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9月，周建人离开了兄弟三家人共同居住的北京八道湾大宅子，只身到上海发展去了。
为什么才住进来不到两年就要走呢？多少有点无奈、被迫的意思。
不同于大哥鲁迅和二哥周作人，周建人是三人中最后一个来到北京这座大城市的。
他一直在绍兴老家陪伴着母亲。直到1919年底，才与周家其他人一并来到北京，搬进了八道湾11号宅院。
当时的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周作人则在北大教书，此外，他们在各大学也有兼课，因此收入颇丰。
暂时没找到工作的周建人深感自己学历和学识不够，就到北大旁听社会哲学的课程去了，间或写些生物学和民俗学方面的文字，在《新青年》等处发表。
当时的周建人已过而立之年，是三个孩子（长子早夭）的父亲。
他的妻子是二哥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她是1912年从东京来到绍兴，陪伴刚刚分娩完的姐姐的。
芳子当年15岁，而周建人24岁。
据说二人的婚事是由信子夫妇一手策划，“逼迫加诈骗成局”的（鲁迅语）：先将周建人灌醉，然后将芳子推入其房间，造成既成事实。
简直是一场阴谋。
不过婚后，小两口倒也还算合得来，孩子们也接二连三地出生了。
然而事情在他们搬到北京后渐渐发生了变化。
为何突然离开了八道湾？
周建人丢了绍兴的工作来到北京，在旁听课程的同时也阅读很多进步书籍，这是他在努力提升自我、向两个哥哥看齐的表现。
然而这样的举动在胸无半点墨的信子姐妹看来是无法理解的，她们这样抱怨道：“这么大年纪还要去上课，多丢人……”
眼看着鲁迅和周作人在北京文化界做得风生水起，赚得又多，芳子越来越觉得自己这个丈夫贫穷且无能，经常给他脸色看。
信子更是不给周建人一点面子，经常指使他做家务，动不动就训斥道：“慢得像虫爬”、“木乎乎，木手木脚的中国人！”
善良老实的周建人一直选择忍让与沉默。没想到两姐妹更是变本加厉起来。
羽太信子
有一天，周作人夫妇和芳子要到郊外去游玩，周建人欲同行。
当他刚准备迈入汽车，芳子竟然斜着眼冷冷地说：“你也想去吗？钱呢？”坐在一旁的周作人不发一言。这让周建人顿感颜面扫地。
随着诸如此类的事情越来越多，周建人渐渐难以忍受，他央求大哥二哥给自己找份工作，他要靠自己的努力养活妻子孩子。
于是鲁迅给蔡元培写了两封信，请求其帮自己的弟弟找份工作。而周作人也给胡适写了信。
就这样，周建人收拾行囊出发了，这个年纪最小的弟弟，成为周家三兄弟中第一个离开八道湾的人。当时芳子怀着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也就是后来的周丰三。
青年周建人
周作人先到杭州教了几年书，后来又去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
他原以为，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家，自己又开始挣钱后，日子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明朗起来——在排挤走了自己后，羽太信子很快又将矛头指向了大哥鲁迅。
不到两年的时间，鲁迅也被迫离开了八道湾，而且与周作人彻底决裂了。
两年，仿佛是周家一个无法打破的时间魔咒。
至此，整个八道湾周宅只留下了一个中国人。
回想当年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和周作人给在家留守的三弟许下诺言：有福同享，永不分离。
这事仿佛昨天才发生，而转眼间，蔷薇色的梦已经破碎，失去了色彩。
后来，周建人与芳子的婚姻，也演变成了一出人间悲剧。
始于畸形的期盼，本就是黑色土壤中开出的花，又没有精心地培育，其强行结出的果实只会酸涩无比。
在上海另组家庭
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工作，所长是王云五。王的管理以严厉著称，他用国外进口的打卡机考勤，要是有人迟到，将被罚扣薪金，甚至开除。
周建人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着，还经常带稿子回家熬夜加班。
但是因为资历尚浅，他的薪水只有每月八十元。
他开始按月给家里寄去三十元，但芳子嫌不够，仍然不断催逼，他只有又增加二十元，每月寄去五十元。
王云五
周建人给芳子写信，希望她带着孩子来上海与自己团聚，然而信子不让芳子去，劝她道：
你们几口子在北京，有大房子住，吃喝不愁，还有大伯二伯养着。上海物价高，周建人一个小职员薪水那么低，你们过去肯定不好过……
于是芳子动摇了，她不愿意去上海，任凭丈夫如何写信相邀。甚至都不去上海看望一下。
