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岁本是人一生当中最好的年纪之一，既洗去少年人的年轻浮躁，又没有老年人的垂垂暮气。
然而对于郑成功而言，他的一生却猝不及防地终结在了39岁，临终之前，这位百折不挠的民族英雄悲愤交加，以至抓破自己的脸面，以示自己“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其实，就在郑成功病逝的前一年，他刚刚完成了一项为后世赞颂的壮举，从荷兰侵略者的手中收复台湾，强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而对于郑成功而言，这也意味着他终于拥有一块足够稳固、足够富庶的反清根据地，不用再窘迫的固守厦门、金门等弹丸之地，为奄奄一息的明朝孤臣孽子们赢得了生存空间。
这本该是他大展宏图的开始，可巅峰之后没有迎来另一个巅峰，反而遇见低谷，噩耗一个接一个到来。
此前清廷听从郑氏降将黄梧的建议，实行“平贼五策”，在沿海地带搞坚壁清野，军事屯田，封锁郑成功经济来源，后又斩杀其父郑芝龙，挖了郑家祖坟，从经济和精神两个层面全面打击郑成功。
而后反清复明的最后一杆大旗南明永历帝也被吴三桂俘虏绞死，大明最后一位正统皇帝龙驭归天，事实上标志着大明王朝的终结，自此大明正式成为过去式。
处境艰难、壮年丧亲、理想无望，郑成功在转眼之间就从意气风发走向万念俱灰，而此时嫡长子郑经的荒唐行为又给了他最后一击，内外交困之下，郑成功不甘地撒手人寰。
那么，郑经到底做了什么才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前因后果
其实这段时间之内，郑家也不是没有好消息，郑经有了儿子郑克臧就一度让郑成功欣喜，要知道这个孩子可是长子郑经的第一个儿子，长子长孙自然金贵无比，意味着郑家后继有人，反清复明的大业后继有人。
为此，郑成功还隔着海峡赏赐了一番儿子和有功的侍妾，但随后正牌亲家唐显悦的一封信撕开了郑经的遮羞布，狠狠地给了郑成功一巴掌。原来郑经报喜时含糊其辞，只说侍妾诞子，并未说明侍妾的具体身份，郑成功当时也没在意，一个侍妾而已，他竟不知这个侍妾竟是自己第四子郑睿的乳母陈氏。
在明代，乳母属于“三父八母”之一，所谓“三父八母”指的是同居继父、不同居继父、从继母改嫁之继父这“三父”，以及嫡母、嫁母、继母、养母、出母、慈母、庶母、乳母这“八母”。
这“三父八母”都是后辈需要孝顺的长辈，君不见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仗着乳母的身份，都敢摆太后的款。陈氏虽然不是郑经的乳母，但弟弟的乳母，按辈分那也是长辈，
郑经私通陈氏，这显然不合理法。
明代，理学发达，礼教严苛，就讲究个“存天理，灭人欲”，你敢干下如此丑事，那是妥妥的没天理的丑闻，是一辈子的道德污点，更何况你还是一方势力的领袖，事实上这个污点的确影响了郑氏家族的政治生态，并延续到郑克臧这一代身上。
唐显悦身为正牌亲家，给自己女儿唐正妃出气，又出身正统士大夫，说话很不客气，本就是丑事，你不遮着掩着，大义灭亲，还要赏赐一番，就你这样的，连家都管不好，还谈什么国家大事。
这话算是戳到了郑成功的痛处，当时永历帝被俘，大明的有生力量只剩下自己，前途堪忧，自己连内宅之事都搞不定，我无能啊，再加上唐显悦身份特殊，于是郑成功炸了。
能跟郑成功结亲家，唐显悦自然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他是正统科举出身，后来跟随唐王也就是南明隆武帝，做到了兵部尚书一职，是标准的明朝遗老遗少。
而郑成功又深受隆武帝皇恩，他之所以被称为“国姓爷”，就是因为隆武帝赐他国姓“朱”，因此两人还有很深的同僚之仪。
清军欺负我们大明皇帝，自家人还如此失德，欺负大明的遗老遗少，这让明朝旧臣怎么看待我，我还怎么能够团结大明的遗老遗少共同反清复明，我在前方担心忧虑，儿子在后方自毁长城，这还得了。
于是郑成功派人拿着自己的信物，来到儿子郑经所在的厦门，要求属下将领将这个不孝子、那个侍妾、自己的长孙还有教子无方的发妻，统统就地正法。
