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失去军权的毛主席“撒豆成兵”，救出了身陷绝境的彭德怀

老覃在昨天写了《1931年，红军连战连捷，胜利空前，毛主席却悲呼：堪恨大祸从天落》一文，讲的是毛主席在1931年的下半年指挥中央苏区的军民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空前，共歼敌军17个团，俘1.8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5万余支，机枪175挺，迫击炮55门，电台6部。

蒋介石狼狈不堪地收兵远去后，中央苏区在1931年11月1日至6日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

中央代表团成员在这次会议上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功劳记在以王明为首的几个中央领导人的头上，说这是在以王明为首的中央领导人的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绩”。

而真正的有功之臣毛主席，反被指责为“富农路线”、“狭隘的经验论”。

毛主席敏锐地感觉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9·18事变之后，势必会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中央代表团成员却一口咬定“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认为“帝国主义反苏战争即将爆发”，提出了“保卫苏联”的口号。

他们还说，“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接着，又沾沾自得地指称“国民党统治阶级已经从头烂到脚，我红军无比强大，当下要做的事，就是打出苏区，夺取中心城市，以一省带动几省，最终实现全面的胜利。”

针对这种不切实际的估量，毛主席据理力争，一再提醒他们：“红军还很弱小，有胜利的可能性，也有失败的可能性。当下只能在苏区摆战场，诱敌深入，绝不能脱离苏区去攻打大城市。”

中央代表于是又给毛主席扣上了“保守主义”、“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等好几顶帽子。

最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从各方面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毛主席的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被撤，代替了他的职务的是项英。另外，王稼祥增补为中央委员，和任弼时共同主持中央局工作。

不过，到了12月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1月9日，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做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抓紧占领南昌、抚州、吉州等中心城市。

周恩来原先在上海是主张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到了苏区后，聆听了毛主席的分析，改变了想法。

他在当天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致电临时中央，坦言“中央苏区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很不现实”。

但临时中央复电要求“至少要在抚州、古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占”。

周恩来无可奈何，只好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

中央局多数领导人主张打赣州，理由是赣州处于苏区包围之中，比较容易攻取。

彭德怀也信心满满地说：“以现在红军的实力，是完全可以打下赣州城的。”

彭德怀给大家描绘了这样一幅蓝图：只要我军攻占了赣州，就可以把赣江以西和赣江以东的苏区连成一片，为我们日后向赣东北方向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毛主席极力反对，说赣州是一块没有肉的骨头，要攻打下来固然不易，即使攻打下来了，也没有太多发展的空间。

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一些领导人根本听不进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讥笑毛主席“是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

最终，会议决定由中革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指挥红一方面军攻打赣州，

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的毛主席内心黯然，于1932年1月下旬向苏区中央局请了病假，带着贺子珍和他的警卫员一行13人，登上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养病去了。

彭德怀于1932年2月3日指挥部队把赣州了个水泄不通，开始了狂风暴雨式的攻打。

战局的发展正如毛主席事先预料的那样——我们并没有攻打下赣州的实力。

彭德怀挥军狂攻了四次，损失了3000多人，被俘1800多人，仍未能攻下赣州城。

反而，因为这大动作的攻打招来了蒋介石派出的大批援军。

其中，陈诚、罗卓英部所属之11师、14师、52师和两个独立旅，从吉安经遂川到达赣州外围的赤主岭。

来自广东的国民党敌军也北上到了大庾岭、九渡水一线。

彭德怀的作战部队顿时陷入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

这种形势下，攻打赣州已经不可能的，我军能做的，就是想办法撤军。

老覃在昨天写的《1931年，红军连战连捷，胜利空前，毛主席却悲呼：堪恨大祸从天落》一文中说了，两军交战，一方要想全身而退，没有很高明的军事艺术手段是做不到的。

此外，即使你有很高明的军事艺术手段，没有做策应和打掩护的部队也是白搭。

红一方面军已陷于敌人包围之中，又能去哪里找策应的部队？

有人提议去找毛主席，说毛主席一定有办法化解眼前的危局。

彭德怀只有苦笑。

经过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彭德怀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艺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毛主席已经失去了军事指挥权，而且，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都已陷于赣州城下，毛主席又没有“撒豆成兵”的本事，又怎么能化解得了眼前的危局？

但项英坚信毛主席有办法。

他带领一名警卫员，两人各乘一匹快马，风驰电掣地赶往东华山。

毛主席一听我军正被敌军包围，连夜冒雨赶往瑞金，找到了郭化若，往前线指挥部发了一份电报，建议起用红五军团。

这红五军团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方面军第五路军在中原大战后投奔了蒋介石，被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任指挥官，辖骑兵第4师，第25、27师。

1931年，孙连仲率部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三次围剿。

在该年6月，25、27师合编为17军，高树勋任军长。

第三次围剿结束后，第二十六路军屡吃败仗，士气低迷，军心不稳。而孙连仲牙疼赴南京就医，高树勋又私自离队远赴庐山，部队交由参谋长——我地下党员赵博生指挥。

该年12月14日，赵博生会同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率两旅、路直属队及27师一部共1.7万人在宁都起义，开赴苏区加入红军，被编为红五军团。

对于赵博生等人的起义，中央代表团和苏区中央局的一部分领导人是心存疑虑的。

毛主席安排自己的得力助手萧劲光前去红五军团做指导工作时，一再叮嘱他要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的修养。

萧劲光悄悄对毛主席说：“很多人背后议论，说这支部队是假起义到苏区暂时过渡，不久就会反水去投靠广东的陈济棠的。”

毛主席不以为然，他要求萧劲光对起义人员以诚相待，奉行“来者欢迎，去者欢送”的原则。

此外，他又安排了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高自立、李翔五、等一大批精英骨干到红五军团去工作。

好钢用在刀刃上，在这关键当口，该是起用红五军团的时候了。

红五军团火速开到赣州城下，恰逢敌军从城内出击，把红三军团挖地道的一个师层层包围，形势危急。

红五军团红十五军军长董振堂手提大刀，带领红十五军战士跑步加入混战，与敌人展开惨烈的肉搏，一下子就扭转了战局。

在红五军团的有力策应下，彭德怀带领红军突围至赣州城东面的江口地区及赣州以南的地区，脱离了险境。

毛主席雄才大略，气魄非凡，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彭德怀不得不称赞毛主席真有“撒豆成兵”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