与旧式帆船天壤之别，晚清的海防装备和海防力量粗具规模。

力挽狂澜，坚持“改革开放”，绝不把“婴孩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

呵护“婴孩”，拒绝“脏水”。船政工薪较高，许多人想挤进船政，但沈葆桢始终坚持“至亲旧交不滥收录”的任人唯贤原则，以致很多进不了船政的人对他十分怨恨，不断写匿名信污蔑谩骂他。沈葆桢为官32年，始终清正廉洁。节衣缩食，勤奋认真，经常带病坚持工作，最后积劳成疾，病逝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任上。死后“除了几间旧房外，田无一亩，家无长物。”

晚清大臣陈宝琛（1848年—1935年）感叹：“吾闽百年来，名臣最著者数侯官林文忠、沈文肃二公。”林文公即林则徐，沈文肃即沈葆桢。一个是舅舅、岳父，一个是外甥、女婿。翁婿二人，不是“糊涂的老太婆”，而是“睁眼看世界”的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