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军民齐努力，生产自救，战胜大灾荒
除了军事上的困难外，天灾也来了。 1942 年春，天旱无雨，夏粮收成无几。春旱持续发展，旱情波及十几个县，许多地方大秋作物无法下种，致使秋收所获甚微。
1943 年灾情更为严重。先是旱灾，自春到秋久旱无雨长达8 个月。许多水井干涸，河水断流，甚至人畜的饮水都成了问题。冀南灾荒发展比较早和最严重的地区为一专区的元城、大名，三专区平大路以东地区，四专区的清江、邱县、企之、广曲、临清，二专区的巨鹿、冀特区、新河、宁南三区，六专区的垂杨、清河、冀县等地。夏粮几乎颗粒无收。有些地区未能播种，有些地区春苗枯死，入秋后仍是白地一片。冀南全区有884 万亩耕地未能播种，有不少地区成了“无苗区”。
旱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水灾。饱受8 个多月干旱之苦的冀南军民，入秋后，又连遭暴雨，洪水泛滥，滏阳河、卫河两岸尽成泽国。水势稍退后，日本侵略者又先后破坏了运河、漳河、滏阳河等河堤，使河水漫溢，洪水退后的大片土地再度被大水淹没。受害地区达30 余县，许多村庄成了一片汪洋。
馆陶全县64％的村庄成了“水村”，武城县被淹110 个村，清河县被淹面积达50％，任县、隆平县更严重。房屋塌倒，人畜漂没，半浸在水中的断垣残壁，景象十分凄惨。
冀南的灾荒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自日军入侵冀南后不仅放水淹田毁坏耕地，而且修据点、修炮楼、修公路、挖封锁沟、筑封锁墙等占去了大量良田。以广平县为例，全县共有89 个村，敌人在10 个村庄修了炮楼，占地2顷。修公路56 里，占地4 顷多，共计占地10 顷多。按每亩地每年收粮4 斗，一年共收获粮食104 万多斤，可供1730 多人吃用。如果再加上敌人实施的“三光”政策所毁的良田和烧毁的村舍，那就更多了，弄得多少人饥寒交迫，颠沛流离。“人祸”加剧“天灾”，“天灾”又加深“人祸”。“天灾”和“人祸”交相肆虐，陷冀南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除遇到旱灾、水灾外，还有雹灾和虫灾。冰雹大者如鸡蛋，实为少见。蝗虫之多，遮天蔽日，也是罕见的。蝗虫飞过来，简直像天阴了一样，太阳也看不见了。这样说并非夸张。大的蝗群方圆几里，一落地，顷刻间就把几亩、几十亩甚至几百亩农作物吃得一干二净。蝗虫所到之处，寸草不留。
据南宫、巨鹿、隆平三个县统计，有524 个村的庄稼完全被蝗虫吃掉。蝗虫如此厉害，确实惊人。当时，我找到一本历史书看，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书名叫什么都记不清了。书中记载有清朝康熙、咸丰年间的大蝗灾情况，也是十分惊人的。那本书还讲了印度闹蝗虫的一个例子。印度有一次蝗灾最厉害时，铁路上铺了厚厚一层蝗虫，火车开过来时出轨了。当时还真有点不敢相信。最近看报纸，新华社发了一条消息，说埃塞俄比亚东部遭蝗虫袭击，大批蝗虫使火车的动力装置失灵，甚至造成火车出轨。可见那本书的记载还是有根据的。
继灾荒而来的还有瘟疫，当时有痢疾、浮肿，还有更可怕的霍乱流行。一家人上吐下泻，有的病一、二日而死，亦有的发病一、二小时即死的。冀南人民灾病交加，苦不堪言。巨鹿县因饥饿而死者5000 余人，因霍乱而死者3000 余人。清河县王世公村曾在一天中死亡400 余人。垂杨县段芦头镇一个集日因饥饿、疾病倒街而死者30 人。当时，冀南区饿死的、病死的共有几十万人。许多地方几乎是“家家添新坟，村村有哭声”。
有些老百姓为了糊口，拆了房屋，拿着木料到冀鲁豫、冀中去换粮食。那一带比冀南好些。还有不少人为了求生，不得不背井离乡逃荒外地，有的村成了“无人村”。往年收成比太行一带好的冀南平原，变得杂草丛生，满目荒凉。
在冀南这段时间，我才真正体会到“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八个字的含意。过去多是从字表面上理解这句成语，这次从实践中理解和体会“祸不单行”，可就深刻得多了。真所谓“福不双至，祸必重来”。灾害来了，衣食无着，身体必然就弱了，生病的也就多了。人生病了，又缺医少药。天气久旱无雨，一旦下雨，又往往出现暴雨，以至泛滥成灾。越是久旱不雨，一旦来雨就容易下雹子。“祸不单行”四个字，生动地反映了旧中国老百姓荒年的悲惨。
