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抱病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关于四届人大的安排工作,谈话中,毛主席告诉周恩来:“还有一批战犯尚未释放,关了他们这么多年,建议把他们全部释放。”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北京后,周恩来便将罗青山,华国锋等人召集过来,探讨具体的解决方法。
时任公安部长的华国锋,很快派人给毛主席送来了一份名叫《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
看完内容,毛主席有些不太满意
原因是华国锋根据特赦的要求,希望能够继续关押13人。
对此,毛主席专门做了长篇的批示。
毛主席说:“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是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他们改造也不好........他们放下武器25年啦。”
拿到毛主席的批示,华国锋下令,将之前所有准备的分类处理材料,全部作废,一律平等看待。
毛主席为什么执意要将这些不符合条件的战犯全部释放?背后到底有什么深意呢?
首次提出特赦战犯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还并未完全的解放,后来随着时间的推进,大陆一步步解放。
1950年,粟裕被任命为攻台作战总指挥,准备对台作战,解放台湾。
但是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解放台湾一事,便搁置了下来。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俘虏了许多国民党战争罪犯,按照道理说,这些战犯对人民犯有严重的战争罪行,人民理所当然的应该对他们进行惩处。
但是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看,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毛主席认为,杀了这些战犯,一是不能为我们国家的生产做贡献,二也不能提高我们国家的发展水平,除此之外,如果杀了他们,也不能强大我们的国防,对我们国家除四害活动,也没有什么帮助。
思来想去,如果不杀这些人,很有可能对我们国家的统一事业,有很大的助力。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被我军俘虏的这些国民党战犯,都是蒋介石的爱将,是国民党中位高权重的人,他们在国民党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毛主席与众不同的看法,首先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
1956年,根据国内外形势,周恩来首先提出了特赦问题,毛主席看后,并未同意。
毛主席说:“目前释放,时机不成熟,我们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要过几年,等老百姓的生活都好了些,我们再来放。”
不过虽然并未立刻对这些战犯进行特赦,但是关于特赦战犯一事,倒是在民主党派以及社会名流中传播开来。
众人非常赞同我党的这一政策。
程潜代表民革中央发言,他认为我党的宽大政策很好,他本人听后十分的振奋,除了程潜以外,其他的民主人士也纷纷同意特赦政策,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以德服人的“仁政”
1956年5月,党中央在收纳了各方的意见,最终做出了决定: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按照毛主席所说的,此时时机还未成熟,那么,什么时候才是最佳时机呢?
时间就是1959年,这一年,是共和国的十周年庆典,此时,人民的生活相对于之前,也好了很多,由此,这时便是释放国民党战犯的最佳时机。
1959年8月,在杭州的毛主席致信给刘少奇,他写道:“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周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局部的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以及一些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通知商议一下。”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的建议。
政治局没有问题,毛主席又给全国人大写信,除此之外,毛主席还邀请了各民主党派人士,人民团体,文化教育界人员等。
毛主席解释:“凡是改造好了的,我们赦免,按照宪法,叫特赦,而不是大赦。”
众人认为,新中国经过十年的发展,人民已经站了起来,生活也好了起来,人民有精神气了,自然也就不再怕这些战犯。
这时候,也是特赦这些战犯的最好时机。
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特赦改恶从善战犯的决定,同一天,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颁布了特赦令。
一天后,《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关于特赦战犯的内容,一时间,全国舆论纷纷,尤其对于处于全国各地的战犯管理所来说,震动尤大。
毛主席的建议,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颁发的特赦令,让这些战犯,似乎看到了“月圆”的希望,巧的是,这一天,正是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节。
功德林监狱是关押国民党战犯重要人物的监狱,当我党准备特赦战犯的消息传到功德林监狱后。
这些战犯们尤其震动,他们联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
信里写道:“敬爱的毛主席: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地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959年12月4日,党和政府宣布了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名单。
这些被特赦的战犯包括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等国民党高级战犯,还包括了末代皇帝溥仪等人。
被特赦十天后,周恩来总理便在中南海西花厅设宴请他们做客。
