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更化的变质——试论北宋晚期历史叙事三部曲的形成

以王安石为中心的“变法”，以司马光为中心的“更化”，和以蔡京为中心的“变质”，构成了北宋晚期历史叙事的主流三部曲。"王安石变法”与“元祜更化”作为约定俗成的历史表达被广泛使用，同样是表述变革，为什么今天人们很少说“熙宁更化”“元祜变法”？“变法”与“更化”究竟有着怎样的涵义差别？这些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固定表达是否遮蔽了历史的某些面向？

在熙丰时期围绕新法的斗争之中，王安石与司马光是根本对立的；在绍圣以后的党争之中，司马光与蔡京是尖锐对立的；而在“新法变质”的论说中，王安石与其追随者蔡京又是截然对立的。王安石与司马光，虽然立场不同，但又同样被视作个人道德上的楷模；王安石与蔡京，虽然立场一致，但个人道德上被视为有云泥之别。个人道德与政治立场在历史解释中互相纠葛，这其中是否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

近年来不少人对北宋晚期史发展线索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但关于北宋晚期历史的主流叙事的形成过程，仍有着需要深入检讨的地方。

王安石

“谁控制着现在，谁就控制着过去”。这句话用来形容对北宋晚期四朝史的编纂最恰当不过了。这一段的历史记载，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对立和矛盾的波涡。对于神宗朝历史第一次系统的编纂是元祜六年，在当时坚持新党立场的陆佃与坚待旧党立场的黄庭坚之间有“佞史”与“谤书”的激烈争论，而最终形成的文本完全服从于旧党的政治理念。其后，绍圣时期修成的《神宗实录》服从于新党的政治理念，特别是蔡京、蔡卞兄弟二人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安石的第一个官方传记是在蔡京提举编修《哲宗实录》时完成，其中以王安石为“圣人”产南宋绍兴年间对《神宗实录》《哲宗实录》进行了重修，其后又修成《徽宗实录》《钦宗实录》以及《四朝国史》等史书。南宋史臣大致继承了元拓史臣的观点，并对北宋亡国进行反思，对新法和新党持批判立场，深刻影响了南宋以来诸种史书的编纂。

一、“王安石变法”提法的定型过程

目前人们对“王安石变法”与“熙丰变法”两种提法的取舍问题多有讨论，围绕着新法主导者究竟是宋神宗还是王安石而展开，总的趋势是肯定宋神宗在熙丰朝政上的主导作用，不少人主张以“熙丰变法”取代“王安石变法”。但这里的“变法”究竟何意？以往的研究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并不充分。

“变法”一语源自秦国法家商鞅的政治主张。王安石对商鞅的赞赏常常溢于言表且形于诗文，王安石也被当时人批评说是效法商鞅。王安石在著名的“万言书”中提出了“变更天下之弊法”的主张。他主张讲求先王之法，变更祖宗之法。而当时那些批评他的人，正是以维护“祖宗之法”的立场来指责王安石“变法”。作为历史事件，王安石与“变法”确实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作为历史术语的“王安石变法”却又有着独立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始千元佑，成于绍兴

北宋晚期新党对神宗以来历史的叙述是：宋神宗与王安石千载一遇，君臣相得，创法立制，但不幸遭遇司马光等“元佑奸党”变乱法度，哲宗亲政以后绍述神宗之法，而蔡京等人也是以继承和发扬神宗法度为口号；南宋绍兴史官重新建立的历史叙事是：宋神宗励精求治，但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新法并非神宗本意，元拓大臣按照神宗本意废除新法，其后”奸臣“蔡京、蔡卞等人绍述王安石新法而非神宗法度，祸国殃民并导致北宋亡国。

新党与旧党在政治上的对立，最终制造了两种对于北宋晚期历史的对立叙事。因此，“王安石变法”的本来含义是“王安石变乱法度"。而“神宗创法立制”是基于肯定宋神宗功绩的立场而言的，自绍圣至宣和都是官方主流说法，南宋以后湮没不彰。王安石变乱法度和宋神宗创法立制，是基于不同立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总结，但二者背后的皇权逻辑确是相反相成的。

