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祖国捐了1136亿,死后获国葬待遇,如今儿子开出租谋生

2021年07月27日19:00:03 历史 1479

他出生豪门,家财万贯、身世显赫,是个典型的富二代、官二代。他一生致力于文物收藏,为此家财散尽,被称作“民国第一败家子”。

他所捐赠的藏品号称一人能抵半个故宫,据统计总共价值1136亿。但他的晚年却过得相当清贫,曾经因为感冒住院,却被告知级别不够住不了单间。他就是张伯驹先生。张伯驹究竟有怎样的人生履历?他的晚景又何至于如此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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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请点个关注,听我细细道来。

1898年,张伯驹出生在一个官僚世家。父亲张镇芳是清朝最后一任直隶总督,是相当于河北军区司令的大官,清朝被推翻后地位依旧,出任北洋重臣,后任天津盐运银行的行长。袁世凯是张伯驹的表叔,张家的权势极大。


张伯驹生性聪明,大七岁入私塾,九岁便能写诗,被称为“神童”。他是张镇芳从弟弟张锦芳那过继来的独子,因此张镇芳对他极为疼爱,希望他能光耀门楣、建立一番功业,对他的培养也特别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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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的时候,张伯驹和袁世凯的几个儿子一起进入天津新书学院读书,之后又转入陆军小学读书,成年后考入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毕业后进入军界,先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麾下挂职。


但张伯驹目睹当时官场腐败,时局混乱,心性高洁的张伯驹不想在一滩淤泥里了却此生,便决心辞去一切差事。他无心政治,喜好诗书乐曲,不顾父母反对辞职回家,专注于写诗画画、听戏唱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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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为此没少埋怨他:“家里的生意你不管,让你做官你又不肯,一天到晚写写画画,能弄出个什么名堂?”以张伯驹的背景和才华,无论从政从商,都能有所建树,但他志不在此,父母也没有办法。


但好在家产雄厚,父母对张伯驹的不务正业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直到父亲张镇芳去世,应父亲的遗愿,张伯驹才到银行就任执行董事兼管理稽核,撑起偌大的一个家,这也为他张伯驹痴迷收藏埋下了伏笔。


当时的银行除了承接金融业务,还兼有财产抵押的当铺之用,由于时代动乱,大量的艺术品被人抵押到银行,使张伯驹得以接触到许多珍品。张伯驹本来就对这方面兴趣颇浓,接触得多了也练就了不俗的鉴赏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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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是张伯驹人生转折的一年。他刚进入银行工作不久,偶然间从琉璃厂淘得康熙御笔“丛碧山房”匾额一块,并把自己的宅院更名为丛碧山房。此后他便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嗜书画为癖,时常在明亮的窗台前,摆上一张干净的茶几,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幅书画,慢慢欣赏。


只有在看着这些书画的时候,他才觉得内心澄澈,怡然自得。他在数十年间共收藏书画一百一十七件,其中宋元及之前的藏品共三十件,占他所有藏品的约四分之一。那些书画往往年代久远,不是经多见广不易鉴别,可以见得张伯驹的眼光确实毒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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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非常,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但对看中的文物字画,张伯驹却舍得一掷千金。


1936年,张伯驹听说前清恭亲王的孙子溥儒手上有不少字画,其中有一幅唐代画家韩干所绘的《照夜白图》,被上海商人叶书重买走。张伯驹深知这幅画的价值,怕这幅画被转手出境,急忙电函当时主政北京的宋哲元,但可惜为时已晚,这幅画已经被叶书重转售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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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得知以后痛心不已,但他知道溥儒手中还有一幅西晋文人陆机的手书真迹《平复帖》。《平复帖》距今1700多年,是中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法书真迹,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宝,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有“法帖之祖”、“中华第一帖”的美誉,被评为九大“镇国之宝”当中的书法作品代表。


张伯驹害怕这幅作品也被卖到国外,于是立刻托人找到溥儒,希望不要重蹈覆辙,并请溥儒转让。但溥儒当时要价二十万大洋,张伯驹并未谈成。1937年,得知溥儒正在筹款给母亲治丧,张伯驹便抓住机会,以四万元购得此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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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秋天,因为日寇侵华战乱,张伯驹全家去陕西避难。途中,他将《平复帖》装在一个锦袋里,缝入一床棉被中藏起来,放在行李的最底层。虽然举家跋涉四海离乱,始终不曾离身,这才保住了这幅重要的书法作品。


1946年,抗战胜利后,许多清宫中失散东北的旧藏书画陆续出现在市场上,其中以隋代大画家,号称“唐画之祖”展子虔的《游春图》最为珍贵,被文物商人马霁川以低价买入。此画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是展子虔唯一的传世之作,历代书画界都将其奉为极品中的极品,被称为“国宝中的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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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担心国宝被售出国外,立即找到马霁川问价,马霁川狮子大开口要价八百两黄金,没能成交。后来张伯驹听说马霁川要以两万多美元的低价将画卖到海外,情急之下,张伯驹卖掉了自家的房产。所售的这处房产,是他长期居住的地方,占地十五亩,原本是慈禧赏给大太监李莲英的宅子。这么大一间四合院,在如今的北京,光是拆迁费


