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陕西男子修房，从墙中发现两份文件，原来程子华不止是军长

前言

红二十五军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边转移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将留在苏区的部队重建红二十五军。由于年代久远，很多有关红二十五军的资料都已经没有了，没想到几十年后，有两个家庭的后人分别从自家墙里找到了有关红二十五军的珍贵资料，其中一张甚至比中央档案馆所存的那份更为珍贵。

前排右起：徐海东、郑位三；后排右起：陈先瑞、程子华、李隆贵

阮家老宅墙缝中的秘密

1980年10月，陕西省山阳县袁家沟口乡庙沟垴小学教师阮班柱在修整老房时，母亲告诉他：“你父亲在世时说房中担子梁那头的墙缝里边有个什么事，不叫人动。”

阮班柱就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墙缝里边去摸，结果摸出了一个子弹壳和一张黄色纸质的字条。字条大约20开，上边写着一些繁体字，由于天长日久，加上尘灰迷蒙，已有些模糊不清了。他忽然想起七八年前自己跟着父亲上山打柴时，父亲曾爬到一处险要的山崖间去，从一片隐密的地方带上来一支已经锈坏的枪和一把子弹，并从一颗子弹中掏出一卷叠成寸把长的黄纸筒，打开来看了好长时间，当时其父泪流不止。

于是，阮班柱断定这就是父亲带回的那张字条，并猜测可能是祖父留下的纪念品。就小心地将其夹在一个笔记本中，妥善地保存了下来。

到了1983年10月，乡中心小学校长江天博到阮班柱所在的小学检查工作时，与阮班柱谈起了其祖父的事情。原来阮班柱的祖父阮英豪，曾是袁家沟口神坛组织——大刀会的头领之一。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路线图

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入陕，在新建立的中央鄂豫陕省委领导下，开始了创建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袁家沟口大刀会被收编为中共鄂陕特委领导下的第四路游击师，积极投入了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在当时所掌握的资料中，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建立有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府，袁家沟口是根据地的腹地和巩固区，较早就建立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程家盛，副主席阮英豪，都是本地人。

但随着资料调查的不断深入，在县以上是否还有更高一级的苏维埃政权这个问题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由于没有依据而无法确认。

这次谈话使阮班柱想起了父亲收藏于墙缝中的那张字条。为了弄清真相，他请来了程家盛烈士的儿子程先政。程先政读过古书，认识繁体字，对当年的事情也略有印象。他小心地抹去纸条上的尘埃，终于辨认清楚了上边的文字。

那是程家盛的手迹，内容是：

阮英豪副主席

本府决定你领人把九间房壹号库的东西转到红岩寺五星筹备处，特此为证。

主席 程家盛

公元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

此件的珍贵之处是上边盖的那枚方形朱印印模，九个朱红色的印文是：“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

程家盛

由于原件纸质很差，年长日久，左上角已破损了一块，还有几处磨损的小孔。阮班柱便用浆糊将其粘贴在一张纸上。但就在贴好后放在煤油灯旁烘干时，一不小心，将印文中“鄂陕”两颗字处烘焦，致使印模残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据调查，“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大印原为方形铜质，一直为主席程家盛亲自掌管。1936年春，根据地形势恶化，程家盛在被捕前将铜印交给妻子倪世莲保存。倪世莲历尽千辛万苦将铜印保存了下来，解放后交给了人民政府。可是在1952 年送往省上展览之后，这枚沾染着程家盛烈士鲜血的铜印便没了下落，经多次查找皆无结果。现在，这个公函上的印模便成了唯一证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最高苏维埃政府——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确实存在并开展过工作的有力依据，这对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乃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研究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山阳县袁家沟口村烈士纪念碑

两张珍贵的布告

无独有偶，1983年，镇安县饮食服务公司职工陈炳生翻修房屋时，想起父亲去世前曾郑重交待说，有朝一日若要翻修或拆迁老房时，其它地方均可请人去拆，唯后墙不要让外人动，必须自己动手。陈炳生猜想父亲可能藏有重要东西在墙中，就恪守父亲的遗言，亲自动手拆除。

终于，陈炳生在一处墙缝中发现了一个小纸包，展开一看，是两张布告。一是《中国工农红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一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关于商业政策问题》。两张布告皆为油印，印在约16开大小的蓝色纸张上。

《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发布于1934年12月20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第12天。当时红二十五军正进抵今丹凤县的棣花镇。棣花是商洛川道地区，土地肥沃，人演稠密，商业曾繁华一时。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宣传，不了解真相的群众大都吓跑了，从而“致使商业停滞，商人吃亏，群众卖柴买盐都不方便”。《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关于商业政策问题》

布告指出：“务望各商户各安其业，莫信谣言。”申明“苏维埃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特别申明“凡没有参加反革命（即令是地主）的商店，如能遵守苏维埃的法律，仍保证其继续营业。”“凡没有参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红军行动境内，准其运输行走。”布告共分为七条，具体地贯彻了省委庾家河会议精神，对于开创新区，稳定民心，促进物质交流等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以往的红二十五军战史及党史研究中，所依据的皆是1935年2月5日布告的署名次序及职务有所变化，为：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政治主任郑位三。而镇安县发现的这张布告提前了一个半月时间，署名为：司令程子华，副司令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政治主任郑位三。完全是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发布的。这就使得这张布告比中央档案馆所存的那份更为珍贵。

《中国工农红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

1935年1月9日，红二十五军占领镇安县城的当天，发布了《中国工农红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它宣布：“红军已经占领了镇安县城，把压迫剥削咱们穷人的国民党镇安县政府打倒了，把屠杀摧残咱们的豪绅地主的大本营推翻了！过去大老爷们把穷人当牛马的世界，现在快完了。目前已经是咱们穷老子们走上了光明大路，大家赶快起来创造我们穷人的世界啊！”

《告群众书》在向人民群众发出七条具体的号召之后，热切地号召工农劳苦群众赶快团结起来，“建立穷人自己的政府，造成工农贫民自己的镇安县！”

在发布《告群众书》的同时，红二十五军也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贴进了镇安县城。这两份文件互为补充，广泛地宣传了省委会议精神，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红二十五军占领镇安县城纪念碑

陈炳生家的老房就座落在镇安县城后街，其父看来是个颇有远见的人，他将这两份珍贵文件收藏于墙缝之中，使其避过了长期战乱和白色恐怖的阴影，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成为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资料，在党史军史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革命历史文物的收藏者不为名，不为利，冒着生命危险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证物，他们的后人又将其无私地交给了当地人民政府和党史征研部门，使其充分发挥了作用。他们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广大收藏爱好者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