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窝阔台时期的汉地、河中、东部波斯地区
公元1229年秋，众蒙古宗室、贵族于怯鲁连河畔曲雕阿兰召开忽勒邻台大会，奉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为大罕，是为太宗。虽然稍后的蒙古史家尽力把窝阔台描写为一位宽仁、慷慨的统治者，但事实是，窝阔台上台后的首要之务就是扩大本支实力以压制其兄弟觊觎汗位之心。太宗三年（1233），窝阔台命己子贵由和诸王按只带伐［东夏国］，随后“他们进行了劫掠，征服了它”。并派遣名为“唐古（惕）·拔都儿”的异密率领探马军镇守该地。也许窝阔台此举属擅自变更此前拖雷与诸宗王商议的利益分配方案，因此引起不小争议。而随后的事态发展也显示出，大汗家族直接掌控了大蒙古国对高丽的攻伐、外交事务。《史集》载：“凡对此事不满并有非议者，合罕即位后，都［用上述札撒］迫使缄默了。”而其次子阔端则于1235年，赴凉州就其河西封土，形成自己的兀鲁思。窝阔台通过种种手段，确保其本支在利益分配中能占有较多的份额，故难免遭到宗亲非议。大汗最先要削弱的，无疑是拥有守灶幼子身份，并长期以监国身份代行庶政的拖雷了。拉施都丁说，窝阔台曾有意令其子贵由收继拖雷遗孀唆鲁禾帖尼，因后者反对作罢。按蒙古旧制，诸王死后，其分地、属民皆由其长妻代为管理，故窝阔台是举亦即欲借收继之名并吞拖雷名下的兀鲁思部众。稍后，“［窝阔台］未与宗亲商量，擅自把属于拖雷汗及其儿子们的全部军队之中的逊都思两千户给了自己的儿子阔端”。此时唆鲁禾帖尼显示出过人的政治智慧，反复劝导那些表示不满的将领要服从合罕的命令，最终平息了事端。汉文史料也同样留下了拖雷系势力受到合罕侵夺的记载，归降拖雷的女真将领奥屯世英尝“从皇考四大王大军”转战多年，深得其爱重。拖雷曾对妻子云：“大哥［奥屯世英］吾所爱，汝辈勿以降虏视之。”但太宗时窝阔台命其为河中府尹，欲趁机置之别部。公［奥屯世英］奏曰：“臣名在四大王府有年，今改属别部，何面目见唐妃子母乎？”上始怒，徐复喜曰：“尔言是也。”这段颇富戏剧性的对话，显示出窝阔台的步步进逼，以及忠于拖雷家族部属的苦心周旋。这也是拖雷遽殁于盛年后，其家族势力衰落而不得不隐忍求全的表现。
太宗三年（1231），窝阔台汗“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正式在蒙古汗庭模仿汉制设立中书省管理庶政，初步显示出中央集权制度的特征。又在被征服的旧金领地中人口最为密集的平阳路设立行省，令原任大汗近侍（当为必阇赤之类）的胡天禄“行相府河东”，开府并招徕儒士。胡氏的职能和当时大蒙古国统治下派往各征服地区的必阇赤一样，负责及时、准确地将从定居民那里收取的财赋转运至大汗处，充当赏赐或军需之用。但平阳地区旧为术赤的势力范围，故此举亦有大汗通过其代理人直接管理地方的用意。在河中地区，大汗也不断地将自己的代理人渗透入原属术赤的势力范围中。如《也里史志》载，最初指派宴只吉歹那颜为呼罗珊、突厥斯坦、沙不儿干直至阿富汗斯坦地区的军民总管，并任命诸宰执和书记辅助其管理，而参考《瓦萨甫史》，宴只吉歹正是术赤位下千户长。但是在窝阔台在位时，当地的长官篾力·马基德就不得不同时应付代表术赤和合罕方面的必阇赤所提出种种差发要求，尽管在1240年代以前术赤的势力仍占据上风。
由于察合台曾坚决阻止术赤染指大汗之位，从而使窝阔台得以成功即位，因此在太宗—定宗在位期间，察合台家族也被赋予更多特权。在汉地，“自丙申岁（1236）分河东为皇兄二大王分地，官吏随地所属”，而原据太原的世侯郝和尚拔都转隶察合台位下，并于“壬寅岁（1242）朝王兄于西域感匣之帐殿”。又据志费尼书等记载可知，察合台原封地起自“畏吾儿地之边，迄于阿母河之边，也包括河中地区”，此一地区也被称为“突厥斯坦地”。而《史集》载，窝阔台在位期间曾默许察合台将牙剌瓦赤管辖下的一部分原属大汗的［河中］地区变为自己的媵哲封地，无疑也是此种利益交换的结果。甚至在本不属于察合台，远离河中西部的也里地区，在大汗的授意下，当时在察合台诸子之中实力最强的也速蒙哥也派出其位下必阇赤赡思丁监临当地世侯征取赋税。由此，察合台系的实力得到大大增强。