张伯驹靠变卖房产得了二百二十两黄金,马霁川答应交易。结果马霁川出尔反尔节外生枝,借口金子成色不够,要再追加二十两。万般无奈之下,张伯驹求请夫人潘素把珠宝首饰卖了,凑足了二百四十两黄金才保住这件国宝。收得这幅画后,他高兴地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游春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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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大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的《道服赞》,也是范仲淹唯一的传世书法作品。张伯驹在琉璃厂的古玩市场上看到这幅作品,也是当即卖了一堆祖产,凑了一百一十两黄金才买下来。


张伯驹喜欢收藏字画声名在外,他不仅舍得花钱,更是连命都可以不要。1941年,张伯驹到上海分行开会,结果竟被汪精卫伪政府的特务给绑架了。绑匪就是冲着张伯驹家大业大才来的,他们向张伯驹的夫人潘素要价三百万,并以“撕票”相威胁。张伯驹赶忙托人叮嘱夫人,宁死也不准夫人变卖所藏:“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尤其是那幅《平复帖》!不要以为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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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僵持了八个月,绑匪见敲诈无望,才将身价降到四十万。家人多方奔波借贷后,才把张伯驹从匪窟里赎了回来。


1951年,张伯驹入手了唐代大诗人杜牧的书法作品《张好好诗》,张好好是唐朝一位才貌双绝的歌姬,杜牧为她作的这首五言长诗,也成为杜牧唯一的传世书法作品。张伯驹高兴得为之狂喜,每天晚上睡觉都把字画放在枕头旁边才能睡着,这样过了好几天,他的心情平复了才把《张好好诗》收起来好好保存。他对书画的喜爱,早已成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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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的收藏有多丰厚?宋四家之一蔡襄的《自书诗册》、宋四家之一黄庭坚的《诸上座帖》、元朝书法家赵孟頫的《行书千字文》、明代画家唐伯虎创作的《王蜀宫妓图》等等,放到今天无不是价值上亿的国家重宝。经年日久之下,张伯驹的家产也被挥霍一空。


张伯驹如此痴迷收藏,究竟是为了什么?


“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他说得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些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世代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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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开明的政府,就把自己的收藏捐献出去,让更多人鉴赏到传统书画,是张伯驹的夙愿。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致信周总理:“在国民党时期,我曾对家人潘素立有遗嘱,谓我所藏主要珍品,遇人民爱戴、执政休明之政府,应不以自私,捐归公有。”1956年,张伯驹和夫人潘素从多年蓄藏的书画中选出八件书画精品,无偿捐献给国家,后由国家文物局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张伯驹的捐献义举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国家发给张伯驹20万的奖金,被张伯驹委婉拒绝。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先生特地为他们颁发了褒奖状:“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书法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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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仙李白的《上阳台帖》,是李白所书自咏四言诗,全文25个字:“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这是李白唯一的传世书法作品。1958年张伯驹将《上阳台帖》赠给毛主席,毛主席珍爱不已,时常小心翼翼地拿出来观摩学习了一段时间。但毛主席看了没几天,就立下规矩,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收礼品一律缴公,这件《上阳台帖》当即被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后一直为其所收藏。

“我的东西都在故宫里,不用操心了。”张伯驹宽慰地说。

“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收藏家的一个共同点是,希望珍贵的文物能够“子子孙孙永宝之”,张伯驹能将这些国宝捐献出来,足见他冰清玉洁的高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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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银行实行公私合营,由于张伯驹原本持有的股票都被他换钱买了文物,所以他退出了银行岗位。之后一直致力于文物保护、诗词和戏曲研究工作。

1958年,由于年代特殊,张伯驹被打为右派分子,经过好友陈毅元帅的帮助,和妻子潘素去到吉林博物馆工作。当时吉林省的文化底子比较薄,省博物馆的藏品根本无法与国内其他重点单位相比。于是张伯驹再次慷慨解囊,无偿地捐献了几十件自己的珍贵收藏,其中包括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百花图》是现存的中国历史上最早一幅女性作家的画作,也是吉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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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十年动乱,张伯驹被批斗抄家隔离审查,一家人被送到了农村插队,当时张伯驹夫妇的年龄已经很大了,地方生产队不愿意接收他们,最后两个人只好回到北京。因为没有工作户口和存款,夫妻二人不得不靠变卖家产度日,周总理得知后聘请张伯驹为中央文史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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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只能挤在十几平米的小出租屋里艰难度日,但张伯驹乐得清贫,丝毫没有埋怨,也从未向子孙后代夸耀过自己捐献国宝的故事。1978年张伯驹得到平反,但当时他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

1982年已经84岁的张伯驹先生因为感冒住医院,多人病房较为嘈杂,没办法好好休息,妻子潘素希望能够给张伯驹安排一间单间病房,但这个请求却遭到了医院的拒绝。

医生表示张伯驹的级别不足以去住一个单人病房,对此,张伯驹毫不介意,但潘素对于张先生的身体很是担忧,最终她找请来了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的负责人,这才顺利申请下来了一间单间病房。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老先生溘然长逝,走完了他传奇壮烈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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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评价张伯驹说:“他所代表的,是中国文人的博雅通脱,更是一种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的使命感、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崇高的爱国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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