鲁母对此深感不满，曾多次在亲友面前说过：“女人出嫁，理应和丈夫一道过日子。哪有像三太太不跟丈夫却和姐姐在一起的道理。”
后来，周建人积劳成疾，身边又没人照顾，得了肺结核，仍然硬撑着去上班。
就这样一直拖到1925年，周建人与芳子的婚姻等于名存实亡了。
在最无助的时候，周建人以前在绍兴的学生王蕴如出现了。二人逐渐产生感情，并结合了。
他们后来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但周建人仍然每月给北京家中寄去生活费，因此他和王蕴如过得非常拮据。
好在大哥鲁迅知道他生活困难，经常给他资助。如鲁迅日记记载，1926年9月11日：“上午托伏园往中国银行汇泉二百于三弟”；1927年1月8日：“汇寄三弟泉百”。
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抵达上海，打算定居下来。这样也好和周建人家互相有个照应。
他们一开始分开住，后来搬进了同一间宅子，直到中日“一·二八”事变爆发，宅子毁于战火，才又分开来住。
前排右起：鲁迅、许广平、周建人 摄于上海
这段时期直到鲁迅逝世，周建人得到了大哥的诸多关照：
鲁迅经常给周建人钱，用于给孩子们交学费或生活上的补贴等等；战事摧毁了商务印书馆，周建人失业，鲁迅又托许寿裳和蔡元培出面，请求王云五继续聘用周建人。
而周建人一家也给了鲁迅家很多照顾。鲁迅和许广平刚到上海，就是他们帮忙一起找的房子；许广平生下周海婴后，由于缺乏育儿经验，王蕴如也给了很多帮助。
鲁迅生命的最后这些年，确实感受到了“兄弟怡怡”之温情，这也适当抚恤了他因周作人而备受伤害的心吧。
与八道湾的家人断绝关系
1936年，也就是鲁迅去世那年的12月，是周家老母鲁瑞的八十大寿。因丧失长子而悲痛万分的鲁瑞特别希望小儿子能回北京看看自己。
于是周建人带着王蕴如第一次回到了北京。他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宣布二人的婚姻之实，同时也结束与芳子那不幸的婚姻。
然而寿宴却不在鲁母住的西三条举办，而是在八道湾。于是王蕴如没有出席，只有周建人一人去了。
没想到却发生了非常惊险的一幕：
当周建人向母亲祝寿致礼时，他与芳子生的次子周丰二突然从屋内冲了出来，手持一把军刀。
一边口称为母抱不平，一边向周建人砍去，还好众亲友立刻夺下了他手中的刀，才平息了这一“血案”。
从那以后，周建人才狠心切断了与八道湾那个家的一切关系，并不再寄钱回去。
周建人与王蕴如
对于兄弟二人都另娶的情况，周作人是非常生气的。他痛切地称之为“家风不正”，认为他们是在纳妾，而且还将沉重的负担丢给了自己。
朱安还好，鲁迅会寄生活费给她；而芳子和她的三个孩子，却几乎都是周作人一人在养活着。
他曾写信给周建人，指责他遗弃羽太芳子而和王蕴如同居：
“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作妾看，你所说的自由恋爱只能应用于女子能独立生活之社会里，在中国倒还是上海男女工人搿姘头勉强可以拉来相比，若在女子靠男人蓄养的社会则仍是蓄妾，无论有什么理论作根据。”
抗战时期，出任伪职的周作人依仗日寇的势力，让北平的日本使馆通知上海领事馆，向王云五下令，从周建人的薪水中扣出一半来，直接汇付给周作人。
这是周海婴记录在自己回忆录中的事情。
周建人五口之家，生活更是艰辛不已。但他始终保有着民族气节，在日寇的种种威逼利诱下，始终不愿意与之合作。
他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多次在救亡运动上签名。尽管他生活困难，身体又多病，需要钱，但他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
孩子遇到生病，若非重症，决不去医院。
他们一家子，就是在这样困苦的环境中支撑着。据资料记载，自从周作人背叛民族后，周建人就与他断绝了联系。
许广平携周海婴与周建人一家
在新中国，兄弟二人境遇天差地别
1941年，对于周建人来说是个悲痛的年份。因为他的小儿子周丰三开枪自尽了。
据周海婴说，周丰三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孩子，始终关心着国家安危。
他眼看自己的二伯背叛国家背叛民族，心里非常着急。经常苦苦相劝，二伯都听不进去。最终他只有以死相谏，白白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而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倪墨炎在《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中明确地表示，丰三的自杀大部分原因来自家庭纠纷。
