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当中，姬昌和纣王可谓是有深仇大恨，先是纣王听信费仲的谗言，将姬昌无辜囚禁在羑里七年，让姬昌堂堂的一个西伯侯成为阶下囚，与妻儿不能团聚。后来伯邑考又因得罪了假妲己被剁成肉酱，还被做成肉饼送给姬昌食用，姬昌没办法只能吃掉，口里还要对差官说：“钦差大人，犯臣不能躬谢天恩，敢烦大人与昌转达，昌就此谢恩便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谢恩，有人可能会说姬昌是不是真心要谢恩呢？其实从小说的笔触来看，姬昌还真的只能是谢恩，毕竟姬昌后来回到西岐还是没有因此事而怪纣王。如果用某些说书人的说法来形容，姬昌和纣王那真是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了，可是为什么姬昌对纣王还是丝毫不敢有不臣之心呢？
那么为什么说姬昌对纣王不敢有不臣之心呢？姬昌被释放回到西岐之后，姬昌的臣子散宜生、南宫适都对姬昌说要反商，特别是南宫适还直接说：“公子进贡，代父赎罪，非有逆谋，如何竟遭醢尸之惨，情法难容。故当剿无道以正天下，此亦万民之心也。”但姬昌是怎么说的呢？面对南宫适的说法，姬昌说：“卿只执一时之见，此是吾子自取其死。孤临行曾对诸子、文武有言；孤演先天数，算有七年之灾，切不可以一卒前来问安，候七年灾满，自然荣归。邑考不遵父训，自恃骄拗，执忠孝之大节，不知从权，又失打点，不知时务进退，自己德薄才庸，性情偏执，不顺天时，致遭此醢身之祸。孤今奉公守法，不妄为，不悖德，硁硁以尽臣节。任天子肆行狂悖，天下诸侯自有公论，何必二卿首为乱阶，自持强梁，先取灭亡哉。古云；‘五伦之中，惟有君亲恩最重；百行之本，当存忠孝义为先。’孤既归国，当以化行俗美为先，民丰物阜为务，则百姓自受安康，孤与卿等共享太平。耳不闻兵戈之声，眼不见征伐之事，身不受鞍马之劳，心不悬胜败之扰，但愿三军身无披甲冑之苦，民不受惊慌之灾，即此是福，即此是乐，又何必劳民伤财，糜烂其民，然后以为功哉。”
从这些话来看，姬昌对纣王是丝毫不敢起反叛之心，为什么会这样呢？侠客君觉得姬昌这种说法其实是作者的观点。那么作者在这件事情上是什么观点呢？
首先，是封建社会的纲常观。正是“君为臣纲”，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为忠。姬昌在面对朝臣提议反商时，就说：“天子乃万国之元首，纵有过，臣且不敢言，尚敢正君之过。纵有失，子亦不敢语，况敢正父之失。所以‘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为人臣子，先以忠孝为首，而敢以直忤君父哉。”这就是作者表达的封神社会十分朴素的“忠君”思想。
其次，姬昌想到的是不可起兵祸，他认为一旦起兵，就会让老百姓受苦。所以，当南宫适进谏时，姬昌提出反对观点时就说到了：“孤既归国，当以化行俗美为先，民丰物阜为务，则百姓自受安康，孤与卿等共享太平。耳不闻兵戈之声，眼不见征伐之事，身不受鞍马之劳，心不悬胜败之扰，但愿三军身无披甲冑之苦，民不受惊慌之灾，即此是福，即此是乐，又何必劳民伤财，糜烂其民，然后以为功哉。”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姬昌假仁假义，但是有一首唐诗不是写了“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所以，即使姬昌是伪君子，只要他在有生之年没做过坑害百姓的事情，他死了就盖棺定论了，谁还管他真正是个什么人呢？作为一方诸侯，他直到死都能得到治下百姓的拥护，这就很不错了，怎么就成了假仁假义了呢？如果这样就是假仁假义，那写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张养浩又是个什么人呢？是不是中国历史上那些写诗或文章抨击战争的文人都是假仁假义？此语未免太过绝对。
所以，姬昌基于以上两个理由，一直都不愿意起兵反商，而且两个理由里面，很明显第一个理由是摆在最前面的。也就是说，《封神演义》的作者是明朝人，作者还是认为君臣父子这些朴素的价值观放在圣人姬昌身上是非常恰当的。这也是为什么作者要用天命来解释周灭商这件事情，既然从封建社会君臣父子的价值观上来讲周灭商说不过去，那就只能从天命的角度来解释了。我们再来看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又有哪一朝哪一代不说自己是天命所归呢？古代的皇帝自称天子，不就正是如此。君臣那一套说辞不合用，那就用天命，顺天应民，正是名正言顺！
诸君以为何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