那时部队吃饭也限量。吃饭时司务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管了不管饱”。我们有的县长饿得竟昏倒在地上。那时的干部和群众是同甘共苦的，没有一点特殊化。有一次我到曲周县一个村庄，正遇到一家妇女生孩子。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大人孩子危在旦夕。见到这种情景，我们心中极为难过，送了她3D 斤小米，救活了母子俩，她很感激。那个年代，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好得很，真正是同生死、共患难，我的二女儿此时出生，将她放在邱县南辛店老百姓家中。按照规定，每月留给奶妈30 斤小米。这30 斤小米，在当时可解决大问题了，不仅可以养活小孩，也大大接济了房东一家三口人。“文化大革命”后，这位房东大妈到北京来看望我们，我们一再感谢她收养了我们的女儿，她反过来向我们道谢，说在这灾荒年每月30斤小米也帮助了她们渡过难关。房东家离我们的地下医院很近，我的二女儿就拿个碗常到医院，人们见了就给她一勺吃。她就是这样饿着肚子长大的。
我的三女儿宋适荒放在元城县一位老百姓家里，由于又饿又病接回来没几天就死了。那时，不只是寻常百姓家忍饥挨饿，有饿死的、病死的，我们当干部的也同样忍饥挨饿，家里人也有被饥荒夺走生命的。
遇到这么大、这么多的自然灾害，时间又这么长，确是历史上罕见的。
旱、涝、蝗、雹加上瘟疫，真可谓“五毒”俱全，严重威胁着冀南军民的生存。敌人频繁地、残酷地“扫荡”、“围剿”，使冀南遭受严重损失，抗日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这并不可怕，只要军民团结奋战，同仇敌忾，就可以和敌人继续斗下去。日寇是不可能把我们赶出冀南平原的。而我们，不管如何艰难困苦，最后却要将日寇赶出冀南。但是，如此严重的灾荒确实令人可怕。解决不好救灾度荒问题，我们就有可能被灾荒赶走。已经有不少老百姓携儿带女离开冀南，逃往他乡。
坚持冀南抗战，燃眉之急是解决好生产救灾，度过饥荒，安定人心。饿着肚子怎么打鬼子。我们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的领导同志，多次开会研究部署生产救灾度饥荒的工作。行署和各级政府建立了救灾委员会，领导各地区赈济灾民，积极设法发放贷款，调济粮食，救济灾民。我们从冀鲁豫区借了粮食300 万斤、麦种50 万斤运回冀南，一部分救济群众，一部分用来为明年生产作准备。其实，冀鲁豫区也并不富裕，也是度过灾荒不久。他们这种高尚风格，冀南同志很受感动。
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十分关心冀南的灾情，积极支持冀南生产救灾度荒。 1943 年，边区政府先后发放春耕贷款和救济款740 余万元（冀南票，下同）、贷粮和救济粮64.8 万余斤。秋季洪水过后，边区政府又给冀南贷麦种190 万余斤，发放救济粮326.5 万余斤，还有大批食品。有了粮食，老百姓的情绪逐渐稳定了。
我们还开展了借粮活动。号召大家发扬团结抗战、互助互济、共度难关的精神。借粮是件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余粮户基本上都是地主。开展借粮的村成立借粮评议小组，通过调查摸底，公允地提出借粮数量。讲清道理，做好思想工作，避免出现顶着不借局面，顺顺当当地借出粮食。此外还开展以工贷赈，组织各种互助组，挖河筑堤，兴修水利，进行生产自救。根据连续旱灾、水灾情况，培修堤岸治理决口，疏浚河道开渠引水。
冀南军区领导部队一面打击敌人保护群众，一面同冀南人民一道开展抗灾救灾，协助地方堵口筑堤，疏河道、开水渠等，据不完全统计总长达460余公里，帮助群众打井一万眼。大规模开展捕蝗活动。当时捕蝗的场面是轰轰烈烈的。党政军民一齐动手，人山人海。开始捕蝗时，有个别老百姓思想还不太通。可能是受封建迷信影响，不愿意打。把蝗虫看作“神虫”，主张烧香祈祷，请求“神虫”嘴下留情，不要吞噬庄稼。也有人以邻为壑，主张敲锣打鼓将蝗虫轰出本区了事。
我们打多了，有些老百姓还不高兴，我们只好耐心做工作，思想很快就通了。时代不同了，只要把道理讲清楚，思想认识很好解决。军队按单位统计数量，按斤计算上报。地方捕蝗由政府发动各村群众联合作战，党政军民大打“人民战争”。有的扫帚打，有的木锨打，也有的用木棍钉上鞋底打。男女老幼齐出动，有打的，有喊的，其场面甚是壮观。在蝗虫多的地方采取挖沟的办法，沟深2 尺、宽1 尺，将蝗蝻赶入沟内，然后用土埋死。这种办法古人就曾用过。史书记载清朝康熙年间闹蝗虫时，老百姓就用过就种办法消灭蝗虫。
