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老东药”，讲述抗美援朝时期的“车间爱情”

2022年09月27日14:03:04 历史 1127

9月15日，记者来到铁西区牛心屯路9号。

这里住着两位老人，杜彦荣老人和他的老伴崔秀萍。

两位老人，都是“老东药”，从一段美丽的“车间爱情”开始，相濡以沫、相伴至今。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1950年，他们在“一对一”帮扶中确定了关系；在抗美援朝胜利的1953年，他们结婚了。

杜彦荣，1930年9月出生于佳木斯，1948年3月参军，在佳木斯东北军区卫生部所属东北制药厂工作，沈阳解放后随企业迁沈，分别在东北制药厂第一厂、第二厂、第五厂、第六厂等工厂工作。抗美援朝期间，杜彦荣随车间迁往黑龙江白城县，为前线生产麻药、抗疟药“百乐君”等产品。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解决抗疟药的生产工艺难题，为提高我国战争特需药产能作出贡献。杜老说：“从18岁在佳木斯参军到分配东北制药厂，从迁址解放后的沈阳到抗美援朝北迁白城县，从计划经济时期到市场经济，见证了东药的风雨历程与发展壮大，是党的阳光哺育了我！”

投身红色药企，支援前线

“1948年3月，父亲送我参军。我被分配到隶属于东北军区总后勤部卫生部的东北制药厂，成为一名练习生，在安瓶室工作，后来还当了班长。”东药是1946年由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总卫生部在佳木斯组建的，也是我党在解放东北中创建的第一个红色制药工厂，当时分东西两院。西院为管理科室和制药生产科室，管理科室有厂部、总务科、工务科、财会室、大食堂、小食堂；生产车间有安瓶室、片剂室、中药室、试验室、大包装室、化验室等。东院生产医疗器械。

“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伤病员。”杜彦荣说。

上世纪50年代针剂车间一角。

当时药厂生产的药品，被源源不断送到解放战争前线，为我军不断夺取胜利提供着重要的保证。当时的厂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有：厂长郑统，政委汪为，副厂长罗叔章，工务科长孙方琪，总务科长宋亚波，采购科长潘寿仁、谢伯英，安瓶室主任何英，化验室主任白爱民、赵国，医疗器械科长穆景升。在此期间，时任世界工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来厂作报告，讲述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鼓舞大家继续斗争。

1948年沈阳解放，当时的东北制药厂厂长郑统奉东北军区总后勤部卫生部之命，来沈接收“东北制药实验总厂及所属五个工厂”并进行整编。

“1949年1月，汪为政委带领一部分职工从佳木斯迁往沈阳。5月，我们最后一批100多人踏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制药设备大部分随迁。”杜彦荣说，“6月1日，东药改由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领导，我们脱下军装全部转业。我们每人胸前都佩戴着一个圆形的蓝底铜字的厂徽，上边写着‘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化学制药厂’。”

生产麻药，救治伤员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东北制药奉命将麻药及研究机构向后方黑龙江省白城县迁移，建立东北制药第五厂。于是，杜彦荣和几十名东药职工乘坐火车到达白城县，并利用当地的粮库进行改造，建立生产车间及生产线。

战争代表着流血、牺牲，麻药必不可少。

杜彦荣回忆，由于我军武器装备相对落后，前线被美军炮击炸伤的伤员，数不胜数。伤员在手术治疗和恢复期均需要使用大量的止痛药，东北制药五厂的职工们从鸦片中提取吗啡，制成麻醉药，供伤员使用。时间紧、任务重，当时杜彦荣和他的同事们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在当地粮库中建立起了吗啡车间、可待因车间。

“我所在的是麻醉原料药生产车间，鸦片的提取率只有50%，而且麻药生产过程中的药物毒性很大。但即便是这样，没有人因此而退缩。”杜彦荣记得，当时大家匆忙从沈阳赶到白城县，条件非常艰苦，白大褂、手套和口罩基本上属于“捉襟见肘”状态。“当时生产条件非常艰苦，大家要在口罩防护不足的情况下，满负荷生产，全员生产，这在当时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杜彦荣说，有一次，自己在下班后因为吸入部分药品，鼻子和眼睛特别疼。“鸦片是一种毒，经常有没戴口罩的同事在下班后感觉嘴发苦，我们需要第一时间用水清洗，保证安全。”除了来自对鸦片的恐惧，还有大家担心吸入了部分鸦片后会形成依赖，也就是当时坊间传说的——成了“吸大烟”的。不过，所有的担心也没能拦住这群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义无反顾，夜以继日地生产。大家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帮前线多干掉一个美国鬼子。

