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骄傲自满，授中将为宜。”
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仪式前，毛主席收到了一份评选名单，当他看到上将的评选名单中王建安三个字时，便在此处作了以上11个字的圈注。
能上了评选名单并被送到毛主席手中，无疑说明王建安的功绩是毋庸置疑的，加之经过层层筛选和审核，也证明了此人的能力得到了广泛认可。然而，毛主席却在看完评选名单后单单划掉这个人的名字，这让评选小组的人员十分困惑。
1949年10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的努力下，东方沉睡的巨龙终于苏醒，在历经百年的屈辱历史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伟大的革命事业之所以伟大，绝不仅仅是依靠一个人便能创造出来的，在那段艰苦却闪耀的历史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新中国成立后，为这些英雄授予荣誉符合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也是众望所归的大事。
对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1955年，经过5年时间的酝酿和筹划，极具中国特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正式确立，随后，关于授衔仪式的筹备和评定工作紧张开展，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
革命经验丰富，抗日战争时期立下赫赫战功
1908年10月12日，王建安生于湖北黄安，相比于新生命诞生的惊喜，他的出生对于这个贫苦的农村家庭而言似乎多了一丝忧虑。由于从小看着父母辛苦操持家中生计，王建安是一个非常懂事且聪慧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外出做短工，帮忙补贴家用，没有上学的条件他就自己创造条件，只要有时间，王建安便偷偷学习、认字。
由于王建安生长的年代处于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剥削下，他从小就经历过地主的剥削和辱骂。终于，他在不堪其辱后便离家去学习了武术，学成后，王建安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回村直奔地主家中，焚毁其房屋、散发其钱财，他嫉恶如仇、敢作敢为的个性由此初显。
1924年，王建安前往武汉，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军中当了一个大头兵。在军中，他见识到了军阀的腐败和冷漠，后毅然脱离军阀部队。
1926年，王建安回到家乡，参加了农民协会并进入赤卫队。1927年，王建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参加了黄麻起义，此后，他多次在战斗中表现出色，一路从班长、排长逐渐升到营长。
长征开始后，王建安又跟随红军队伍一路爬雪山、过草地，即使条件艰苦，他也从未想过放弃，始终咬牙坚持着。1936年，王建安跟随红军队伍抵达陕北后，进入抗日大学学习，1938年，从抗日大学毕业，王建安被任命为八路军津浦支队的指挥，率领部队挺进冀鲁边平原，与日军开展游击战争，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1939年，王建安调任山东纵队副指挥，参与创建抗日根据地，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他率领根据地军民展开反“扫荡”战斗，对日本侵略者造成严重打击。除了要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外，还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反攻武装的突袭。
虽然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和弹药供给远远比不上日军和国民党军队，但是，在党的整体战略布局和作战引导下，八路军的作战方式以游击为主，在这一时期，尽管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主动攻势，但王建安凭借自己独到的军事理解和胆大心细的战略部署，他领带部队大力团结人民群众，多次突破了日军所谓的“扫荡”和“蚕食”，一步一步扭转了我军所面临的抗日劣势。
1941年，日军集结5万兵力，向沂蒙山区方向展开攻势，王建安率领部队顽强作战，多次让日军的企图失败，不过，他也曾经历过一次十分惊险的围攻。
一天，王建安率领部队作战时，遭到了8000多日伪军的围攻，尽管事发突然，但他始终临危不乱，稍作思考，便立即下令：先坚守，再伺机突围。
一直坚持到黑夜降临，终于等到了时机，王建安立刻下令部队突围，最后成功撤退，让日军的企图再次落败。
1944年春，山东军区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关键时期，歼灭大股的日伪军势力，拔除在抗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是最主要的目的，当时，吴化文部是山东日伪军的主力，兵力约有1万余人。为了歼灭这股势力，3月25日，王建安指挥部队作战，将部队分编成多路梯队，先对吴化文部后方发动袭击，然后再分割围歼，在激烈交战20多天后，王建安率领部队取得胜利，达到了作战目的，拔除日伪据点50多处，围歼敌军7000多人，鲁山山区基本被我军控制，打通了山东境内的5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
