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最盼望的就是过年，因为只有年三十晚上，我们一家人才可以吃上一顿大米饭，只有大年初一的早晨，我们才可以吃上一顿饺子。而那几斤大米和几斤白面，都是母亲去公社粮站，与一位50多岁的工作人员攀上亲戚后，再好说歹说讨要来的。
公社粮站大院。
作为家里的老大，每当进入腊月十几，母亲会领着我与她一起去公社粮站。
第一次进入粮站，迈进一间办公室，母亲就指着一位工作人员，让我赶紧叫他老姥爷。我毕恭毕敬地小声叫了声“老姥爷”，然后就仰起头，隔着半截砖墙，眼巴巴地看着他。
我老姥爷慈眉善目，面容红润，起身走起路来不急不慢，稳稳当当的。不一会，老姥爷左右两手各托着一个牛皮纸包，回到了办公室。两个包裹看上去不大，但却规整、方圆，外面还用纸绳扎紧。
母亲赶紧伸出双手，接过老姥爷递过来的一包大米和一包白面。再次谢过老姥爷后，我和母亲一前一后走出了老姥爷的办公室。走出公社粮站大门，当我和母亲回头再次感谢时，我老姥爷正站在大门内侧，不断向我们招手……
公社粮站大门口。
那年腊月，我和母亲再次来到了粮站。见到我们母子俩后，老姥爷是面带微笑地向我们直摇头。实在没有多余的白面了，老姥爷就领着我和母亲，来到了一间仓库，仓库里空空荡荡的，看不见粮食，空荡的地上叠放着几十个空空的面袋子。
“就是抖落面袋子，我也要让你们初一吃上饺子。”
说完，老姥爷就找来一块干净的苫布，他抻着两个角，我和母亲各抻一角，把苫布平平整整地铺在了地上……最终，在姥姥爷的带领指挥下，我们从这些空空的面袋子中抖落出了二斤多的白面。
当老姥爷蹲下身，把白面收起打好包时，我看见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双肩和后背沾满了面粉，而我和母亲也几乎是两个大小的雪人了……
如今，5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着我老姥爷，记着他的名字。老姥爷叫赵德春，他是我老婶的老叔。母亲以与我老婶是妯娌关系，与赵德春攀上了亲戚。我老婶的孩子管赵德春叫老姥爷，我自然也应该叫他老姥爷了。
母亲的背影。
如今，近80岁的母亲经常念叨：那几年过年，咱家能吃上一顿大米饭，能吃上一顿饺子，都得感谢你老姥爷。
是啊，如果不是老姥爷救济我们几斤大米和几斤白面，年三十的晚上，我们就不会吃上大米饭；大年初一的早晨，我们更不会有饺子吃。
我清晰记得，为了不让那几粒大米粒粘在锅上，母亲先用小米饭铺锅，然后再在小米饭上面摊上大米饭；捏饺子时，为了节省白面，母亲用玉米面当勃（bó）面。
捏好的饺子。
改革开放，日子逐渐好过了，我家不但平时就可以吃上一顿大米饭，而且过年时，更是把饺子从初一吃到初五。
1985年，我从承德农校毕业，我有了工作，吃上了皇粮。可是，我却不知道去感谢下赵德春老姥爷。
1997年腊月，我在半壁山镇中教书，惊闻老姥爷在老家安子岭乡黄土梁子村驾鹤西去。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老姥爷早已入土为安了。直到老姥爷去世，我都没到老姥爷家里串个门，拜访下他老人家。
如今再次回想起来，我感觉自己没有良心了。没有良心的我，只是心里没有忘记赵德春老姥爷，但我却怎么也无法弥补心中的这份缺憾了。
为了找到赵德春老姥爷的照片，我联系上了我老婶的老儿子，也就是我三弟。
三弟在承德市工作，他信息广，认识的人还多，老家东西两沟的人和事，没有他不知道的。果然，我三弟与赵德春的孙子有联系。
原来啊，1958年“大跃进”时，赵德春所在的村放养山蚕一百四十张，卖蚕丝一千二百斤，荣获河北省委、省政府锦旗和周总理签发的国务院奖状。作为村干部，赵德春赴京开会，并参加了谭震林副总理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会上，赵德春直言“山区人民生活依旧困苦。”后来全乡人民很快就得到了国务院的济贫。为此，赵德春老姥爷被记录在了诗上庄村史里了，并留下了这张唯一的照片。
赵德春老姥爷。
由于赵德春的孙子在外地打工，受我三弟吩咐，赵德春的孙子媳妇骑着摩托车，不远几十里山路，到大队村部拍摄了这张照片，从而使文章显得丰满而真实，也让老姥爷进驻了头条。
斯人已去，唯有感恩和念想还在。谨以此文，追思我们的恩人赵德春老姥爷。只愿好日子长长久久，贫困永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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