此举可以正家风，同时也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作风正派，消除不良影响。这与明清时期达官显贵家的闺阁小姐一旦失了清白，会被家人逼令自尽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放在平时，郑成功未必会处理得如此决绝，只不过赶上了这时候，郑氏集团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必须平息物议，团结力量，共克时艰。加之郑成功又在气头上，所以才下了如此决心。
但厦门、金门的将领竟然公然抗命，拒绝处死郑经及其母董酉姑，只建议处置陈氏和郑克臧。如果说之前的事情还只是郑氏家族的道德丑闻的话，从将领抗命开始，就演变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
郑成功或许已经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控制厦门、金门的军政集团，他们或许已经围绕在长子郑经身边，形成“太子党”，郑氏集团面临分裂，而自己的权威面临挑战。
这是真正的内忧外患，可能发生的政治危机以及前途堪忧的焦虑最终压垮了郑成功。
事件背后
郑成功在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1661年才开始正式攻略台湾，在此之前，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郑氏集团的根据地都是在厦门和金门，依托这两地郑成功屡次在闽浙一带与清军周旋，并一度威胁南京，震动江南。
因此郑家在厦门、金门两地的势力最为稳固，而郑成功手下各将领的势力在这两地也是盘根错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厦门和金门才是郑氏集团的政治重心所在。
后来，郑成功征伐台湾，便令长子郑经留守厦门，堂兄郑泰留守金门，一干文臣武将以为辅佐，这在战略安排上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继承人作为“监国”留守根据地，堂兄既是监视者又是辅佐者，两者合作，可保后方万无一失。
但随着台湾的占领，情况再度发生变化，一方是驻守老根据地的宿将，而另一方则是开拓新根据地的功臣，一者围绕在继承人身边，一者跟随老主公南征北战，裂痕在不知不觉中产生。
这样的裂痕本来并不明显，毕竟郑成功占据台湾时日较短，双方也暂时没有殊死的利益斗争，然而郑成功要杀害嫡妻和长子的命令却一下子将裂痕拉大。
以洪旭、陈永华、郑泰、周全斌为代表的旧根据地派，此时围绕在郑经身边，且不说郑成功日后会不会后悔这个命令，郑经本身就是这些人今后加官进爵的指望，一旦郑经身死，自己日后真的比得上那些现在跟在郑成功身边的人吗？
加之，郑成功此时远在台湾，厦门、金门军政大权都在自家人手中，这些将领所幸联合抗命。政治重心的转移已不可避免，他们也可以去台湾，但必须保证自己在厦门、金门的势力平稳过渡，必须保证自己是风风光光的到台湾，而不是寄人篱下。
而新根据地派也未必全然无辜，从后来的事件发展来看，黄昭、萧拱宸等人在郑成功死后，以郑经丑闻为由另立郑袭为主，开启了郑氏集团的内战。
可见，黄昭等人也未尝没有在继承人问题上动手脚，以求再进一步的心思。
回过头来看，郑成功临死前下令杀妻、杀子、杀孙，的确过于酷烈。合理推测，这里面会不会有黄昭、萧拱宸等人的推波助澜呢？
结语：
一代人杰，没有死在战场上，反而被自家这点腌臜事活活气死，真是怎么想怎么憋屈，怎能不令人唏嘘感叹。而郑经做下的这荒唐事，先是在郑经时期，引发郑氏集团的内战，后来又因为身世问题，间接导致其子郑克臧身死，可见荒唐之事着实做不得啊，否则就是为未来埋下定时炸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