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至4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革命与战争的年代。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辛亥革命后,各地方政治军事势力实际支配着各省的政治社会管理权,社会形成了各政治军事政权相互竞争而又不能实现全国统一的局面。这样的情况,为各种救国建国理论宣传推广实行,带来了宽松可行的现实条件。当时,不仅有西方的宪政理论的宣传鼓吹者,也有支持皇权与支持袁世凯专制权力的人,不仅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倡导无产阶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宣传者,当然还有宣传三民主主义的国民党的政治力量。
因为新政权(共和政权)尚处在初步建立之中,又因为各政治军事力量势均力敌,呈现着一种暂时的平衡。各种政治思想政治主张均得以应用,得以宣传,得以实施。政治实践中,一些理论的不适应也逐渐被人们认识:宪政分权理论虽经辛亥革命的一些政治家学问家提倡,并实习清王朝保持君主地位,行政权力交还与由政党选举的政府掌握的共和制度。袁世凯因为实际掌握着国家社会的政治军事权力,在与国民党政治力量代表孙中山的协商谈判中,达成了由袁世凯担任推翻清王朝后的第一任总统的协议。

新的政权在运行过程中诸多波折,加上袁世凯政治军事权力无政治力量制约,在与国民党数次和平的政治博弈之后,发展到革命党讨袁、袁世凯称帝的政治境况。袁死后,中国陷入了实力派军阀割据一方的社会局面。历史事实表明,宪政民主观念在中-国政治实践中不服水土、脱离实际,不能取得他应有的效果。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观念,虽然在推翻清政治斗争中发挥了号召凝聚民心的作用,但是面对军阀割据的国家政治现状,他们也拿不出更多有说服力的政策主张。
仅就思想观念的深刻性完整性实用性而言,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受到广大青年与仁人志士的热烈欢迎。它不仅提供了一套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理想,也提供了一套以铁的纪律为特征的列宁主义建党思想。这些思想在当时,不仅受到共产党人、维新人士、革命党人与革命青年的欢迎,就是许多国民党人也接受了。不少国民党要员早年曾加入共产党,蒋介石把他的儿子送到苏联学习政治军事思想,这些事实都说明,社会主义理论受到希望建设新中国的各方人士的拥护。
理论观念传播的经验说明,在社会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只要有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又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能条件。尤其是拥有利用体制机制解决社会问题的政治环境,科学先进的理论总是会脱颖而出,成为人们争相学习主张的理论观念。在革命理论的宣传发展过程中,毛主席及其战友创造性的理论应用和理论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取得成功,受到亿万革命者拥护支持的重要因素。
俄国因为其经济发展水平远超中-国,使得它的革命主要是依靠工人阶级城市暴动实现。而这个理论教条的照搬,得到的结果却是国内城市暴动起义的一次又一次失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使得毛主席及其战友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的革命必须依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革命必须在反革命势力薄弱,亿万民众生存无望的贫困地区开展。代表那里的民众,为他们的利益而努力,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建立起稳固的革命的根据地,建立起人民群众的政治军事统一体,建立起人民的政权,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才可能在与其他政党政权的竞争中胜出。
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关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等著作,都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的支部建在连上的革命军队建军思想,更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其他一切旧军队截然分别的重要思想,成为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法宝。
除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先进性,受到千千万万人士的支持追求外,党的组织理论、军队组织理论的先进性,更是党的根据地政权、党的军队与国民党政权、军阀割据政权的表现大不相同,受到亿万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年学生的热烈向往的根本原因。

因为共同的大同社会理想,共同的建国思想,使得处于各种各样社会地位的人走到一起。因为先进的建党建军思想,使得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的军队,比起同时代其他政党组织,其他军队,更加团结一致,更加上下一心,更加为群众、为党组织和人民军队的利益奋不顾身。因为没有需要维护的个人、家庭、家族的财产,没有需要维护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使得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得以克服一切艰难困苦,抛弃一切个人利益乃至生命,为了革命,为了社会主义理想,为了新中国而浴血奋斗。这些战友中的杰出代表,随便一提就有许多:朱德、彭德怀、张闻天、邓小平、陈毅、瞿秋白。
正是因为看到共产党的组织及建军思想的先进性,当国民党受到各类军阀势力打击难以站住脚的年代,孙中山才采取了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灵活政治策略。使得有了新的组织力量的国民党之群众工作、军队工作、社会组织工作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终使得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受到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拥护。
就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的党的武装革命时期,党在组织理论和建军思想上的先进性,也令一众国民党及地方割据政权相形见拙。共产党的军队及其政权能能够在陕甘宁那样的贫困地区稳固建立,不断发展,成为进步青年心中的圣地,就是明证。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许多部队不敢迎敌而上,而是仓皇后退。留在敌后的军队很多也成了伪军,成了日寇的帮凶。而八路军新四军人数区区,却大步挺进敌后,在敌后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抗战结束,已然成了拥有200多万正规军和几百万民兵的强大政治军事力量。当国共开始新一轮政治军事竞争之时,党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先进性,以及优秀的党建思想、建军思想及其实践,一次又一次的显示了它的强大与不可战胜。