这次战役获得了山东军区的通令嘉奖，延安《解放日报》也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了这次战役：
“不但对山东的抗日根据地很重要，而且是敌后战场上我八路军、新四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行动的一部分。”
参与指挥济南战役、淮海战役，能力出众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分割山东、华中解放区，国民党偷偷调转枪口对准共产党。面对这一变故，王建安指挥部队取得了津浦铁路徐（州）济（南）段战役的胜利，挫败了敌军的阴谋。
1947年1月，王建安担任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部队先后参加了鲁南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鲁西南战役……
1948年，王建安任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副司令员，这时，山东的战场形势已经走到了十分关键的地步，拿下重镇济南是中共中央首要解决的难题。7月，王建安到达西柏坡，与毛主席、周恩来会面，周恩来先是询问了他对于解放济南的看法，然后又很直接的问道：“有没有把握15天打下济南？”王建安低头略沉思片刻，回应道：“若是连续作战，没有大的意外发生，应该是有把握的。”随后，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下达指示：既要拿下济南又要歼灭敌人的援军。
随后，王建安返回山东兵团。8月25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就济南战役做了具体部署，按照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指示，将参战部队分为攻城和打援兵团，攻城兵团共约14万人，分为东、西两个集团，交由谭震林、许世友和王建安统一指挥。
9月16日晚，济南战役正式打响，王建安深入一线指挥作战，东集团拿下济南城东边的茂岭山、砚池山，两天后，西集团攻占了卧牛山等地，并炮火控制了西郊机场，切断了国民党军的空中支援，让济南守军的信心开始动摇。
19日，守卫济南城西的国民党军吴化文率部起义，撤出战场，王建安立即下令西集团军抓住战机，直接出兵拿下了西郊机场，随后，西集团军在接连三天作战后，于22日攻占了商埠。同时，东集团军也正在向济南外城逼近。
由于连续作战，攻城兵团也开始出现疲劳，而济南城内的守军也正在加紧调整部署，加固工事，为不给守军留下喘息的机会，王建安、许世友、谭震林经过商量后，最终决定立即发动攻击。
22日晚间，在炮火的掩护下，攻城兵团打进外城，与济南的国民党守军展开巷战，23日，外城被解放军攻破。当天晚上，攻城兵团又向济南城内发起攻势，但遭到城内守军的抵抗，加之城墙、工事的掩护，导致解放军突击部队伤亡较大，被阻拦在内城城门外，难以进入。
这时，究竟是继续攻击还是稍作休整，指战员们十分纠结且慎重地思考着：现在部队的牺牲较多，建制也被打乱，如果继续攻击恐怕效果甚微，但如果拖到天亮，攻城兵团将完全暴露在敌军的炮火下，到时候，便成为了一个个活靶子，只会全军覆没。王建安最后提出，既然仗已经打到这个地步了，虽然困难重重，但城内的守军更困难，现在，继续攻城是上策。
随后，指战员下达了“马上攻击，尽快攻占内城”的命令，24日黄昏，解放军拿下济南，全歼城内的国民党守军。
济南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高度评价，称此战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就连外媒也表示“对南京政府而言，济南失守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山东兵团陈兵运河沿线，8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发来电报，电报内容指出：国民党将领黄百韬正率领兵团向运河以西逃窜，山东兵团要立即行动，切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
随后，王建安命令各纵队快速向南挺进，11日，山东兵团抢占了徐州以东的各个要点，截断了黄百韬兵团的退路，这时，粟裕下令，华东野战军主力向黄百韬兵团发起围攻。
14日晚，王建安、谭震林指挥主力部队向黄百韬兵团发起正面围攻，而其他部队则负责打援，“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这一策略在淮海战役中得到了极致的发挥，22日，黄百韬被打死，其兵团被围歼。1949年2月，王建安又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原本以为可以享受和平带来的美好生活时，1952年9月，王建安又奉命参加抗美援朝，率领部队进入朝鲜境内作战，并总结出了作战经验：“集小胜多胜为大胜，以歼灭敌之有生力量。”这其实也跟毛主席军事思想一脉相承，1954年，饱受病痛折磨的王建安离开前线，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毛主席良苦用心补授上将军衔，王建安勤勤恳恳