到了冬天，我们还组织人力将蝗卵挖出焚烧，这个办法比土埋蝗蝻的效果还好。据有的书记载，清朝还有一种制度，一旦发现蝗灾，即调军队前去助民捕蝗。这本来应该说是件好事。但是，老百姓不愿意。因为清军到灾区后，要好吃好喝招待，灾年的老百姓怎么负担得起。清军下乡，还践踏庄稼。所以，老百姓宁肯隐匿不报。这些封建军队比蝗虫更可怕，与其引来兵灾，不如忍受蝗灾。我军是人民军队，我们助民捕蝗非常受欢迎，各地军民联合捕蝗不仅消灭了蝗虫灾害，而且从中体会到团结的力量，只要团结一心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在冀南最困难的1943 年，平原分局书记黄敬同志到冀南检查、指导工作。黄敬同志作风根深入，在路上遇到老百姓，常常停下来同他们聊天，向他们作调查。我们招待黄敬同志吃饭，最好的饭是小米饭，最好的菜是辣椒酱和芝麻酱，而且每顿饭的菜只能给很少一点。
1944 年麦收后，严重的灾荒基本上过去了。农村生产逐渐恢复发展，形势好多了。但是，要使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彻底克服灾荒所造成的困难，并不是那么简单。还要很好解决在灾荒中的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特殊问题，如赎地问题、非正常婚姻和卖儿卖女问题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可能影响农村生产恢复和发展。在严重的灾荒中，有些农户为了度荒，把土地典卖了。
灾荒过后，专署发出赎地训令，明确指出：凡1943 年以来，因生活所迫而典卖之土地，均可照原价赎回。区党委、行署和各级政府大力帮助贫困农民赎回灾荒中低价卖出的土地。同时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和增资增佃活动，也称“双减双增”活动。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非正常婚姻是指在灾荒中，有些贫困农民因饥饿妻子再嫁，有的卖儿卖女。为使骨肉团聚，党和政府进行了大量细致调查工作，尽最大努力解决灾荒中妻离子散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仅有利于安定群众情绪，发展农村经济，更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
依靠群众，扎根群众，咬紧牙渡难关
1942 年和1943 年两年，是冀南抗战最艰苦的年代。
敌人疯狂地进攻，“合围”、“扫荡”、“封锁”、“蚕食”、“治安强化”等，敌我斗争极其尖锐、残酷，又错综复杂，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等各方面的斗争。冀南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容纳大兵团活动的地区已经没有了。
根据地被分割后，根据地村庄距离敌人据点、碉堡近的只有2、3 里，中间无一村之隔，敌人随时都可以组织进攻和袭击。不只每天，而且每时都有可能发生战斗。前一分钟还平静无事，也许在一分钟之后就有一场恶战发生。
1942 年全年共进行大小战斗2400 余次，平均每日7 次，1943 年大小战斗4000 余次，平均每日10 多次。
在战斗如此频繁、激烈的情况下，又偏偏遇上历史上少见的严重自然灾害，旱灾、水灾、雹灾、虫灾接踵而来。灾害种类之多、受灾范围之广、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加之，伴随自然灾害而来还有传染病流行，严重威胁着抗日军民的生存。可谓天灾人祸，苦不堪言。这两年的日子确实不好过，熬时间，“看着表不走，看着太阳不动”，这个滋味没经过当时实践，是体会不到的。
“四·二九”大合围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我为冀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我还是冀南行署主任，集党政军领导于一身，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紧紧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依靠上级首长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坚持斗争，坚持根据地。