他从小缺乏父爱，想不通父母为何会闹到今天这一步，父亲为何要与他们断绝关系。
无论怎样，这都是一个可怜的孩子，他没有罪过。他是父母悲剧婚姻的牺牲品。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与周建人的境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沦为阶下囚，一个重获新生。
1949年8月，出狱后的周作人回到了北京八道湾。但他没有获得公民权，不能出头露面。
政府念他精通多种外语，请他翻译外国书，但发表时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只能用大家不熟悉的笔名，如“周遐寿” “周启明”等。
由于家里人口众多又年老多病，从1949年11月-1952年3月这两年多的日子里，67岁的周作人竟写了908篇文章，以赚取稿费养家。
但收入仍然很少，而且不稳定。晚年国内自然灾害时，他不得不给香港友人写信，乞求食物和药品，活脱脱一个悲哀的老年“乞食者”。
老年周作人与小孙子
而周建人呢，在建国后地位一跃而上，先后出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省长等职，还当选为中央委员。
1965年，周建人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78年，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副国级干部。
在新中国，兄弟两同在一城，却没有来往。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出周建人帮助过周作人，或周作人寻求过周建人的帮助。他们就像路人一样。
可悲的周作人，一生竟然跟两个亲兄弟都闹到决裂的地步。
老年周建人
结局
周建人在晚年撰写了一本《鲁迅与周作人》一文，谈起过自己和周作人的一次偶遇：
“全国解放后不久，有一次，我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突然面对面地碰到周作人。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停了脚步。
他苍老了，当然，我也如此。只见他颇凄凉地说：‘你曾写信劝我到上海。’‘是的，我曾这样希望过。’我回答。
‘我豢养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我听这话，知道他还不明白，还以为他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实他早已只是一名奴隶。
这一切都太晚了，往事无法追回了。”
可能这就是兄弟二人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对话，如此耐人寻味，又有些悲哀。
历史就是这么的无情，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的难测。
最后说说周建人悲剧婚姻里主角们的结局吧。
他的第一位夫人羽太芳子（建国后法院判二人离婚成立）一直和姐姐信子住在北京八道湾，病逝于1964年。
他的次子周丰二，后来在中学当数学老师，与妻子有一继女周玲，女婿是梁启超之孙梁任堪。
他与父亲断绝关系后，终生都不再与之往来，与母亲和二伯一家一起生活，于1992年病逝。
他的长女周鞠子，当年没有参与声讨父亲的活动。因此周建人后来一直偷偷给她往祖母那里寄生活费。她一直跟母亲生活，学的是音乐。
结婚后跟丈夫到唐山定居，不幸死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右：周鞠子（也叫马理）
若不是因为善良，周建人不会任人摆布结下非自己所愿的婚姻；若不是因为善良，周建人不会选择忍让，放弃提升自我的机会，默默离开八道湾去外地拼命工作；若不是因为善良，周建人不会允许妻子和孩子不来自己身边生活，从而酿下后来一系列的悲剧……
再反观鲁迅与周作人呢？似乎更甚：一个被赶出家门，与兄弟决裂，含恨早逝；一个被当作赚钱工具，最后犹豫变节，成为民族叛徒。
三兄弟都为被过度透支的善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只留给后人无限的感叹与唏嘘。
善良，本是人所应具有的美好品质，但我们不能让它被恶人利用，并过度透支。我想，这是值得每个人去思考的问题。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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