当时的态势是：窝阔台在蒙古草原本部和呼罗珊、南部波斯等多个方向获得了远超过其兄弟的权利；并纵容察合台在河中地区（从畏吾儿地之边到撒马儿干、不花剌）进行扩张，以协力压制术赤兀鲁思在河中及波斯迤西地区的影响力。
2、窝阔台家族的山西分地
那么这段时间中，山西地区的形势又是如何呢？据《元史·食货志·岁赐》所载，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兀真所出四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中，仅知有术赤分地平阳、察合台分地太原在该地区，而此种特权在大蒙古国时期和元代一直被其后王所继承。这不禁令人怀疑：既然此四子皆参预了对本地区的征服行动，那么按照大蒙古国前期兀鲁思分封所遵循的“利益均沾”原则，理应各自获得一块独立的分地，是否《食货志》所载尚有所阙漏呢？虽然我们可以认为：拖雷的山西分地较他家为小，致使修纂《食货志》时失载。但我们却同样不知窝阔台本人的汉地分地，这更与情理相违，事实果真如此么？
前辈学者的研究已经为我们稍启端倪，松田孝一在研究窝阔台之子阔出后裔小薛封地之后，提出小薛在山西潞州的游牧地继承自其父，也就是在丙申（1236）前后阔出已经在山西地区获得分地。而他在另一篇论文中又指出：拖雷之子旭烈兀也在山西解州任命有自己的总管达鲁花赤为其经理民赋。我们是否能将这两家的分地获封年代向前追溯呢？最近，村冈伦发表了关于“蒙古时代的右翼兀鲁思和山西地方”的论文，认为窝阔台的分地应当在西京路（元代改称大同路），颇能令人耳目一新。村冈伦的依据大致有以下几条：
1）《食货志·岁赐》章完全没有提及西京路民赋的分配，它似乎被排除在诸王、功臣的分封范围之外。故可推定为大汗直属。
2）类似于拖雷家和真定史氏的密切关系，当1221年刘伯林卒后，其子刘黑马成为了窝阔台家最强有力的同盟者。
3）阔出在开始对南宋的征伐前，是在西京进行了军马的休整；此事与其兄阔端在远征陕西之前驻牧于自己的西凉府分地相类似。
4）《元史·地理志》所载西京路元初人口为40 000余户，和平阳、太原二处相近，又恰好是窝阔台弟兄三人人均所辖4个千户的十倍。
5）都哇战败后，窝阔台系70余万降人被安置于西京路，也是这种旧有封属关系的表现。
除村冈伦论文所举诸点外，检索元代史籍，还有多处记载暗示出窝阔台家族和西京地区的特殊关系。如《太宗本纪》云，“太宗三年（1231），夏五月，避暑于九十九泉”；“秋八月，幸云中。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此事在《名臣事略》中有更为具体的描写：“辛卯秋八月，上至云中，诸路所贡课额银币，及仓廪物斛文簿，具陈于前，悉符元奏之数。”看来，窝阔台临幸云中并非偶然路经，而是在此完成一系列任官、核账等政治活动。《元史》又载：“太宗四年（1232），夏四月，出居庸，避暑官山。”由此也就可知为何世侯夹谷明安答而“受知太宗皇帝，入觐于西京”。这是因为，窝阔台时常驻骅此地区。
克烈部人速哥是窝阔台时期的“山西大达鲁花赤”，此人又尝娶“后戚”为妻，可算是窝阔台家族的元勋世臣。《元史·速哥传》载：“岁乙未（1235年，太宗七年）……帝从容谓速哥曰：‘我将官汝，西域、中原，惟汝择之。’速哥再拜曰：‘幸甚！臣意中原为便。’帝曰：‘西山之境，八达以北，汝其主之。汝于城中构大楼，居其上，使人皆仰望汝，汝俯而谕之，顾不伟乎！’乃以为山西大达鲁花赤。”
案，大蒙古国时代的“达鲁花赤”一职要较元代更为显赫。通常，它和波斯文献中出现的“舍黑捏”一样，往往是由某位宗王指定镇守某地并代表其利益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窝阔台之所以命速哥监临山西，正是因为在这里其家族拥有特殊利益。