二、“元祜更化”叙事的南宋语境

“更化”是汉儒董仲舒的主张。董仲舒认为汉承秦朝暴政之后，汉朝不能善治的原因在于“当更化而不更化”。“变法”与“更化”在思想根源上有法、儒之别。在宋代以前“商鞅变法”作为一个固定术语而广泛使用，但并没有以“更化”命名的历史事件。

在北宋时期，“更化”始终未成为政治口号，甚至连重要的政治话语都算不上。在哲宗亲政和徽宗朝新党掌权的时候，司马光被认为是变乱神宗法度。神宗之法就是最高的政治准则，司马光废除新法，即是变更神宗法度。批评司马光及元祜政治者，正是以维护“神宗之法”的立场来批评司马光“变法”。甚至到南宋的时候，“元枯变法”的说法还一直沿用，但已不一定是批评的立场。

在北宋的语境下，“变法”的含义是非常明确的，“王安石变法”中的“法”是指“祖宗之法”，主要是基于旧党立场而言的；“司马光变法”或“元拓变法”中的“法”是指“神宗之法”，主要是基于新党立场而言的。“变法”是在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产生的有着具体内涵的话语。到了南宋以后，法祖宗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原则，而神宗甚至在一些场合几乎可以被视作开除了“祖籍”，不被列入该效法的祖宗之列，南宋时期的“法祖宗”最主要的是法仁宗。“司马光变法”的表达已经不合时宜，“元拓更化”的说法便应时而生。

“更化”作为一种明确的政治主张则出现在绍兴末。绍兴二十五年秦桧去世，张孝祥上《论总揽权纲以尽更化刮子》，得到高宗肯定。“更化”一词在后几年里任命或罢免官员的制书中出现频率甚高。当时官员议政也多次提到更化。宋高宗为整治秦桧专政而制造了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带有拔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意味，因此后来有“绍兴更化”之说。其后到宋宁宗时又有“嘉定更化”，理宗时又有“端平更化"'都是明确以“更化”作为政治口号。“更化”是一种不触动祖宗法度的变革主张。

南宋政坛屡屡出现“更化”之政，南宋士大夫遂以“更化”来称述他们所推崇的元拓之政。在南宋“端平更化”之际，“元拓更化”被视为一种政治典范。到元代官修《宋史》中“元枯更化”一词多次出现，明人所修《宋史纪事本末》中有“元佑更化”一卷，都是持正面肯定的态度。由此可见，“元枯更化”的说法本是南宋人“更化”政治理念在元拓历史上的投射，后世史家沿袭此种说法。

今天人们使用的“变法”和“更化”都已经失去了其本来的含义。近代以来自维新派人士大力疾呼“变法"，"变法”的含义转为正面，意义相当于“改革”，而改革即意味着社会进步，“改革家”是对政治人物的褒奖，“王安石变法”的提法获得青眯。而在元祜之政不再具有典范意义之后，“元佑更化”中的“更化”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善治”含义自然就消失了。伴随“王安石变法”和“元枯更化”这两个术语的形成，另外两个重要提法“宋神宗创法立制”和“元拓变法“基本上被遗忘了。

历史地看，“神宗创法立制”这个提法对哲宗徽宗二朝的政治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如果将“祖宗之法”视作北宋前中叶的“法统”的话，”宋神宗创法立制”的提法显示出“神宗法度“实为北宋晚期的“新法统”，真正失败的是“元枯变法”而非“熙宁变法”，这对于理解北宋晚期的历史进程颇具学术意义。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会特别强调“变”的哲学，认为王安石是求变的，司马光是主张保守不变的，从而划定出改革派和保守派。不过回归历史语境，关注“法”的不同意涵，方可理解“变法”与“更化”的真意所在。

三、新法“变质”说的近代背景

“变法一一更化—变质”的历史叙事中将王安石与蔡京视作截然对立的双方，这是与传统史观差别最大之处。无论将蔡京的绍述对象认定为宋神宗还是认定为王安石，都是将蔡京之政溯源到熙丰时期。新法”变质”说与北宋新党旧党的历史叙事全然不同。尽管在宋代也有将蔡京与王安石区别看待的议论，但并没有形成新法”变质”的系统论述。新法“变质”说成为对北宋晚期历史主流叙事中的重要一环实际上与近代以来的新思潮密切相关。