“那时候哪有每天八小时或者说十小时工作制的说法？我们就是来活就干，甚至是来了活，大家抢着干！”杜彦荣说，当时没有固定的产能、产量，就是“上面需要什么药，我们就生产什么药”。

“生产吗啡的车间，我们要求是最严格的，那时候的说法就是单人不许入厂，上班期间，进车间至少两人同时进，下班后想要再进车间，需要找警卫同行走程序。”杜彦荣所在的生产班组，每天连轴转生产吗啡原料药，他曾见证了他所在的车间日产三十多公斤的记录。“想到我们的药品能救治战场上的志愿军，我们的斗志就起来了！”杜彦荣所在的车间每天生产完的吗啡产品，都被装到一种原料桶里，然后贴上封条，几经周折，被送往前线。

在工歇期间，大家曾前往当地的临时医院看望从朝鲜战场中拉回来的伤员。

“那时候的临时医院就是当地的一些土房子，一间房里面四周围着小土炕，好多伤员打着绷带，有的缺了胳膊，有的断了腿，痛苦地躺在土炕上。这种因战争而带来的伤痛，更激励了我们这群热血青年，我们要加紧生产，生产出更多药品，帮他们减轻痛苦。”

伤员们睡在当地老百姓的土炕上，而杜彦荣和他的工友们则睡在一些土房子的地面上。“从我们到达白城县的第一天起，我们就用茅草当褥子，每天干完活躺在茅草上，一觉睡到天亮。”杜彦荣至今很怀念当年的茅草床铺，“大家在一起加油干的日子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唯一让当时二十出头的杜彦荣感觉“不好受”的是，由于当时粮食有限，每天仅有的高粱米水饭配咸菜，常常让正值身体发育的他们饿着肚子睡觉。“特别盼着每个月改善伙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开饭时，发饭的人告诉我们今天高粱米里面掺了小豆，大家高兴得眼睛都瞪得溜圆，急忙干完活等着吃小豆。”

破除“百乐君”的险情

从1950年10月初起，杜彦荣所在的班组经常被通知要迁往各地。

“那时候的日子就是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干啥，计划一直在变。”他回忆，当时战争形势一直在变，车间每天上哪都不固定，大家常常被通知要走，赶忙拆了生产线。然后不久后又收到通知，原地不动继续生产。于是乎，大家又再次对生产线进行恢复。

在抗美援朝的第二年，杜彦荣所在的药厂承担了生产抗疟药的任务，生产后保供前线需求。“当时正在试制一种叫‘百乐君’的药剂，生产过程毒性特别大。那时，我的嘴唇、手指甲甚至皮肤都是紫色的。当时规定下班必须脱掉工作服，而且要洗澡。回想当时，我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试制药品，就是为了满足抗美援朝的需要。”

1952年5月，杜彦荣随车间，从白城县第五厂迁回沈阳的第六厂，继续生产“百乐君”。不久就出问题了。那时，他所在的首步反应岗位，在蒸馏过程中易“冲锅”，导致管路结晶而堵塞，而拆卸时又易致人中毒。这可是个大问题。车间陆陆续续来了各个级别的专家，甚至连苏联专家都来看了，也没弄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最后在全厂开展的爱国主义挖潜力、找窍门竞赛中，杜彦荣想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时我住在厂里的独身宿舍。一天到晚除了吃饭，我就盯在岗位。后来通过几次小实验，我改变了对反应物料的蒸馏方法，最终解决了药品蒸馏‘冲锅’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不久，我所在的班组被授予‘生产先锋队’荣誉称号，第六厂厂长赵磊然亲自送来锦旗并挂到我的岗位上。当时的东药党委组织部部长孙庆文调研时了解我的事迹后，推荐向《沈阳日报》投稿，被刊发了。在下一季度评比中，我获得了30元奖金，心里感到非常光荣。”

杜彦荣说，当时一切的动力只为了解决生产中的安全隐患，降低厂内事故的发生，确保能提高药品产能，全力以赴保障前线用药需求。

美丽的“车间爱情”

杜彦荣的老伴崔秀萍，今年已是90岁高龄。

沈阳解放后，她在东北化学制药厂第四厂做工。1950年，东药成立职工业余文化学校。该校为沈阳解放后较早成立的职工业余文化学校之一。学校在统一授课基础上，倡导业余“一帮一”结对子。当时工作在针剂车间、语文较好的崔秀萍，和佳木斯市来的“老东药”、昔日的解放军战士、数学较好的杜彦荣，成为互帮对象。在其他同志的撮合下，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在学习中两人成绩逐渐提高，感情也日渐升温。当时，杜彦荣提取药剂制作药剂，而崔秀萍在车间包装成品。生产包装过程要求非常严格，一天数万支的针剂检查都要在灯下完成，容不得一丝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