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复出：华国锋做“转弯”工作使其水到渠成

邓小平因其“三落三起”的经历为人津津乐道，而个人际遇往往又与更高层面的历史转折紧密相连，更增添了其中的传奇意味。

1976年底，邓小平正面临着人生最后一次“东山再起”，华国锋强调“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为了避免转弯太急导致翻车，需要有一个过程。

三落三起，百折不挠

关于自己的人生，邓小平曾经说过句带有幽默的话：如果要从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之中评选出奥林匹克奖，那他觉得自己很有资格去争夺金牌。

话说得虽然轻松愉快，背后却是不足为外人道的艰辛曲折。

邓小平一生至少经历过三次大的挫折，每次都是在最低谷的状态下蛰伏良久，才终于获得重新奋起的可能性。

第一次大挫折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邓小平因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抵制“左”倾错误，被打成了“邓、毛、谢、古”小团体的头头，紧接着被撤职、反复提审，就连当时的妻子金维映也送来了离婚报告。

因为拒不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受了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并被派到边远的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

在情况最为窘迫的时候，不但每天得例行下地开荒，就连基本的吃饭要求都无法保证，全靠唐义贞、蔡畅等人帮忙给他藏一些饭菜，才得以度过危机。

后来拍文献纪录片《邓小平》时，剧组还曾经联系到一位目击者危秀英。

当时老人已经84岁了，但谈到当初邓小平被饥饿逼迫、不得不到处找饭吃的往事，老人仍然印象深刻。

第二次大挫折发生在60年代中期。

而当时正担任总书记、领导着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在“战备疏散”的名目之下，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一起，被遣散到江西省，实际上被安排进了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关于这段劳动岁月，邓小平后来曾说，在厂里做钳工根本难不倒他，因为从早在16岁时去法国勤工俭学，他就进雷诺汽车打工并学会了不少厂里手艺，如今只不过重操旧业而已。

与此同时，卓琳则和其他女工一起，在电工班组负责修理马达电线，也就是拆绕线圈。

虽然他们自己说劳动难不倒人，但实际上岁月和时间不会骗人，无论体力还是精力，都不能再和年轻时相比。

他们身上也多多少少有了心血管以及肠胃方面的疾病。

更让工作人员担心的是，邓小平当时正需要吃安眠药。

负责“明保暗监”任务的管理秘书黄文华对此很不放心，怕他万一“想不开”，每天都是亲自送药过去，而且只送一次的量。

这样的日子前前后后过了三年，直到毛主席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重新提到“刘邓”，并特别将邓小平的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他才获得重新复出的契机。

最后一次大挫折则发生在周总理逝世之后，邓小平主动提出“解除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换成一个普通人，这些挫折中的任何一次都足以造成重创级别的打击。

然而邓小平却不但经受住了三次挫折，而且三次都能重新奋起，多少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民间也曾经流传过一些轶事，说邓小平的老家四川广安有座山，形如笔架有三个山峰，这座山的山势就注定了邓小平的人生必定会有“三落三起”的走向。

风水之类的说法当然不足为凭，真正决定性原因在于他本人历经磨砺的毅力和韧性。

与此同时，毛主席、周总理等人也对他评价很高，并以实际行动对他进行了保护。

毛主席对他的高评价

邓小平之女邓榕曾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表述，的确是毛主席作出了“打倒邓小平”的决定，但是与此同时，他一直都把后者的问题定性为“内部矛盾”，不但处理力度留有余地，甚至还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护后者的人身安全。

最具标志性的一件事便是邓小平的党籍。

即使被认为“犯了错误”，甚至需要遣送到外省去下放劳动，但邓小平的党籍却始终得以保留。

对于邓小平，毛主席曾说：“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这样的心态，很大程度上源自毛主席对邓小平的才能颇为欣赏，而且在一些大的原则问题上，实际上也对他投注了相当深厚的信任。