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对冀南的严重形势非常关心。5 月初，刘邓首长就明确指出：“四·二九”受挫后，在干部和部队中必然会发生失败情绪，甚至怀疑今后平原能否坚持，地方也会有这些问题。指示我们必须提高部队与地方的斗争信心与勇气，充分认识形势的严重性和斗争的残酷性、长期性。
6 月下旬，北方局也提醒我们：冀南正处在严重危险之中，此种严重局面还在发展，要求我们在困难和危险面前，克服悲观情绪，提高坚持冀南抗战的信心，要保护群众力量。号召冀南区“全党、全军与冀南千百万群众共存亡”。
我们遵照北方局和刘邓首长指示，根据冀南区被敌人分割的严重形势，1942 年10 月初，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冀南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大家深入分析了冀南区斗争的严重形势，进一步研究了坚持斗争的有利条件和当前困难的程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立足冀南，励精图治，坚持斗争，坚持根据地，不管环境多么困难，斗争多么残酷，决不离开冀南平原。“县不离县”（是指县委、县政府和县游击队的活动不离开本县，在本地区坚持斗争），冀南党和八路军始终和冀南人民在一起，决心与冀南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生死与共。
区党委根据扩大会议精神，作出《关于渡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今冬明春的严重形势和艰苦局面，不会有所减轻和改变，一切工作必须从最严重、最困难、最艰苦的局面着想。巩固思想阵地，长期打算，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冀南抗日军民通过各种方式表示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为适应当时斗争形势，我们对不同地区确定了不同的斗争方针、任务和斗争形式，以继续坚持斗争、坚持根据地。
在敌人统治较久、较巩固的地区，坚持“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着重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开展社会统一战线工作，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同时也不放松团结基本群众，指导其日常的合法斗争。所谓合法斗争，就是采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利用敌人统治范围内很少的一点合法为掩护，以积蓄抗日力量，保护人民利益。采取这种策略的村庄，各种组织形式，在表面上完全是伪组织的一套，但实质则是抗日的，也就是所谓“白皮红心”。
在接近敌人主要交通线和主要据点但其统治却都比较弱的地区，一方面坚持秘密工作，一方面团结和组织群众，进行隐蔽的武装斗争，扩大抗日政府和抗臼军队的政治影响。这种隐蔽的斗争，要注意及时而动、适可而止。
在敌占优势的游击区，则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配合革命的两面政权，保护群众利益，摧毁伪政权，进行反“蚕食”、反“维持”斗争，牵制与消耗敌人，阻止与迟滞敌人向我根据地推进。
在我游击根据地，积极进行武装建设，从保卫群众日常斗争中发动群众、改造村政权，团结社会各阶层，加强群众游击战争，准备应付更险恶的环境。
根据斗争方针、任务和斗争形式的变化，组织形式也必须随之改变。实行精兵简政，紧缩领导机关，领导机关全部军事化。政权组织，随军行动。旅与分区合并，正规军进一步实行地方化，以连、排甚至大班为独立行动单位，开展游击战争。
