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家族传承是很多家族财富创始人的一项伟大使命和心愿，有志于将自己一辈子努力打拼下来的江山传承和福泽后人。传承从来不是容易的事，这个话题老生常谈，但也常谈常新，因为真正实现的家族总是庞大数量中的少数。
李嘉诚，华人圈子的热点和焦点人物，这次出售全球“港口”事件又将其推向媒体舆论聚焦点。社会舆论也纷纷发表自己的评论和观念，立场也不尽一致，但总体上贬大于褒。作为焦点的家族总是被人关注，其一言一行都容易被聚焦到放大境下进行放大因此传承对大家族来说也是巨大的考验。
我们先回顾一下李嘉诚家族出售“港口”事件的时间线。
2025年2月2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通知，计划对与中国船舶运营商及中国建造船舶相关的国际海上运输服务实施费用征收与限制措施，这意味着进入美国港口的中国制造船舶可能被收费；
2025年2月27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回应称，美方的301调查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强烈反对，并警告此举将推高全球海运成本、扰乱供应链并增加美国通胀压力；
2025年3月4日，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宣布，将以228亿美元的价格向美国贝莱德集团出售其全球43个港口的权益，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
2025年3月6日，路透社报道称，美国拟对所有与中国有关联的船舶（包括船队中有中国制造或中国籍船舶的）征收港口停靠费，并施压盟友效仿，否则将面临报复；
2025年3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回应，批评美方此举将扰乱全球供应链，损害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利益，并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
2025年3月18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罕见转载媒体评论，批评李嘉诚此举“与民族大义背道而驰”，引发舆论争议。
借用热点事件，小编将以“李嘉诚”家族为其中一例剖析自古至今家族在传承上面对的难点和痛点。
麦肯锡针对全球家族企业传承做了一项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内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24年，其中只有大约30%的家族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能够传至第三代的家族企业数量不足总量的13%，只有5%的家族企业在三代以后还能够继续为股东创造价值。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及金融研究所范博宏博士考察了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共250家上市公司董事长下台前后8年的股票表现后发现，华人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8年下来扣除市场波动后平均财产流失率高达60%。清华大学五道口国家金融研究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称，我国4700多万家民营企业中，可能有超过60%即近2800万家在传承过程中消失。
从上述三组研究数据发现，家族企业传承成功的概率在全球的概率都是非常低的。家族企业作为家族重要的财富来源和载体，也是彰显家族财富的重要指标，其企业的兴衰也往往代表着家族本身的兴衰。
传承概率这么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又有什么在决定家族传承的概率呢？通过对古往今来家族案例的研究，我们发现有以下几大关键原因导致家族财富的蒸发。
一、 环境变量，财富土壤的坍塌
环境变量决定了家族财富的土壤，其变化无论带给家族黑天鹅事件还是灰犀牛事件，破环了家族财富来源的土壤，甚至是从根本上消灭了家族的财富。其环境变量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政治动荡。每一次政权的更替、重组或波动，都有可能摧毁家族财富生态，蒸发家族财富。
