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鼎臣（1901—1995），广东海丰人。曾任致公党中央主席、名誉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黄鼎臣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不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堪称致力为公之楷模。
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
1912年，黄鼎臣考入海丰县高等小学，与彭湃成为同学、好友。1918年，黄鼎臣考上海丰中学，和同时代的热血青年一样，他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异常关心。1919年5月，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海丰，这个偏远的县城也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适逢留学日本的彭湃放假回家，他指导了海丰的革命运动，黄鼎臣积极参加。
1921年底，黄鼎臣东渡日本留学，于1923年考取日本医科专门学校（后改为日本医科大学），1928年1月顺利毕业，后又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继续进修。在日本学医的同时，黄鼎臣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并订阅《无产者》等刊物，同时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此时，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内部斗争激烈，留日学生中的国民党员也分为两派，反对国共合作的隶属于西山会议派；主张国共合作的被称为青年会派。当时的中共党员都参加了国民党，并以国民党名义进行公开活动，所以他们都是青年会派，同时又由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中共东京特别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东京建立的秘密组织，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积极发动、有力团结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黄鼎臣是青年会派的积极支持者。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日本留学生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退出青年会派。他们在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于八九月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社，吸收和团结广大留日学生，继续同国民党右派和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斗争。社会科学研究社的任务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开展革命活动，该社是半公开的学术团体，同时又是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从成立时起，黄鼎臣就是该社成员。
黄鼎臣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1927年12月，黄鼎臣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负责中共中央与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联系工作，其住处就是秘密联络地点之一。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立即组织中国留学生召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大会，同时决定成立反日大同盟，黄鼎臣被推选为组织委员会主任。由于多次开展反日活动被日本军警侦知，黄鼎臣被遣送回国。1928年夏，他回国后立即参加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的工作，担任主任一职。当时，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接受中共江苏省委秘密领导。在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
1928年8月初，按照中共江苏省委指示，黄鼎臣在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的基础上，联合上海的艺术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思想社、新滇社等6个单位，成立反帝大同盟，下设总务、组织和宣传3个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由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负责，黄鼎臣为主任。9月2日，反帝大同盟组织成员到南京路散发传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也开展活动，在法租界许多马路上用粉笔书写标语。9月3日，国民党当局勾结法租界巡捕，搜查反帝大同盟办公室，逮捕了黄鼎臣。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黄鼎臣只字不提组织和其他成员情况，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黄鼎臣被捕后，中共党组织积极组织营救，但未获成功，黄鼎臣被判入狱。在狱中，他很快与狱中的秘密中共党支部取得联系并同敌人进行巧妙斗争。1932年底，黄鼎臣结束了4年之久的铁窗生活。临出狱时，秘密中共党支部给他作了“艰苦斗争，表现很好”的评价。黄鼎臣获释后，带着秘密中共党支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按照指定的联络地点，到上海与中共党组织接上关系。但1933年5月后，由于中共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黄鼎臣从此失去与中共党组织联系，直到1956年，他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黄鼎臣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后非常痛苦，但仍然严格按照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自觉开展工作。1933年10月，他到澳门挂牌行医。当时致公党的总部设在香港，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等以同乡之谊给予他多方面支持，帮助他建立与社会各界的联系。黄鼎臣一面行医，一面向所接触的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路线和方针，宣传工农红军在各革命根据地英勇斗争的业绩。他来往于港、澳之间，帮助进步人士办学校、授课并兼作校医。黄鼎臣与当时在澳门的叶挺，在香港的蔡廷锴、梅龚彬以及何思敬，都有频繁的交往。黄鼎臣帮助他们建立反蒋组织，印刷反蒋刊物。这一时期，黄鼎臣看到致公党在海外的影响很深、力量很大，而蒋介石又希图拉拢致公党为他所用。因此，黄鼎臣就开始注意多为中国共产党做一些在致公党方面的工作。
1940年底，黄鼎臣到达重庆挂牌开诊所。一天，他偶然遇见难友徐迈进，徐迈进曾是狱中秘密中共党支部书记，此时任新华日报社秘书长。黄鼎臣向徐迈进倾诉了8年间颠沛流离和失去组织关系的苦闷心情，并提出继续为中共工作和恢复党籍的要求，徐迈进答应一定将他的情况转告中共党组织。十多天后，徐迈进和新华日报社总经理熊瑾玎一起找到黄鼎臣，告诉他说，中共党组织已决定任命他为新华日报社的医药卫生顾问。此后，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人员经常出入黄鼎臣的小诊所；他也经常去化龙桥的红岩村、曾家岩的周公馆和七星岗的新华日报社出诊看病。