在八大召开前夕，为了推选邓小平主管中央书记处，毛主席曾经在会场评价邓小平为“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

过去多年共同奋斗的征途上，邓小平一度被当作“毛派”头子打倒，军事上协助刘伯承立下战功，面对苏联赫鲁晓夫等人的“老子党”气焰又能坚持原则、不会屈服于苏修。

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毛主席第二次出访苏联时，他也曾经在与赫鲁晓夫谈话时对自己的同事战友进行点评，其中给邓小平的评语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这已经是很不错的评价了。

战争时期与建设时期的贡献

众所周知，刘邓率领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事件被视为解放战争正式展开的序幕。

邓小平回忆过当时的困难情景，面对着蒋介石的重点进攻策略，来自陕北的电报写道“甚为困难”。

刘邓接到这封电报之后，二话没说立刻复电，半个月后就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

实际上回完这封电文不到十天，部队就开始行动了。

前往大别山，意味着从此直面无后方作战难以避免的种种困难。

这一行动的意义并不在于占领了多少土地、消灭了敌人多少兵力，而在于他们挑起了当时当地最为困难的担子。

也正是由于刘邓千里跃进，而且成功地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我军才得以平安度过了最为困难危险的相持阶段，迎来了三大战役的浩大反攻。

多年担任毛主席卫士的李银桥也曾经回忆过当年刘邓前来西柏坡、向主席汇报战场情况的情景。

邓小平说淮海战役就像是“嘴里含了一个核桃”，刘伯承先是补充“咬是咬不碎，吞也吞不下去”，最后做了个有力的手势——“最后还是咬碎了！”

正如他们所坚信的那样，解放战争的胜利天平、的确渐渐向我方倾斜。

新中国建立后，邓小平先是主政西南，后又承担中央日常工作，还曾经作为我国代表团前赴苏联，与赫鲁晓夫等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交锋。

莫斯科会议期间，哪怕是一场非正式的宴会，往往也避不开双方的意见争执和唇枪舌剑。

比如赫鲁晓夫会在餐桌上提出要求，要求双方停止报刊上的相互攻击。

而邓小平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我方早已提出停止论战的建议，是苏方并不重视，而且至今都仍未停止攻击；我们虽然并不攻击，但也需要在适当的时机表明态度，该答复的总要作出答复。

这一轮交手，留给赫鲁晓夫的印象是“这个小个子见事敏锐，但并不好打交道”。

但毛主席对邓小平表现出的针锋相对斗争态度却十分满意，这不但代表着一国一党的地位和利益，也证明了邓小平是站在苏修对立面的。

既然能够面对面与之斗争，自然不会在中国国内也搞赫鲁晓夫那一套。

他曾对邓小平说，赫鲁晓夫很怕你这根棍子。

这是因为当时邓小平腿部骨折尚未痊愈，到苏联参加会议的时候需要借助手杖行走。

记忆力极好的毛主席，是不可能不记得核桃、棍子以及更多林林总总细节的。

这些事例累积起来，就决定了针对邓小平的不满主要围绕着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上的分歧，而并非在根本问题上有什么太大的冲突，而且，邓小平也“不存在历史问题”。

来自周总理的深厚情谊

如果说毛主席对邓小平的器重主要来自于欣赏和信任，那么来自总理的感情，更兼具一种多年相处、知根知底的亲密和关切。

走上革命之路的早期，两人曾经前后脚到过法国。

在这里，他们一同开展青年团工作，一起编辑《赤光》杂志。

通常情况下周总理负责编辑撰稿，邓小平则负责刻蜡纸和油印。

因为字迹又美观又清晰，久而久之还得到了一个“油印博士”的外号。

自1927年起，两人又相继来到上海工作。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两人并肩战斗在龙潭虎穴之中，不但工作上配合默契，生活上交集也非常多。