中国历史上政权的更替、王朝的兴衰都让许多家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如西汉时期的岭南吕嘉家族，岭南国的三朝元老，把握权力和财富，因政权波动和重组最后灰灰湮灭。
在中东，阿萨德家族统治叙利亚数十年，通过控制石油贸易、税收及盟友援助（如伊朗革命卫队曾提供数亿美元支持）积累巨额财富。战前家族资产被反对派估算为约1200亿美元，远超2011年叙利亚GDP（675亿美元）。内战持续消耗国家财力，政府军费一年约200亿美元，阿萨德家族资产仅够支撑6年战争。西方制裁切断石油出口收益，传统敛财途径（如外贸回扣、投资）因战乱停滞，家族财富大幅缩水。后政权被推翻，至今流亡在外。
又如利比亚扎卡菲家族在政权被推翻后，家族成员流亡或被捕，其财富被新政权没收，包括海外资产、房地产和商业利益等等。若财富过度依赖于政权，则政权的动荡就是致命的。但同样，没有一个健康、强大而稳定的政权作为依托和凭借，许多家族会丧失财富的最大护栏。
这次从李嘉诚家族的“港口”事件不难发现，他们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主要政治权力庇护的独立商业实体，家族成员基本上都加入了加拿大国籍，仅李嘉诚在拥有加拿大籍的同时还保留着中国香港的身份，这在正常的商业生态和逻辑中会减少政治带来的牵绊，但在国际政治博弈中则会让自己无所屏障，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
人是有根的，无根的人则如浮萍一样，在做关键性抉择的时候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其次，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系统性危机，如伴随而生的债务危机、信贷收缩、资金链断裂等对经济发展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金融链等等都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冲击甚至是毁灭性冲击，也必然会导致许多家族财富的来源在相关产业或领域的快速缩水或者蒸发。
荣氏家族（中信泰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信泰富因外汇对冲交易失误，导致公司亏损约155亿港元。荣智健（荣毅仁之子）因投资决策失误被迫辞职，家族财富遭受重创，尽管荣氏家族通过基金会维持了后代的生活，但其商业帝国的辉煌一去不返，财富大幅缩水。
蒙特兹·韦本家族，互联网大拿，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后，Blue Martini股价暴跌，其个人财富从14亿美元蒸发98%，家族财富几乎归零，虽尝试创业但未重返富豪榜。
郑裕彤家族（新世界集团），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和零售业陷入低迷，新世界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市值“腰斩”，财富缩水超50%。经济危机意味着供给失衡，金融受阻，产业破坏，财政吃紧等系统性稳定被破坏，必然导致财富受损或者蒸发。
李嘉诚家族极具商业头脑和智慧，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大力布局国际化产业和实现多元化经营，化解因地区性经济危机带来的财富破坏和冲击，无疑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只追逐私利而忘公义，虽能获得短期回报和利益，但是会牺牲某些地区长远的价值和利益来源。
再次，政策变动。政策的调整或者新政出台意味着某些行业或者产业规则的调整和重塑，必然冲击该行业或者产业的财富源头，从该领域获取财富的规则也发生的巨大的变化，这对从过往依赖于该领域政策红利而获得财富的家族来说，在政策调整或者新政面前，财源直接面临收缩甚至断裂。
比如许家印家族，许家印是恒大集团创始人，通过激进扩张成为地产巨头，2017年财富曾达2700亿港元，2018年后中国政府加强房地产调控（如“三条红线”政策），限制房企负债率，同时“房住不炒”导向抑制市场热度。2021年恒大债务危机爆发，许家印财富骤降至700亿元以下，家族资产被冻结，企业面临破产重组。
又比如李永新家族，李永新是中公教育创始人，凭借公务员考试培训成为“教育界首富”，2020年财富达1200亿元。2021年“双减”政策出台，严控教培行业，重点打击K12学科类培训。中公教育虽主攻公考，但政策连带影响行业整体环境，导致股价暴跌。家族财富四年内缩水超千亿元，中公教育市值蒸发超70%，李永新跌出富豪榜前十。
