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之时,商纣王手下到底掌握了多少人马?

商纣王的家族

殷周决战,早在商纣王的预料之中。武王观兵孟津,向殷商示威之后,纣王一度准备先发制人,攻打周人。各种诡异的征兆也预示着殷商与周国之间,将爆发一场惨烈的战争。如乌龟身上长出了毛发,兔子头上长出了角,有一种被称为夷羊的怪兽在牧野现身,这些都是“兵甲将兴”的预兆。

但是,商纣王万万没料到周武王会来得这么快,而且快杀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从胶鬲口中获知周人大军杀气腾腾,直奔朝歌而来,殷商君臣惶惶然,朝歌城中处处弥漫着恐慌的氛围。因为商军主力都派驻在外,朝歌和安阳“大邑商”已经没有几个士卒了。

武王伐纣之时,商纣王手下到底掌握了多少人马?先来看看殷商军队的编制和来源。

殷商军队按兵种可分为步卒、弓箭手、车兵和骑兵。步卒数量庞大,弓箭手也不少,卜辞中有“百射”“三百射”的记录,说明一支弓箭部队的最高人数可达三百人。车兵虽然存在,但是装备落后,殷商晚期的战车基本上就是商王日常出行、狩猎时乘坐的马车,没有打造专业的军用战车。战车制造技术还停留在六百年前的成汤时代,而且从出土的战车情况来看,稳定性和灵活性均不如周人。车战武器更是缺乏,只有三分之一的战车配备弓箭。骑兵数量少得可怜,与车兵一样,在交战中都无法对周人形成威胁。

殷商军队按驻地和职能,可分为禁军、戍卫军、族军和地方军。

禁军包括京畿、王宫卫队,以及商王侍卫军。侍卫军在卜辞中称为多臣、多隶,相当于周人的虎贲、虎臣,是殷商军队中的精锐。多臣、多隶通常由非自由民、羌人组成,还有一部分贵族子弟,他们的长官称为寝,地位在亚之下。京畿、王宫卫队在卜辞中称为多马卫、多射卫、多犬卫,他们除了拱卫京畿重地,还担负起治安警察的职责。

戍卫军,是指商王派往某地执行战斗任务的部队,有些要长期戍卫边关重地,有固定的服役期。

族军,属于王室贵族的家族部队,卜辞中也叫王族、子族、多子族。

地方军,就是方国诸侯所拥有的武装部队,如纣王征夷方时,攸侯喜麾下的地方军就参与了战斗。

殷商军队的编制主要是师、旅、大行、行,通常分为左、中、右三个编队,在作战时相互配合、支持。行是最基层的战斗团队,每个团队约一百人。左行、中行、右行,组成一个约三百人的大行。左大行、中大行、右大行组成一个旅,千人为旅。三旅为一师,三千人。殷商征方国时通常出动三千人,也就是一个师。

但在武丁时期,军队编制并没有额定的人数,有时候三千人为一旅,三旅即左、中、右旅为一师,包括九千名步卒以及车兵等部队,共一万人。卜辞中记录,武丁的“巾帼英雄”妇好有一次三千登旅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商王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独掌征兵、统兵、调兵大权。征调的兵员主要来自“众”“众人”,也就是农耕劳作者。“众”属于自由民,社会地位略高于非自由民“臣”“隶”。这说明殷商实行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度,闲时务农,战时为兵。商王征调兵员时,称“共人”或“登人”。

在殷商王朝的最后时刻,商军分散各地。《帝王世纪》中记载:“武王乃率诸侯来伐纣,纣有亿兆夷人,起师自容闾至浦水,与同恶诸侯五十国,凡七十万人,距(拒)周于商郊之牧野。”容闾,是指江淮地区。浦水,在今山西境内。另外沭河以东,今山东莒县附近的上虞,驻扎一支重兵,用以镇压东夷族的反抗。在最后的关头,纣王的“铁杆粉丝”有五十个方国诸侯,他们接到纣王的“勤王诏令”,也会派兵驰援朝歌。

在大决战之前,纣王拥有的兵力即使没有七十万那么多,至少也有一二十万。但是太过于分散,武王已经兵临朝歌近郊,火烧纣王眉睫,商军主力却还驻在千里之外的容闾、浦水、上虞,远水解不了近渴。朝歌和安阳“大邑商”危若累卵,殷商王朝命悬一线。纣王只好下达紧急“登人”的命令,从自由民甚至奴隶中强行征兵。

可是纣王能征到多少兵呢?这取决于安阳殷都的居民总数。根据考古研究成果,盘庚初迁殷都时人口有万余,武丁前后人口暴增,有七万至十万人。文丁时期增至十四万人,到了帝乙、帝辛之际,大概在二十三万人上下。

殷商时兵源主要是自由民,纣王时期安阳殷都的二十三万居民中,王室贵族及中小贵族约占人口总数的7%~10%,自由民约占82%~87%,非自由民包括奴隶和羌人约占3%。安阳殷都居民性别比严重失衡,男女比例为2∶1,男性居民超过十五万人。社会人口自然构成以男性中青壮年和青年女性为主。以此估算,纣王强行征募的士卒在十万左右,加上王宫卫队、纣王的侍卫军、隶属于贵族的族军以及最后驰援抵达的地方部队,总数十二三万,是伐商联军的三倍多。而十二三万这个数字,也远远低于史书中记载的七十万,或者后人臆测的十七万。