这些国民党战犯,大多数曾在黄埔军校学习,而周恩来当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时隔多年,再次见到周恩来,许多人内心羞愧。
曾扩情说:“对不起周老师,我没有听老师的话。”
周恩来拍了拍他,笑着说:“是我这个老师没引导好各位同学嘛。”
在一阵阵幽默中,许多战犯的神情舒展开来,大家开始热切地交谈起来。
自从1959年我党进行了第一次的特赦战犯后,又在之后的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1975年,进行了六次的特赦。
1975年,是最后一批特赦战犯,也就是在这一批特赦战犯时,华国锋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早在1971年时,公安部就向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汇报,其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第一,从1966年到1971年,有战犯去世,第二,在押的战犯中,有许多人身患各种疾病。
周恩来拿到报告,没有耽搁,立刻下令,他首先批评了公安部的工作,其次要求对病患战犯加强治疗,表现党的政策,给予他们特赦的希望。
公安部随即召开会议,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与此同时,他们又重新给周恩来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希望能在四届人大时,释放一批战犯。
之后,由于四届人大一拖再拖,因而特赦战犯一事,也就拖了下来。
1974年12月,四届人大时间被确定,周恩来立刻招呼公安部,要他们公开写出所有在押战犯的名单,以便在四届人大后特赦。
同年,当周恩来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根据周恩来的命令,做了很大的调查工作,最终他列出了还有13名战犯,由于不符合条件,因而他们建议暂且不释放。
毛主席看到公安部的汇报后,有些不满意,他认为公安部气魄太小。
后来,在毛主席的督促下,公安部重新做工作,最终决定,将在押的293名战犯全部释放,毛主席得知后,这才满意地笑了笑。
让这些战犯最为意外的是,我党不仅将他们完全释放,而且还给了他们相当好的安排。
党组织告诉他们,他们完全可以自由选择住处,可以回老家,政府也可以给他们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国家医疗,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去香港,去台湾,我党还会给足他们路费,去了以后还愿意回来的,我党依然欢迎。
这些战犯得知我党组织对他们有如此好的政策,众人纷纷感动落泪,连最难改造的黄维,都被感动了,他为此还代表这些战犯们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感谢信。
黄维此举,可是惊呆了那些熟悉他的老朋友们。
实际上,特赦释放这些战犯,毛主席有更深远的含义。
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事后觉得真高明
建国后,毛主席不顾许多人的反对,执意不杀这些战犯,无论是从当时来说,还是从现在来说,完全利大于弊。
毛主席认为,特赦这些战犯,会创造安定,和平的国内外政治环境。
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到西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面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如果将这些战犯妥善安置,会瓦解,孤立蒋介石集体,有利于国家统一。
除此之外,还会折服社会上,以及统一战线内对我党了解不深的人,使得统一战线,进一步地扩大。
1956年4月,在一次讲话上,朱德明确表示:“对反革命不杀的政策有国际意义,可以减少仇恨,争取更多的人相信社会主义。”
我想,毛主席应该也是持这样的观点。
第二个好的因素,不杀这些战犯,对社会主义的建设,增加积极因素。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这番高瞻远瞩,是很有道理的。
一些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晚年时,积极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做了许多有益的事,像是首批被释放的杜聿明,他就将自己晚年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呼吁两岸统一一事上。
除此之外,那些被特赦的战犯,还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还有就是,这些战犯后来都被妥善安置,许多人担任了政协委员,他们在自己的职务上力所能及,为新中国的发展建设,做了许多贡献。
毛主席坚持要特赦战犯,其实除了对战犯本身有利外,还对我党的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能够特赦这么多的战争罪犯,尤其让人震撼,许多民主人士都被我党的魄力所折服,社会各界人士进一步的坚信,经过此事,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光明的前途。
民国时期的清官,建国后被邀请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难先曾被邀请去探望这些战犯,他对此感慨地说:“我张难先活到近80岁了,在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之后,才有了我晚年的真正出路,共产党待你们亲如家人的照顾,采取的思想改造方法与生活设施,都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祝福你们从此走上大道,这是一条新中国人民共同要走的光明大道。”
结语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对于这些战犯,我党最终采取了宽大处理,对他们进行特赦,这一壮举在当时影响了国际社会,直到今天,我们来看,仍不失为一次壮举。
这一切的一切,也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根本思想和价值追求。
与此同时,这一举措,还为我国的统一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就是毛主席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