又如王健林家族，王健林是万达集团创始人，曾以地产和文旅项目积累2000亿身家，2017年登顶中国首富。2016年后中国政府严控地方债务（如叫停“明股实债”融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限制房企高杠杆扩张。王健林被迫出售海外资产（如酒店、文旅项目）回血，家族财富缩水一大半（从2200亿至470亿）。
在这个领域，李嘉诚家族就处理的比较好，提前预判了政策的趋势并做好布局，退出大陆与香港的房地产领域，成功的避免因政策调整带来的损失。但同样预判与做空在某种程度上容易被混淆的，退出某地地域的某个行业也会被认为是对某经济领域的做空，曾经网络媒体就舆论宣传说“李嘉诚要跑路”。
第四，政商关系。这是一把双刃剑，许多家族借助政治资源撬动商业杠杆快速获取财富，其中不乏权力寻租产生的商业利益，因此政商关系一旦发生变动或者调整（换届、反腐、政治斗争等），财富的源头就有被瞬间切断的风险。
如北宋的王献臣家族，因卷入政治斗争和个人品行问题，失去皇帝信任和支持，最终因政治失势导致家产被查抄，家族衰败，晚景凄凉。
如陈天桥家族，陈天桥通过政商关系推动盛大游戏上市，曾是中国互联网巨头。2010年后中国政府加强游戏行业监管（如限制未成年人游戏时间、内容审查），同时反腐调查打击“灰色利益输送”。 盛大市值暴跌，陈天桥家族财富缩水超60%，被迫出售资产（如分众传媒股权）。
如俄罗斯政治变动对寡头财富的冲击，如寡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于前苏联和叶利钦时代利用政商关系快速攫取财富，但在普京上台后，于2005年霍多尔科夫斯基因窃取国家财产、欺诈、偷税等罪名被判刑8年，随后又因洗钱、贿赂官员等罪名被追加刑期，他的公司也被国家强制收回，曾经的石油沙皇，如今沦为了阶下囚。
李嘉诚家族财富的起源和快速发展也借助了强大的政商关系，二代留学海外，擅长企业专业化和职业化运营，李嘉诚考虑到二代无法接手并经营其掌握的政商关系，于是布局海外市场，试图摆脱建立的政商关系，为二代传承做好铺垫和计划，避免因政商关系的调整影响其商业帝国，李嘉诚家族在此方面是做的非常不错的，但同时也使其脱离了强大的民族和国家支撑，一旦面临地缘政治的时候就会面临被动的应对局面，这次出售“港口”事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五，行业变迁。行业发展过程中，被跨界竞争、破坏性创新、技术颠覆性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等导致行业大洗牌，让传统领域的家族被淘汰出局，从而导致家族财富的大幅度蒸发或者面临巨额损失。
如柯达家族被数码产业取代，洛基亚被智能手机击破，传统电视机被新型科技产品取代，这对原有家族的财源来说都是破坏性的巨大冲击。
如李丐腾家族，李丐腾是飞科电器创始人，凭借传统剃须刀业务成为温州首富，家族财富曾超200亿元。飞科电器过度依赖核心产品（剃须刀占营收60%以上），但随着智能剃须刀（如带APP连接、自适应技术的高端产品）和新兴品牌（如极客、小米生态链）的崛起，挤压传统产品的市场份额。因技术迭代滞后、产品结构单一，未能适应消费升级和跨界竞争，2024年净利润腰斩至4.64亿元，家族财富两年内缩水150亿元，跌出温州首富行列。
行业变迁是家族财富的“隐形杀手”，其威胁往往比经济周期更难预测，唯有通过持续创新和战略转型才能抵御风险。在此方面，李嘉诚家族也做的非常的不错，通过对传统领域与新型科技领域的多远化布局，通过稳健运营与创新，守护自己家族的财富，这是值得许多有志于传承的家族学习和参考借鉴的。
第六，市场风险。在市场经营中出现的系统性风险也会导致家族财富来源受限，原有财富也会大幅度蒸发，如疫情风险、舆情风险以及内卷式竞争等。
易贤忠家族，该家族是广州七喜集团创始人，通过百奥泰生物制药切入医药行业，家族财富曾达130亿元。生物制药行业研发成本高、周期长，且面临国内外巨头（如跨国药企）的激烈竞争，内卷化严重。行业过度竞争（内卷）导致研发投入与收益失衡，产品管线未能突破，叠加高管团队动荡，家族财富被市场“用脚投票”。百奥泰自2020年上市以来，除2021年盈利外，连续四年亏损，累计亏损18.15亿元。2024年净利润-5.09亿元，净资产收益率暴跌至-53.1%。2025年3月，百奥泰股价较上市高点（78元）暴跌73%，市值蒸发316亿元。易贤忠家族财富从130亿元缩水至71亿元（四年蒸发59亿元）。
最近的舆情风险如李嘉诚家族，该家族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帝国之一，旗下长和、长实集团等企业涉及港口、地产、电信等多个领域。2025年3月，李嘉诚家族计划出售巴拿马运河关键港口（Puerto Pacífico de Panama, PPP）引发巨大争议。港媒《大公报》连续发文批评交易“威胁国家安全”，香港两任特首（李家超、梁振英）公开呼吁企业“守牢法律底线”，强调国家利益优先。该港口每天服务47艘中国货轮，战略意义重大。舆论认为交易可能被外国势力利用，影响中国航运安全。市场恐慌情绪蔓延，长和股价11天暴跌19%，市值蒸发超300亿港元。舆情风险叠加战略决策争议，公众对“国家利益与商业利益冲突”的担忧引发资本用脚投票，家族未能有效管理舆论危机。国际资本（如加拿大养老基金、淡马锡）退出财团，国际投行集体下调评级。李嘉诚家族财富短期内遭受重创，长实集团、长和股价分别下跌6%和3.5%。舆论压力导致家族声誉受损，资本信心崩塌，最终也会牵连其在华人区域的生意。
