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化无疑更先进，但政治上统一的希望却在胡人主导的北朝（上）

导读：经过严冬迎接阳春，北朝政治、经济、社会、军事一系列改造，均已在辛勤灌溉回复传统中国文化的旧干枝开出了新花朵。与南朝相对照，进步与保守，新锐与腐化，北方优势愈到后来愈明显。待隋朝最后接收北朝政权，由北方统一南方的伟大历史时刻终于到临。一个充满了新生机与新希望，具有质实刚健气象的新汉族，与中国随大分裂结束而以最绚烂中国文化负盛名，如日正当中的世界性汉族大帝国唐朝，相继而兴。

西晋末年以来的近三百年长时段里，中国陷入了大混乱与大分裂的泥淖。继承西晋的东晋及相承接的宋齐梁陈南朝政权在法统上更代表中国，其文化也较之五胡主导的北方胡—汉联合政权更加繁荣，但为何率先动乱且长期混乱与分裂的北方反而统一了中国全域呢？

追根溯源，四至六世纪中国混乱与分裂的严重病状，非为突发而系二世纪后半已渐渐形成的宿疾复发。换言之，前期症状先已延续一个多世纪，治疗未复原时再度加剧，而出现如四世纪后的状况。这个时期，已是中国统合国力或中国文化整体从基盘上的斫伤与破坏。所以，复原也不可能仅恃政治、军事单方面环节力量，而仍待浑厚的中国文化经济磬石恢复奠基后重建，这是基本理解之一。

基本理解之二，对于历史的、传统的中国文化，分裂期间南方事实上已是变型。南方继承汉朝儒家思想自二世纪末以来急速衰微的趋向，而发达为以所谓南朝文化或六朝文化代表的实质，乃是消极、浮夸，以及暮气。相对方面，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命脉与再建设正统的责任，倒反须由混乱与分裂的北方负起。

《王猛扪虱谈天下》图，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王猛拒绝东晋桓温而选择辅佐前秦苻坚

早期较汉族全然不同文化类型的原游牧民族诸种族，从接受汉化到担当回复儒家指导力重任，对南方恰成对比，也与混合汉—胡血统的新汉族育成过程相配当，而呈现为历史发展的一体两面。中国再统一，主线于是铸定须在北方。

基本理解之三，历史界一般都以五胡乱华解释为只有破坏而少建设的混乱期高潮，这一结论多少有修正的必要。五胡“乱华”非与进入汉族环境同一行为，反而是定居汉族环境与汉化到达相当程度时的后果。“乱华”时的五胡，因此已不再是野蛮人，乱华也不能全被视为野蛮行为或全系破坏，此于汉族中国的官方史书《晋书》中，亦未抹杀事实。

五胡十六国大场面展开，登场的各个建国人物与其后裔，史料所显示其中甚多深通汉族文学，与汉族知识分子同样身受高级教育而呈现优秀文化人姿态，对于近三个世纪的历史演进，中国再统一与其时代转换的连结性，也存在密接关系。

刘渊等原受晋王朝册封的五胡部落首领趁乱发难

《晋书》对率先在黄河流域独立的原匈奴族汉国三代五人统治者，曾分别有以下的教养说明：建国者刘渊，字元海，“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

然而，读书接受教育的文化人，汉人中已有贪婪、骄纵、淫恶之徒，抑或野蛮的刽子手与暴徒，转换气质时的原游牧民族领袖并无不同。又不幸，五胡诸国往往第二代便出现了暴发户性格。即使以残暴形象示人的后赵第三位皇帝石虎，《晋书》仍有“季龙虽昏虐无道，而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等善良面记述。

只因他们学习汉式政治经验尚未成熟，所以希望升起又毁灭，毁灭又升起。他们不断浮动的历史，显得所呈现都是建设与破坏，文明与野蛮性格的一幕幕交替，所建立的各个国家寿命又都非常短促。以致延迟中国统一的时间，须待北朝安定势力稳固之后。

统一北方并开始经营西域的前秦

五胡十六国后期，随前秦的短暂统一与再分裂展开，政治上矛盾循前期同一轨迹而愈深刻，分裂又再分裂，所出现国家多数呈现虚脱无力化。这个阶段，北方比较稳固的统一可能性，反而因诸“国家”力量的拉平与彼此疲乏不堪而渐渐成熟。但统一力量已非出自其中的任何一国，而系虽在五胡潮流中成长，却非“十六国”之一，长期立于北方中国最北方与混乱中人力、物力损耗最少的北魏。