从参加黄麻起义开始，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王建安都在这些战役中立下过赫赫战功，无论是作战指挥的能力，还是在党内的资历、威望，都算得上是佼佼者，而在1955年的军衔评定时，评选人员也将他的名字放在了上将的人选中，足以看出大家对他的肯定。
然而，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不可否认，王建安资历老、功劳大，但同样地，他脾气火爆，一点就炸，他曾多次在会议现场，对着上级拍桌子叫板，这些事情早已传到了中央。
这次，毛主席建议授予他中将军衔，也是用心良苦，想要借此让他改掉自己的这个毛病。但是，按照军衔的授予标准，很多没有王建安有资历、有战功的将领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如果只单单授予王建安中将，也不符合评选标准，但毛主席又专门提到王建安。
最终，左右为难下，在1955年的授衔中，王建安并没得到军衔。1956年，拖延了一年后，评定小组再次提起了王建安的军衔问题，这时，毛主席也同意了补授他上将军衔的决定。
而这时的王建安早已没有了曾经“拍案而起”的毛病，1956年，王建安曾先后在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和福州军区工作，但职位一直都是副司令。而与他同期的战友，甚至是曾经自己的部下，也已经成为了军区的司令，对此，王建安毫无怨言，他从不抱怨，始终表示，职位高低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为党和国家做贡献。叶剑英元帅曾对他说：
“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王建安的改变，最让毛主席欣慰。1975年，王建安被毛主席亲自点名，担任军委顾问，为解放军向现代化转变建言献策。
为了解各军区实际情况，王建安亲自前往各地深入一线展开调研工作，祖国各地都留下了他勤恳工作的身影，他被《解放日报》称为是“老八路作风和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的标杆。
1979年，王建安随团前往昆明慰问对越自卫反击作战部队，在云南慰问期间，代表团始终坚持乘面包车、每餐四菜一汤、不准宴请的原则。
王建安曾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无论收到的信访件有多少，王建安始终坚持回信，真正做到了件件有回复，凡是有关军队的信访件，几乎都要经过他的批阅。在面对自己的老战友、老部下时，王建安从不袒护，坚持公事公办，如实向上反映。他更是鼓励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说真话：
“共产党员就是要敢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怕个鬼呀！不但书面材料要发，王建安秘书见到他还要说。”
除了在工作上严于律己、坚持原则外，王建安在对待亲人和子女时更是严格。他的妻子服从组织决定从军队退役后，原本之后有好几次可以再次返回军队的机会，但王建安始终不同意。
上世纪70年代开始，王建安因工作原因，常年在外地出差调研，繁重的工作让他原本就有老毛病的身体更加雪上加霜，由于工作压力巨大，且缺少足够休息，到1980年7月，王建安的身体已经不能支撑他继续参加工作了。25日，王建安在北京病逝。
他离世后，没有一个人前去参加吊唁，甚至不少人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知道他离世的消息。
其实，早在他病重期间，王建安就曾多次向中央要求，自己死后不开追悼会、也不要送花圈，避免浪费人力物力，他甚至多次说还不如将自己的骨灰撒在乡野间，死后还能肥沃土地。
这些要求，是他在临终前一直在嘴里念叨的话，他多次重申，希望自己死后可以做到不铺张不浪费。
弥留之际，他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回家探病，他多次强调，儿女不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是要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不能因为自己的事耽误了他们的工作。就这样，他的孩子们都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最后，王建安的家人们谨遵他的遗言，在家里简简单单办完了丧事：
“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组织遗体告别、不通知生前好友和不请同志护送遗体”。
遵照王建安临终前的遗嘱，他的遗体被送到了北京301医院，供医学研究，直到有媒体发出相关报道后，他曾经的老战友、老部下才知道了他逝世的噩耗。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王建安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年轻时，他为生活寻找方向，最终确立了自己终生的理想信念，中年时，为了民族、国家和人民，他扛起枪走上战场杀敌，晚年，又奔波于全国各地开展调研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死后，他还要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
他的精神必将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中得到传承，斯人已逝，但精神永存，永远照耀着腾飞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