近代以来，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王安石变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话题，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比较广泛的关注。近代社会的诸多思想学说都对这个历史话题的新解读产生了影响。就中国而言，这些思想理论有的源自中国本土，有的来自域外，如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本土与域外的思想又形成一定程度的结合乃至变异：本土传统的思想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求新求变，出现了所谓“新儒家”“新法家”等，而域外的思想理论又在中国语境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中国特色”。就世界范围而言，基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问题意识，对“王安石变法”的解读也各具特色。

梁启超

梁启超以“伟人之模范”的定位，为王安石洗冤辩诬，对近代王安石“伟人”形象的形成贡献尤大。自南宋起王安石主要以负面形象载千史册，梁启超以其别有一种魔力的巨笔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影响深远。值得注意的是，针对“靖康之祸”“虽成于蔡京，实酿于安石”的传统说法，梁启超辩称“祸宋者实惟蔡京“，蔡京与王安石“风马牛不相及“。这种辩诬思路对后来的历史学家影响尤大。

不过，最早将王安石纳入近代化的问题视域之中的是日本学者。早在日本江户末期，被视为异端的思想家海保青陵一反否定王安石的传统，首先给予了王安石新法高度的评价，及至明治时代后期，引入西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新的评判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此一时期，日本学者的王安石研究带有明显的国家主义色彩。其后京都学派东洋史家内藤湖南给予了王安石极高的评价——“王安石是近代文化的体现者”。在内藤湖南那里，王安石和蔡京被严格区分开来，他认为王安石是“当时的改革家中最有经纶的人"'而蔡京只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并非是真正的“新法党"。

戊戌变法之后，流亡日本的维新志士深受当时日本国家主义思潮影响，高桥作卫的《王安石新法论》引起维新派的关注。梁启超的《王荆公》就是在日本学者的影响下写就的。他以当时西方的国家社会主义来界定王安石的政策，还使用“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提法，并对其实现的难易程度进行了排比。梁启超认为王安石是在推行立宪国还未能推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凸显了王安石的伟大。

20世纪30年代阶级代表论始被应用于解释北宋新旧党争。比较典型的是谭丕模提出王安石是小地主阶级政党的领袖，而司马光是大地主阶级政党的领袖，王安石的上台即成立小地主阶级的政府，新旧党争就是小地主阶级政党和大地主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20世纪50年代以后，阶级分析法成为史学研究中最主要的方法，王安石变法研究中以漆侠的观点最为典型。

漆侠将从王安石到蔡京的历史演变分为变法的主要阶段和变法的失败阶段。他认为王安石代表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司马光和蔡京一样都是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王安石代表着进步势力，司马光和蔡京是反动势力，从王安石罢相后神宗主持新法，到哲宗亲政后的新法，再到蔡京为相之后的新法，每况愈下，离王安石的改革方向越来越远，而蔡京是新法最大的破坏者。在这样的论述体系中，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评判与现代学术中的阶级分析结合起来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围绕着王安石变法的争论变得非常激烈。当时有着“王安石变法促进了商品经济”和“王安石变法抑制了商品经济”两种对立的判断。“这主要是和当时学者对“商品经济”的不同理解有关，一种认为商品经济的对立面是自然经济，另一种认为商品经济的对立面是国家干预。比如谷弃光肯定王安石变法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学者认为王安石变法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然这种对立的观点是基于对商品经济的不同理解，其本质都是在讲政府经营商业的问题。

总而言之，自20世纪初开始，在求新求变求富强的时代精神作用下，王安石始终具有重要的精神象征意义。而作为改革、进步之象征的王安石，与意味着腐败、贪婪的蔡京之间始终界限清晰，因为只要肯定王安石变法的进步性，就必然要对新法亡国论做出合理的解释。

结语

整体看来，北宋晚期历史叙事主流三部曲的形成过程，既有传统意义上的新旧之争，也有现代意义的古今之别。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除了要注意变法主导者这样的具体问题而外，还需要深入地分析“变法””更化”等等表达的历史语境，同时需要突破道德主义的藩篱和摆脱英雄史观的束缚，注重制度、政策和利益关系的分析，合理地建构历史演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