一次次大战役对决,国民党的惨败,一次次经典的战役,国民党军队战场表现得莫名其妙,就是这种不同思想观念的组织、军队具有完全不同战斗力的典型表现。看一看蒋介石在他的国民党内部培养重用自己的黄埔学生,排挤其他派系的军人和军事人才,就知道他的军队用人之任人为亲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看一看蒋介石手下的军队及高官,除了打仗之外,还要考虑自己是不是老蒋的嫡系。国军进入我的地盘,是不是要端我的老窝?国军增援友军,却因为它不是嫡系而故意拖延。
与之相反,共产党军队的高官,只要是对全局有好处,对整个大局势改变有好处,不论何种战略战术,都可以大胆地提出,大胆的先斩后奏。粟裕大胆提出自己关于全局大战役的主张,得到中枢的欣赏支持;林彪的东北战争之初,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不争一城一地,放弃大城市,占领两厢的重大决策,都可以由指挥员独立作出,最高统帅部对其拥有足够的信任。
共产党的军队干部可以为了整体的利益,而不管自己所辖军队的伤亡,为了全局的利益不管自己所辖军队到什么地方驻扎,从事什么样的战斗任务。这些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军事竞争较量,所以显示完全不同的结果的真正原因所在。一句话,军队派系林立,党的组织没有统一的思想,战争中必然各怀心思,互不信任。
如果没有受到一致拥护的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没有先进的建军思想,没有支部建在连上的高水平的思想工作,国民党军人今天跟着国民党打共产党,三心二意、没有战斗力;明天跟着共产党打国民党,就意志坚定坚定、信心满满,这样的人间奇迹就不可能创造出来。当然,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干部、解放军的干部与群众和普通士兵的平等相处关心爱护,有了困难问题马上解决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官民协力、官兵协力、勇于牺牲的精神就不可能在解放区成为风气,董存瑞这样的英雄主义精神就不会在革命队伍中成为风气。

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出现了:怎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怎样高速发展国民经济,使亿万人民群众迅速富裕起来;如何应用有效的手段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对物质利益的需要和社会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党领导人民创造性地提出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的一大重要特点就是它的时代性,现代性,就是它的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精神。
虽然经典作家的一些理论构想,是建立在100多年前资本主义发展现实基础上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实践性,从客观实际出发的特性,加上党在新时期确立的实践检验真理的哲学原则,都要求人们遵循商品经济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的理论原则,要求人们遵循实践中取得成功的方针政策主张,以三个有利于的原则看待新的政策主张及其选择。
我们党选择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那就意味着社会在主要的经济运行机制上做出了重大改变。由原先行政控制主导的经济,变为由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主导的资源要素市场配置的竞争性经济;企业由单一的集体国有性质,变为多元化的个体、私营、有限公司、外资独资、中外合资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新的体制模式尽管尚在建设之中,尚处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它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之历史巨变却是空前的,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几十年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增速和经济社会发展效果,同以前的发展模式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出现的新问题,面临的新矛盾,是完全可以也应该站在新的基础上,用新的方式方法去面对和解决的。比如资本的垄断弊端,资本权力与劳动者权力的不平衡,资本收入与社会收入劳动者收入的不平衡;比如不合理的官商关系,996损害劳动者健康和社会发展后劲的劳动法违法现象等等。《反垄断法》的建立与有效实施,行政权力对资本权力的必要干预,合理的税收政策,严格的劳动法执行,都是有效引导资本力量进入正常的对社会国家发展有利有益的轨道的制度性解决方法。
自然,解决现实问题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站在改革后新的市场体制规则模式基础上。这个模式就是农民对土地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农民家庭对土地支配管理的自主权,就是个体、私营、有限公司、外资、集体、国有企业的公平竞争与平等的市场准入。市场经济几十年运行的历史已经令人们明白:不论是什么资本,只要垄断,只要没有竞争与规范的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权力的合理制约,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不仅银行业会出现不顾及储户利益的滥收费现象,只强调权利不严格履行义务的不合理现象,大航空公司、铁路总公司,石油总公司,微信总公司,淘宝总公司、京东总公司都会出现因垄断而权力一股独大带来的严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工商管理部门、运输管理部门、反垄断部门、网络经济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干预制约。比如限制储蓄卡的收费水平,比如管制油价、火车票价、飞机票价,限制一些企业的跨行业兼并,干预一些企业拖欠工资,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不遵守法律规定的劳动时间,不交劳动保险等等,都是这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管理与干预措施。

如果合理的现代化的制度规则措施没有采取,仅仅像有些大V那样,空喊大资本不道德,不爱员工、无良,显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些网络红人提出所谓私有经济已完成历史使命的怪论,只能说明言论者缺乏对国家新时期基本经济模式的起码认知。现在提私营经济退场论,难道看不到私营经济在外贸、服装加工、电子产品等诸多领域占有多大的经济比例,承担多大的就业数量?在无数私营外资合资企业不断诞生、快速发展的今天,说这样一些话,实际是对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前提和基本模式不负责任的指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行为。
还有关于集体所有制或人民公社的问题。虽然农村面临的新的问题与困惑,使得集体经济集体管理有了一定的社会需求。但是谁都不应该忘记:大包干体制的广泛推行,其中重要的原因是集体所有制模式缺乏合理有效的劳动者经营激励机制,社员个人的权力和生产队长的权力以及社员集体的权力如何划分,怎样制约协调规范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集体所有制的理论研究探讨说明,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和有生命的劳动对象,使得农业生产管理不适合工厂化的管理模式。过大的生产队长或公社主任农业生产管理权力,不能够承担因管理决策失误带来的风险。

不论是南斯拉夫的工人集体所有的工厂,还是大量的乡镇企业以及兵团的班组集体经营组织,管理权过于集中地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基本的结果就是:天气和经营情况好的时候赚钱不多;情况差时亏损巨大。这是任何一个在农村和农业上有过一定生产经营管理经验的人都心知肚明的事情。除非“管他那么多”,除非“管他亏不亏、加入共同生产费”,稍微有责任心的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公社化的体制模式再重新建立的。
农村的一些地方和城郊的一些乡村,经常因土地转让土地出租出大问题,根本的原因就是集体所有制的集体权力怎么行使?怎么落实?如何不使这种集体权力变成村干部的权力。如果这个多年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改革以前存在的老问题,改革以后恢复集体所有制暴露出来的老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空谈农业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就是不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