“精兵简政”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党中央极为重视。 在1941 年底，党中央就强调指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根据地人民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抗 日的积极性。假如民力很快消耗，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脱离，那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
中央要求我党政军领导均应深刻了解这一点。我们根据党中央和一二九师“精兵简政”的指示，在1942 年、1943 年两年中，军区进行了六次精简整编。
整编后，军区司令部只保留4 个科，11 名干部。军区政治部平时只由刘志坚主任带一名秘书负责政治部全面工作。军区直属队总共只有161 人。地方机关也进行了精简，有的县政府只留县长、秘书2 个人，县委也只有3 个人。
部队还减发口粮，严格限定吃饭人数，停发菜金、办公费和各种杂支费，节衣缩食，和群众共渡难关。
在精兵简政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分区主要领导参加地委常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县、区委书记兼县、区游击队政委、指导员。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和各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各级党委由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组成。主力军必须接受所在地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
许多地区变成游击区或敌占区后，群众抗日情绪受挫。敌人气焰十分嚣张，敌特汉奸异常活跃。为打击敌特的猖撅活动，保护群众利益，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开展敌占区工作，贯彻“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军区和区党委经过周密调查和准备，挑选一些熟悉敌占区情况并与当地人民有密切联系的干部，组织起20 多支精干的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秘密进入敌占区，访问当地士绅名流和有影响的人物，宣传我党和抗日政府的政策，开展社会统一战线工作。对少数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汉奸、敌特严惩不贷，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杀一儆百，显示我们的威力，为受害的群众撑腰出气。
我们还把部分部队化整为零，组成了许多分散小部队，由得力干部率领，分散到各县开展游击战。小部队和武工队相结合，深入“格子网”，开展敌占区、接敌区工作，将敌占区变为游击区，将游击区变成游击根据地，创造小块根据地，扩大回旋余地。
我们还吸取了冀中开展地道战的经验，将用于坚壁、藏身的地洞，逐步发展成能藏能打的地道。有些村里的地道户户相通，有的村与村之间也挖通了。冀南区开展地道斗争比较好的，是靠近冀中的第五军分区。
冀南地区还创造了一种“改造村形”的办法和敌人斗争，并将“改造村形”和开展地道斗争结合起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所谓“改造村形”，就是把一个村子内的几个方向的街道口或胡同口堵起来，只留一条出入口，并将村内一些院落贯通，在适当地方构筑隐蔽的射击孔。这样，一个村子就变成了一座地上“堡垒”。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我们抗日军民利用房上的天桥、暗堡，村头、街中的挡墙以及村内、村外的地道打击敌人，坚持和发展冀南的游击战争。
刘邓首长看到我们冀南太艰苦了，牺牲的干部太多了，为了保存干部，来电报征求我们的意见，把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搬到平汉铁路以西办公。这是刘邓从战略上考虑的。我们几个领导开会讨论是搬还是不搬。师首长这样关心冀南，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讨论结果，都表示不能搬到路西去，留在原地咬紧牙关坚持斗争。群众对我们很熟悉，如果我们走了，对干部和群众的情绪有影响。只要我们留在冀南，不讲话也没有关系，在群众中走几趟，老百姓看到我们，同群众见一面，就是对群众的鼓舞，就有一种政治工作的作用，就能坚定大家的信心。老百姓看到我们的马，就知道这是某某的马，就知道陈再道、宋任穷和其他领导人还在这里。