市场风险的破坏力远超预期，家族财富的存续需在“风险管理”与“战略敏捷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最后，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导致的战争（经济、科技、军事、贸易等）、国际制裁、领土争端等等都会对家族财富的源头形成极强的破坏力。
乌克兰首富阿克梅托夫家族，里纳特·阿克梅托夫是乌克兰首富，通过SCM控股公司掌控矿产、能源、金融等产业，资产曾达130亿美元。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阿克梅托夫的产业集中在冲突前线（如马里乌波尔附近的发电厂、顿巴斯地区的矿场），资产价值平均下跌40%。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及乌克兰亲俄势力实施制裁，阿克梅托夫因与俄罗斯商业联系（如在俄设立分支机构）受牵连。其海外资产（如房地产、金融投资）被多国冻结，无法转移至安全地区。战区内的工厂、矿场因冲突停工，能源业务（如风能、太阳能发电）被毁或被占领。地缘政治冲突导致资产被战火摧毁、国际制裁切断资金链、产业布局过于集中于冲突区域。自2022年1月起，个人财富缩水超35亿美元（跌幅30%），SCM控股市值暴跌。核心资产（如顿涅茨克矿工足球俱乐部、矿产资源）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时已曾“一夜归零”，2022年再次重创。虽通过私人飞机逃往欧洲（如塞浦路斯、瑞士），但无法带走本土产业，被迫依赖海外资产维系家族运营。
又如俄罗斯寡头（如奥列格·德里帕斯卡、阿利舍尔·乌斯马诺夫）通过能源、矿业积累财富，曾与克里姆林宫保持密切关系。2022年俄乌冲突后，欧美对俄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冻结寡头海外资产，禁止能源、金融交易，家族财富因过度依赖能源出口和政府关系而崩溃。部分寡头财富从数十亿骤降至仅剩海外未被冻结的资产。
今年发生的李嘉诚出售巴拿马港口事件，从商业角度来说无疑是一笔好买卖，尤其是在港口生意的利润大幅度收窄，利用地缘政治博弈的窗口实现价值最大化的交易，既实现了将不看好资产以高价出手，又获得了巨额的现金流，这也符合李嘉诚 “不赚最后一个铜板” 的经营理念。但是在中美地缘政治博弈中，港口被政治化后涉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从而引发巨大的舆论争议，其立场和政治敏感度（被认定只有商业利益而无民族和家国情怀）在当前特定的时期便使其家族陷入危机，除了短期利益的受影响外，其家族的长期利益也会受损。
当然也有反向例证，如任正非家族，在民族大义前，在科技创新的前沿领域，即便面对美国的举国打压和国际制裁围剿，甚至其女孟晚舟被扣留依然不屈服，反而通过备胎计划、供应链重塑计划和国际业务合规等等实现华为涅槃，其行为和大义获得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认可，使其成功度过最艰难的时刻，反而助推其财富大涨。
地缘政治风险具有不可预测性和系统性破坏力，家族财富的存续需以“去中心化、多元化、全球化”为战略核心，保持对国际局势的敏锐洞察。但在大国博弈中，需要借助国家和民族的力量，方能最大化的保全家族财富并实现顺利传承，也才能在家族文化中烙下家国情怀的基因。
环境变量是家族财富赖于生存的土壤，一旦发生黑天鹅或者灰犀牛事件，就会破坏财富的根基，让家族财富大幅度蒸发甚至灭失，因此跨地域分散布局、多元化布局以及合规化运营就至关重要。
但同样重要的是，在百年变局之中的大国博弈下，家国情怀的力量极为关键，他可能会让家族财富在某个时期中断，但重新崛起的机会和概率更大。如钱氏家族，宋朝时期纳土归宋，让家族免于战乱，回归中原大一统，被赐予金书铁卷，并于百家姓名列第二，历经历史变迁和时间考验传承至今，近代更是因为其家国情怀，他们和民族的仁人志士一道铸就民族意志和中国脊梁，如钱伟长、钱三强、钱学森、钱穆、钱钟书……，无论是科技前沿还是国防重器，都有他们钱氏家族奉献的精神力量。
同样也有反面案例，即秦朝时期的吕不韦家族，极致的经商主义，囤积居奇，权力都变成了他的一门生意，最后因秦始皇当权，整个家族被流放，吕不韦途中饮鸩自杀，家族也泯灭在历史长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