在重庆，黄鼎臣在周恩来的领导和许涤新的具体指导下，为中国共产党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许多工作。他利用医生身份和诊所的便利条件，与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谭平山、陈铭枢、王昆仑、朱蕴山、柳亚子等都经常到他的诊所看病和聊天。可以说，这一时期，黄鼎臣为中共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由于黄鼎臣和爱国民主人士关系密切，1945年11月，他由柳亚子介绍，参加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2月，他又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并被推选为重庆分会常务理事。民建总部迁到上海后，黄鼎臣继续在重庆工作。在重庆期间，黄鼎臣的最大贡献是利用自己与陈其尤的同乡关系，在给中共和致公党之间牵线搭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陈其尤是广东海丰人，1931年，在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干事会负责人之一。1933年至1936年，黄鼎臣在澳门、香港行医时，与陈其尤交往甚密。1938年，陈其尤因向蒋介石揭发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香港垄断军火生意而获罪，被囚于贵州息烽监狱，于1941年被转到重庆软禁。陈其尤整日无事可做，有一天上街时，看到黄鼎臣诊所的牌子，又惊又喜，走进诊所见到了黄鼎臣。劫后重逢，两人都很高兴。此后，陈其尤每周至少两次到黄鼎臣家谈天、吃饭，他把黄鼎臣引为知己。二人一起谈论时局时，陈其尤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深表愤慨。黄鼎臣给他讲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事迹，并介绍陈其尤阅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其间，新华日报社徐迈进等人也经常去黄鼎臣诊所做陈其尤的工作。陈其尤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渐有所认识，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
1942年3月，美洲著名爱国华侨领袖、中国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从美国历经艰险抵达重庆后，国民党竭尽全力讨好、拉拢他，中国共产党也在积极争取他。黄鼎臣向陈其尤建议，让他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名义宴请司徒美堂。陈其尤同意后，在黄鼎臣家里宴请了司徒美堂。此后，黄鼎臣、陈其尤经常去司徒美堂下榻处与他长谈。黄鼎臣做的这些工作，无疑使司徒美堂加深了对祖国情况的了解，其返回美国后，广为宣传中共坚持敌后抗日的艰苦斗争，向华侨介绍皖南事变的真相，动员、组织广大华侨以各种方式支持祖国抗战。
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党组织指示黄鼎臣加强与陈其尤在政治上的联系。因此，黄鼎臣向陈其尤建议，致公党应该利用海外关系和影响在华侨中多做些工作，以便为祖国抗战后的和平民主和建设事业发挥更大作用。因此，饱经蒋介石折磨的陈其尤，对抗战胜利后中国致公党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发展等问题，这时已有了初步设想。
促进致公党发展
1946年1月，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以及无党派人士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各种爱国民主的中间党派纷纷建立，力图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蒋介石为维护其一党专政，对各民主党派实行分化、拉拢和压制政策。为加强与致公党的团结，中共明确地决定由黄鼎臣联系致公党。
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释放了陈其尤。是年底，陈其尤回到香港，与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成员陈演生、钟沃梅、严锡煊等一起，恢复了致公党中央干事会的日常工作，同国外的致公党组织恢复了联系。这时，国民党在广东的挺进队派人到香港对陈其尤等进行拉拢，因陈其尤等未予理睬，便在《华商报》上登了一则广告，捏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致公党华南总支部，并声称该支部就在香港，企图冒名顶替以陈其尤为首的致公党中央。陈其尤等识破了国民党的阴谋诡计，向中共伸出求助之手。1946年4月下旬，陈其尤写信把上述情况详细告诉了当时在广州的黄鼎臣，并邀请黄鼎臣立即来香港。
黄鼎臣到香港后住在陈其尤家中，不久便应邀出席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会议。在会上，他详细介绍了刚结束不久的政治协商会议、国共两党的关系和战后的时局，指出致公党应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的讲话得到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成员的一致赞同。会议要求黄鼎臣帮助致公党进行改组。会后，黄鼎臣由陈其尤介绍加入致公党。
1947年5月，致公党三大在香港召开，黄鼎臣出席会议。大会一致决议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是致公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黄鼎臣为这次大会做了出色的工作，在会上当选为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组训部部长。
1948年11月，陈其尤北上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致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则由黄鼎臣负主要责任。12月下旬，黄鼎臣接到中共中央邀请他北上解放区以及要求中国致公党中央通知司徒美堂回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电报。经过准备，黄鼎臣于次年3月20日乘船北上，4月1日到达北平，立即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座谈了有关致公党的情况。9月，黄鼎臣作为致公党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周恩来担任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第三组。他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79年10月，在致公党七大上，黄鼎臣当选为致公党中央主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根据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结合致公党实际，多次强调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团结归侨、侨眷和海外人士，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实现四个现代化、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黄鼎臣非常重视并积极开展海外联谊活动。1984年和1987年，他不顾年事已高，率团应邀出访菲律宾、加拿大、美国和牙买加，访问华侨华人社团和洪门团体，宣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广泛增进了友谊。1985年中国致公党成立60周年之际，致公党中央邀请了若干国家的洪门团体参加纪念活动，为促进两岸交流“先行先试”。后来，致公党不断扩大海外联谊工作，多次邀请海外洪门团体和洪门人士到中国参访。在黄鼎臣的领导下，致公党大力动员归侨、侨眷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以及为引进外资、技术等的铺路搭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黄鼎臣曾担任全国政协华侨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第三届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华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组副组长、全国科普协会医药卫生宣传计划主任等职，他还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人之一，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爱国的一生。他忠诚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为我国多党合作奋斗的革命业绩和高尚品德，永勖后人。（王恩宝 白双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