我们也可从太宗时代经济活动来考察这一点。《大元马政记》保存有一道太宗圣旨：
太宗皇帝四年壬辰（1232．AC）六月二十四日，圣旨谕西京脱端勾索等（疑为“脱端等勾索”之倒）：“即目见阙饮马槽，除东胜、云内、丰州外，依验本路见管户计一千六百二十七户，每户办槽一具。长五尺，阔一尺四寸，蒙古中样。各处备车牛，限七月十日以内赴斡鲁朵送纳，不得违滞。如违，按答奚罪，准此。”
案，此道圣旨当属大汗指派其位下官吏向其领地内孛兰奚人口索取贡物。而其时尚在太宗大规模分封宗亲（即1236年之“丙申分封”）之前。索取之物为饮牛马的槽具，则此事似乎并非是国家统一征收科敛之举，而更像是诸王对所领属民众的“不时需索”。这可证明，在太宗四年，西京路除东胜、云内、丰州三州外的贡赋当为窝阔台合罕的兀鲁思所有。
而东胜、云内、丰州三州是否也属于合罕的兀鲁思？《经世大典辑本》又载：
太宗四年壬辰六月，敕谕丰州、云内、东胜二［应为“三”］州达鲁花赤官员人等，今差毡匠诣彼居止，岁织韩［斡］耳朵大毡四片。
此条性质与上则同，织造“斡耳朵大毡”也是诸王位下部民的义务之一。当时的此三州达鲁花赤应为赛典赤·赡思丁。史载“太宗即位，授［赛典赤·赡思丁］丰、净、云内三州都达鲁花赤”。而另一则史料显示出，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被任命为“西京工匠总管”的程玉之子程君瑞，曾“以孤童子入侍，隶昔剌谋太子（案：即失烈门，定宗子）帐下”。案，大蒙古国时代，诸王位下私属部民，也称“怯怜口”，是必须世代为某一宗王服役而严禁改投他处的，故程氏父子当隶窝阔台家族，而“西京”亦应属窝阔台家分地。至于“西京”与东胜、云内、丰州三州分置达鲁花赤，当是因为此三州处在“供需漠北”的粮道上，在政治、军事上意义重大，较早从西京路中分出之故罢。
而结纳自己分地之内的“有力者”、宗教名流，更是蒙古宗王热衷之事。例如，在北方道教有着极大影响的全真道教领袖常常奉旨于云中（大同）为大汗、王子代行祈福之事。丙申岁（1232），时任掌教的尹志平“奉旨试经云中，度千人为道侣”。而华北禅宗领袖海云法师则在1231年因知名于合罕皇帝，“［帝］特遣使臣阿先脱兀怜赐以‘称心自在行’之诏”，由此屡为太宗一家所召幸。《佛祖历代通载》载：
乙巳（1244）奉六皇后旨，于五台为国祈福。丙午（1246）奉六皇后诏，师起，至中途值风疾作。回奏，得旨还燕。丁未，贵由皇帝即位，颁诏命师统僧，赐白金万两。师于昊天寺建大会为国祈福。太子合赖察请师入和林，延居太平兴国禅寺。
此处所言之合赖察，乃窝阔台第四子。而1250年定宗后斡立·海迷失摄政二年，海云偕明公和尚再一次应召赴西京。元释祥迈所撰《西京大华严寺佛日圆照明公和尚碑铭》中谓：
庚戌（1250）中，西京忽兰大官人、府尹总管刘公、华严本主法师英公具疏敬请海云老师住持本府大华严寺。海云邀师［明公］偕行，至云中，海云抑师住持，代摄寺任。
文中同时召其起行的西京忽兰大官人，为速哥子，也是窝阔台系的家臣。而刘总管，即刘黑马，刘伯林子。元史称“岁己丑，太宗即位，始立三万户，以黑马为首，重喜、史天泽次之，授金虎符，充管把平阳、宣德等路管军万户，仍佥太傅府事，总管汉军。……辛丑，改授都总管万户，统西京、河东、陕西诸军万户，夹谷忙古歹、田雄等并听节制”。也是窝阔台所提拔之人。
上述数点皆可说明窝阔台家族在西京拥有自己的分地。而和大蒙古国西部形势相似的是，在东部（华北）地区，拖雷家族的势力也遭到了排挤，镇守河、解二州的奥屯世英虽然是拖雷家臣，但河中府的赋税却收归大汗所有。王祎《大元敕赐重修盐池神庙碑》中有：“太宗英文皇帝，百度肇新。丞相耶律楚材，以经费为重，乃荐臣姚行简为解盐使……为之商度区划。”等语，可知此时的盐税收入尚处于中书省的直接掌控之下。这也反映出窝阔台家族的影响力正逐步从山西北部向南延伸至山西、陕西交界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