我们在群众中深深扎下了根，现在和我们刚到冀南时相比，大不一样。那时，冀南的老百姓还不了解我们。到了老百姓家里。大姑娘们都藏着不敢见面，躲着我们。经过一段群众工作，对我们了解了，就开始露面了。以后时间长了，彼此就更了解了，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同老头几、老太太、姑娘、媳妇，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好房子腾出来给我们住，而他们全家宁可挤在一起。那时的军民关系真是水乳交融。如果我们离开些日子的话，回来一进门，老百姓见了就说：“啊，又回来了。”他们好像是盼了很久似的，非常高兴地出来迎接我们。这虽然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却包含着对子弟兵的深情厚意。这是经过多少工作之后，军民凝成的感情得到的一句话。我们进了院子，原来住哪间房子，还住那间房子，真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我们讨论的结果报告师部后，刘邓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们领导机关没往路西搬，和广大军民一起，不管多苦、多难，一直在冀南坚持斗争。后来，中央考虑到冀南的回旋余地大小了，把冀鲁豫的三分区所辖之堂邑、冠县、濮县、清平、朝城、临清六县划归冀南，改成冀南第七军分区，赵健民任司令员，肖永智任政委兼地委书记（肖永智牺牲后由许梦侠接任），专员周持衡。我们跨卫河地区，活动余地就大了。实在困难时，可以跳过卫河休息一下。
为了减轻发生严重灾荒的冀南人民的负担，1943 年将骑兵团、七七一团、十团、二十团和二十一团等主力团，先后调出冀南。为了保存干部，抽出一批干部上太行、上延安。陈再道、刘志坚、范朝利、钟汉华等同志去了延安。徐深吉调太行后也去了延安。后来他们都作为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王宏坤同志也到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还有一大批冀南的党政军干部到偏城参加整风抢救运动，称后梯队。在抢救运动中，出现了“左”的做法，伤害了不少同志。
在冀南留下少数干部就地坚持，称“咬牙干部”。冀南地区留下王任重、朱光、王蕴瑞和我，机关和直属队的人数很少了，不足二百人，区党委、行署以及军区的后勤机关都转入了地下。那时我身兼四职。困难时期我们都穿便衣。发现敌情就分成两股，王蕴瑞指挥一坨，我指挥一坨。到一个地方，干部、战士都睡在一个房子里，不管是官、是兵，还是炊事员，都打地铺。
狗叫，容易暴露目标。为了保密，我们开展了打狗运动。那时保密工作非常好，一股住村东头，一股住村西头，谁也不知道谁。天亮后，一见面原来都住在一个村子里。
为了渡过难关，我们不但帮助群众搞生产自救，我们自己也组织生产自救。我和任重、蕴瑞、朱光同志，在邱（县）北就拉犁种过地。那时没有牲口，只好组织人拉犁。即使有了牲口也不行，没有粮食喂，人还没有吃的，哪里还有牲口吃的。我们四人加上警卫员八个人拉一张犁，每天种3 亩地。开始的时候，还觉得轻松，有说有笑，还有唱的，感到干这样活儿很新鲜。可是，过个把钟头，情形就不同了，说笑之声听不到了，唱的就更没有了，谁都累得不想说话了。等到天快黑了要收工的时候，人简直一步也走不动了。有时警卫员和我开玩笑说：“政委，你把绳子拉弯了。”
那时搞生产，干部参加劳动，不是一天，一个礼拜，走一走形式，而是一干就半个月或者更长些。其它什么工作不做，有仗打仗，没仗就同老百姓一起种地，自己也生产一点。军队里面不论是司令员，还是政委，地方上不论专员，还是县长，个个都脚踏实地地干，不打一点折扣。
抗战期间，在冀南最困难时期，我们就是这样咬紧牙关，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扫荡”，战胜了天灾，渡过了灾荒，赢得了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