邓小平在上海与张锡瑗结婚，负责张罗婚宴的就是周总理和邓颖超，这两家人住在同一栋楼房里亲如一家，足足有半年多的时间。

后来邓小平将要启程前往江西，周总理亲自同江西当地联系。

为了安排好邓小平夫妇的住处和生活，他处处仔细设想，考虑得十分周到。

例如一开始，江西当地打算把邓小平安排到赣州。

周总理认为并不合适，因为邓小平当时已年过六十，应当安排到交通方便、条件较好的南昌附近，便于照顾。而且房屋、工作人员等方面也需要进行周到妥善的安排。

即使邓小平已经妥善在江西安顿下来，周总理百忙之中仍然多方关注。

当他因为劳累过度而心脏病复发病休时，还曾经对身边的保健医生说过，自己在江西有两个熟人。

一个是保健护士郑淑云，另一个就是“我的同行”邓小平。

“俩人一个郑一个邓，恰好凑成两个耳刀”。

直到周总理病势沉重、卧床不起时，他也仍然不忘了称赞和鼓励邓小平，说他这一年干得很好。

后来总理追悼大会上，也是由邓小平代表中央致了悼词。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对于来自毛主席周总理的关照和回护，邓小平自己是心知肚明的。

而回报这种关照的方式，也就是他曾经不止一次说过的：为党为人民，再兢兢业业多干几年。

邓榕《在江西的日子里》写道，那些日子里的邓小平表现得极为沉稳，“临危不惧，遇喜不亢”，工作生活之余，他把大量的空闲时间用在读书和思考上。

他们所住的小楼有一个小院落，他总是在黄昏时候一圈又一圈地在院子里散步，时日一久，红土地面竟然被他踩出了一圈灰白色的小路。

也许正是在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闲步与思考中，他的信念和意志早已准备好了面对一切可能的情况。

1976年底，距离等邓小平第三次被撤销职务、保留党籍，已经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

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等老一辈革命者先后用不同的方式提出建议，认为应当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出于“转弯太急易翻车”的顾虑，华国锋认为这事不宜操之过急，还应等待时机，并在正式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复出。

这看法实际上是符合当时情况的，而且在邓小平那边还有另一个突发情况——由于前列腺肥大造成的尿潴留，他住进了医院接受治疗。

医生诊断后发现情况不太乐观，邓小平主动提出“干脆做手术”，避免之后麻烦。

卓琳对手术多少有些放心不下，便问主刀的李炎唐，觉得手术后会不会有些什么问题？

李炎唐还没开口，邓小平就接过了话茬：“你不懂，不要问。先要相信医院，天底下哪有百分百绝对的事情呢？”

医生交待烟瘾很大的邓小平“这段时间不能抽烟”，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而且也严格执行了。

随着日期越来越临近周总理逝世周年纪念日，群众要求邓小平回来工作的呼声，也变得越来越高涨。

在第二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交了书面发言，王震同样也直率发声，他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

水到渠成的那个时机，终于渐渐临近了。

1977年7月17日的十届三中全会，全会一致通过了为邓小平恢复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他此前担任的各项职务。

邓小平本人也在会上发言，论述思想领域当务之急的同时，也做出了自己的表态“作为共产党员，就不能有私心杂念，应该老老实实履行党员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结语

如同他此前的几次复出一样，当他再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时，不但得到了现场群众的热烈致意，也瞬间吸引了无数媒体的眼球和头条。

当时他出现在北京工体，观看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比赛，现场同时也是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闭幕式。

有外媒写道，即使曾经从镜头前隐身了一段时间，邓先生的外表也并没什么改变，“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

这是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中的第三次复出。

正是这次复出，标志着他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整个中国也注定从此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

而这一转变的意义，也许从那条著名的“小平您好”横幅中，也能够窥见一二。

参考资料：

《从中央委员到领导核心：1945-1978年间的邓小平》；张金才；河北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权延赤

《平民邓小平》；余玮；人民日报出版社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经过》；2009年06月29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三次被打倒最终东山再起 邓小平复出始末》；新闻午报；2008年0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