南朝以文运昌隆著名于历史，而政治与被汉族文化同化的五胡君主所领导期间，并无区别。关于这一层，如果不能摒弃汉族中心主义与汉族自大心理，而公正、客观予以承认，则于中国历史将不可能正确理解。最低限度，对于为何未来统一中国的，乃是继承五胡局面的北朝而非南朝，解说上将形成虚脱、牵强，而且矛盾。

南朝齐的接续朝代梁，五十五年享国年代中，四十七年均建国第一代武帝治世。梁武帝三十九岁登位，八十六岁死，系南朝在位最久与最长寿的皇帝，治世真正发展为南朝或连同东晋在内，三百年江南政权最安定繁荣的经济、文化黄金时代:

开明的和平主义，大力提倡文治，奖励学术与艺术，政治上结集有能力、有教养的人才参加新政府，努力于法制的整备；经济上保护农事，减免租税，安置流亡农民，整理币制、发行新的强力良质法定货币；教育上开放五馆学校，国家给以学生公费，通过国家考试而任用为官员的制度尤须重视。此一考试—任用相连结的梁武帝创举，堪重视以后到隋唐，便被确定为人才识拔垂久法则的科举制度。

菩萨皇帝梁武帝与达摩祖师

梁武帝无愧一代贤君。可惜，南北对立形势中，南朝发达的时间已嫌太迟，万难赶过百年前便立国，百年间国运又早已蒸蒸日上的优势北朝。

北魏拓跋部国家的最初成立，原系五胡一环节，以及“乱华”潮流的延长。开国期间连续三代雄才大略君主在位，以及其后嗣位皇帝都能兢兢业业，终于超脱五胡式国家原型，统一北方成功，而昂然登入堂堂大国范畴，终因此于南朝宋、齐治—乱起伏期，建立了南北对抗的绝对优势。鲜卑人领导阶层与汉人携手下独特具备的强劲战斗力、团结力，以及组织力，都是优势的条件。

而基本上，又是北方中国支离破碎经过一百年，单一汉式人文环境的矛盾随时间而从递减到消失。拓跋部于混乱接近尾声时期最后介入，顺理成章接过了最后一棒，此其一。

其二，关系到拓跋部鲜卑人惊人的汉族文化吸收力与速率。北魏国家依循五胡十六国胡—汉联合政权公式出现于历史，清河名族崔宏、崔浩父子以儒学门第历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代备受尊敬，担当政治、军事的指导者与顾问，以及天子教养师长，最为有力人物。

崔浩受“国史之狱”牵连被杀害

北魏国家统治组织的成立，制定律令，努力于产业开发与生产力复原，北方中国统一大事业的规划，便都以崔氏家族为中心。崔氏结局，固以权势太过庞大犯忌，连同亲族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五族并行诛灭。却立即有渤海高允（390—487年）以五十年间历任五帝重臣的姿态，继承为汉人集团中心人物，汉人势力非只未受挫折，反而愈益茁壮。

汉人愿意与胡人合作，追求崇高政治理想与现实的期望保持既得利益两项目的，可能兼具。取得统治权的胡人方面，尽管早都已在汉族环境中接受汉式文明与汉化，统治包含了先进汉人在内的行政经验究嫌不够，而统治的行为本体，又是高度技术与艺术。所以胡人支配，定必出诸胡—汉联合政体形态。尤其关于郡国，与土生土长的豪族力量不可切离，五胡时代已必须通过豪族而支配，后赵石勒便是最擅长运用这层关系的胡人君主，北魏时代仍然相同。

便是说，胡—汉联合政权形态的地方政治，主体尤其全系汉人，与汉人政权时代并无变化。变化所及的胡籍领袖所构筑上层统治网，却同样不能脱离汉人协力。政治上如此比重的北魏汉人豪族，一方面对已经汉化了的鲜卑人担当再汉化、再教育指导人，另一方面，堪注意自身又追随南方，以社会地位、经济潜力与政治牢固结合，而铸定了世族形态。换言之，世族此一特定阶层，南北朝时代已共通存在于中国南北方。

北魏建国，南北朝对立形势铸定，一项颇有趣味的文字官司兴起。南朝依鲜卑部族旧有习俗用索辫发，称呼北魏为“索虏”，相对方面，北魏依长江大水，谓南朝为“岛夷”，如《宋书》《魏书》传记体例所显示。

“虏”的解释仅止于强盗或俘虏，“夷”“狄”却都是汉族本位思想下，蔑视非汉族为野蛮人所给予的名词，此一惟汉族使用始谓恰切的“夷”字，反而被北魏用以指南朝，正说明参与汉族社会与蒙受教导力量寄托者北方世族巨大影响的北魏鲜卑人，已如何从思想上以及实质上转变自身为汉族。五世纪北魏鲜卑人仅能保留象征性固有民族称谓，而生活、文化已与汉人无所区别的实质。（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