陈兵牧野

当周武王夜宿于百泉之时,商纣王的抵抗力量已经在牧野集结完毕。牧野,就是朝歌南郊的总称。古称国都之外为郊,郊之外为牧,牧之外为野。朝歌以南的数十里区域内,土地平坦,水草丰美,牛羊成群,所以也可称为牧畜之野。

商纣王选择牧野为战场,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朝歌缺乏坚固的城防体系,安阳殷都也没有城垣,小屯殷墟宫殿区周围只有一条武丁时期开挖的人工壕沟,东西约650米,南北1100米,深5米,宽10~20米之间。武丁之后,由于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王宫、京畿守卫制度,因而忽视了城垣的建筑。所以城市防御战一旦打起来,就是惨烈的巷战或者王宫保卫战。

假如商纣王能够设法与武王周旋到底,化空间为时间,等待各路援兵来临,胜负犹未可知。但是商纣王太自负了,他对战胜周武王信心十足,认为自己拥有三大优势:(一)兵力占优势;(二)周人远来疲惫,商军以逸待劳;(三)纣王多次远征夷方,野战经验丰富。

所以纣王毫不犹豫地在开阔平坦的牧野上,摆开阵势,布好战线,准备与周武王一决生死。《尚书·武成》中说:“甲子昧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商军成梯次排列,第一梯队是强行征召而来的自由民,第二梯队是王室子弟、恶来和费仲等大小贵族的族军,第三梯队是王宫卫队和纣王的侍卫军。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周武王来战!

二月二十一日癸亥清晨,伐商大军自百泉朝着东北继续开拔,行走了一天,一二十千米,在夜晚抵达牧野。周武王下令停止前进,摆开队形,就地过夜休息,以消除一天劳顿的疲倦,养精蓄锐,迎接明早的恶战。

伐商大军队形还没有拉开,突然间又下起暴雨来。雷电轰鸣,天空晦暗,牧野上漆黑一片。大军统帅吕尚激动地大叫起来:“太好了!雷电,是天帝在响应我军的脉动!”

初春寒风料峭,然而伐商大军必胜的信念,让他们炽热的激情如同愈燃愈旺的烈火。在暴雨之中,士兵们齐声高唱,伴随着有节奏的战鼓声,欢快地舞蹈起来,丝毫不见疲倦之色。

暴雨下了一整夜,翌日凌晨时分终于渐渐停息了。

这一天是周武王十一年(帝辛三十祀)二月二十二日甲子,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尚书·牧誓》说:“时甲子昧爽。”昧就是平旦、寅时,凌晨三时许。暴雨过后的牧野上,到处弥漫着清新的气味。这种清新之感,令所有的人都终生难忘。他们用一个“爽”字来形容。爽,就是精神上轻松,身体上愉快。这就是牧野大战前周人对生死的一种切身体验。

战争,有生还,也有死亡。周武王的伐商大军都称得上是无畏的勇士,他们将成为最伟大的胜利者,留名于青史。

被暴雨洗涤过的夜空异常明澈。这时候人们抬起头,发现了夜空中奇异的天象——木星正当中天,尤其显眼。七天之后,武王身边的史官——右史利,将当时亲眼所见的天象铭刻在一尊青铜器上。这就是利簋铭文中的“岁鼎”二字。

除了木星现于中天,在牧野之战前后的真实天象还有月亮落在房宿,太阳在箕、尾二宿之间,日月会合于斗宿,火星在女、虚、危三个星宿之间,太阳与水星同时落在北方七宿,也被史官忠实地记录下来。至于东汉桓谭《新论》称,“甲子,日月如连璧,五星若连珠”,是后人不实的附会。

在那个深信天命和鬼神的遥远年代,这些天象被周人视为上天的启示,成为证明“武王革命”合法性最有力的证据,让神圣的“天命”概念,能够在笔端下描绘出来,真真切切地展现于世人面前,不再那么虚无缥缈。

战争中士兵的情绪和心理,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周人从天象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看到了未来。这促使他们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依然面不改色、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地杀敌。

时值夜将明而未明,商军严阵以待,飘扬的旌旗在朦胧夜色中依稀可见。周武王下令点燃油脂火把,火光照亮脚下的道路。

东汉的学者王充说,周人点燃火把,是“权掩不备”。凌晨时分,纣王大军有的还在帐篷里睡大觉,有的已经被雨水浸泡了一个晚上,军心涣散,阵脚不稳,周人趁势发起猛烈的攻势。这是周武王为灭纣搞的两个阴谋诡计之一。另一个诡计是吕尚“奸谋惑民”,也就是喂朱砂给小孩子吃,让小孩子浑身赤红,待小孩子长大后,教他说:“殷商要灭亡了。”殷商民众看到小孩子全身上下红彤彤的,以为他是天神,倍加膜拜。所以听到“天神”说殷商要亡国了,就真的认定纣王快完蛋了。

王充治学态度严谨求实,吕尚喂小孩丹砂的事看似荒唐,也并非空穴来风。但周人擅长运用心理战术,来瓦解敌国的民心与士气,却是不争的事实。周人也善于鼓动民心,激励士气。上万个油脂火把映红了牧野的夜空,周武王身披轻甲,左手拿着黄金斧钺,右手举着白旄旌旗,面对满怀期待的数万将士,发表慷慨激昂的阵前演说,这就是著名的《牧誓》。

改变华夏文明的关键一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摘自:《殷商六百年:殷周革命与青铜王朝的兴衰》 柯胜雨/著 天喜文化·天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