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君臣连同十万兵将被蒙古人逼到海上，不能靠岸，情急之下，大臣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自尽。其他的君臣和兵将纷纷投海自尽，弄得海上浮尸绵延几十里地。连同蒙古人都慨叹南宋君臣的刚烈，后代人慨叹，读书的种子绝了。后代学问的出现和南宋以前的学问似乎不是一条支脉，有些背离读书的初衷，甚至变成了被体制驯化的东西，也就失掉了读书的种子。
如果把南宋以前读书人看成是读书的种子，那么他们应该有心忧天下的情怀。他们读圣贤书，要以圣贤为榜样，学习圣贤的立德、立功、立言精神，而且要真的相信，真的去做。即便做了官以后，也会依据圣贤标准要求自己。当然，也有奸臣，只是为了卖国求荣，却并不考虑身后事。大多数官员都是要修齐治平，要为皇帝分忧，甚至为了提意见冒死进谏。在他们的意识里，读书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安邦定国，为皇帝分忧解难，为百姓谋福利。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也从来没有产生怀疑。虽然没几个人能做到如此地步，就连皇帝也不一定能做到如此地步，显得目标太过于高远，但他们深信不疑，要朝着远大的目标奋斗。如此一来，读书的种子们要依据圣贤书上的准则说话办事，尤其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国运联系起来。毕竟，圣贤书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本身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终指向是国运，而不是自己。不但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家族命运联系起来，而且要和国运联系起来。甚至有些知识分子做官之后，要把自己命运等同于国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周朝建立之后，商的遗民伯夷和叔齐不食周粟，跑到首阳山隐居，采薇来吃，直到饿死，算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国运联系在一起，没办法分开了。从屈原开始，就有了美政的理想，也有了把自身命运和国运联系起来的文学传统。楚国灭亡了，屈原忠于国家，以身殉国。为了纪念他，同时也为了纪念这种忠君爱国的思想，人们要在端午节吃粽子，本身是一种祭祀的产物，却成了怀念屈原的必备之物。
后代很多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操守，会忠君爱国，甚至在国家败亡之际以身殉国。他们从小读书受到的教育就是这种教育，虽然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说法，但他们非常执拗，早就把自身的命运和国运联系在一起。毕竟，他们读了圣贤书要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之后做官。要是考不中，可以隔三年再考。不管是考中的还是考不中的，都会读书，也都会在书中获得一些知识和文化，会让读书人的精神薪火相传，也就是让读书的种子流传下去。只是，很多读书人考中之后，迅速适应官场的规则，迅速拉帮结派，贪污受贿，沦为禄蠹，哪里还有读书人的精神和气质？
宋代重视读书人，不杀议事大臣，限制皇帝权力的同时，给议事大臣们一定的言论自由权利，同时也给读书人放宽了言论限制。虽然宋代君臣屡屡被人诟病，说他们重文轻武，经常吃败仗，但宋代的文人们还是很厉害的，甚至可以带兵打仗，而对待异族入侵问题的时候，出现了主战派和主和派，到现在都没有定论，到底是主战派对还是主和派对。但不管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是知识分子组成的，也都是本着为国家发展做贡献的精神，提出意见来。即便最终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自尽，也在彰显忠君爱国精神。没有背叛和出卖，没有苟且偷生。只是可惜了小皇帝的性命，还不懂事就已经以身殉国了，而且是被强迫的……
后代虽然出现过不承认朱棣正统地位的方孝孺，出现过“哭庙案”中被砍头的一群书生，出现过为变法甘愿牺牲的谭嗣同，出现过殉清的王国维，但这样的人还是太少了，大多数读书人都成了“识时务者”，成了随波逐流的人，只要能保住性命，就可以苟且偷生，甚至要叛国投敌了。或许，读书的种子真的没有传下去，只是出现了发育不良的干瘪的种子，才使得后代的读书人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吧。他们似乎学聪明了，看到圣贤的高远，甚至远不可及，也就不去追求了，反而专注于眼前的福利，专注于自己的享受。于是，在朝的文人成了体制内混饭吃的庸庸碌碌之辈，参与派系斗争，同时要搜刮银子，送出银子，为自己谋福利，至于国家命运，只是一个口头上的概念，却并不当真。要是国家灭亡了，他们或者去边远地区做遗民，或者忙不迭地去新的朝廷做官，却从来不会以身殉国。在野的文人一心谋求功名利禄，却早已经失去了为民请命的精神，甚至已经失去了读书人的独立人格和操守，变成被体制驯化的功利之徒。
明清八股文的兴起让很多读书人的思想受到了限制，也就不会有什么命运与国运的联系了。他们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国家读书。如此一来，命运与国运也就分开了，读书的种子也就真的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