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当前，亚洲新兴经济体最大的合作机遇是共同应对绿色转型。”5月8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资深经济学家兼经济部负责人程章斌（Jang Ping Thia）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希望中国可以继续向其他国家出口绿色技术产品，如太阳能、电动汽车、锂电池等，帮助其他国家实现绿色转型。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展望报告》发布会。报告指出，随着价格压力缓解，亚太地区的前景有所改善，预计今年将增长4.5%，比该组织6个月前的预测高了0.3个百分点。该组织称，亚太地区将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的60%。
尽管前景有所改善，但亚洲仍然面临不少挑战。程章斌指出，不少国家的经济仍然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而且债务水平大幅提升，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外溢影响下，可能发生短期的资本外流，甚至触发支付风险事件。
面对多重叠加的经济风险，部分亚洲国家开始放缓气候行动步伐，转而关注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对此，程章斌认为，“所有政策制定者都关心短期增长，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必须抵御住短期诱惑，不然未来的增长只会更糟。”
在他看来，短期和长期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权衡。“从长远来看，你必须要有绿色投资和绿色基础设施才能保持竞争力。从短期来看，诚然，你会遇到一些困难，但你可以逐步推动政策的落地，不必一步到位，从而给企业一些调整的时间，也避免经济遭受重大冲击。”
程章斌指出，根据亚投行的研究，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在绿色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在这方面大幅落后，亚洲和其他地区都是如此。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出海”把先进的绿色技术带到这些发展中国家，实现多赢的局面。
程章斌。资料图
建立国际合作机制应对融资问题
《21世纪》：根据IMF近期预测，亚洲经济增长和通胀前景有所改善，但风险依然存在。在你看来，该地区目前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什么？
程章斌：诚然，亚洲的经济前景确实有所改善，但依然面临多重压力和风险。IMF的分析显示，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仍面临着疫情带来的经济问题，很多国家的经济还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一些亚洲经济体仍面临着高债务风险，不仅需要进行财政重整，还要推动根本性的改革。同时，较高的利率环境，特别是美国利率的不确定性，也将给资本流动带来很大的波动。考虑到亚洲债务水平上升，受美联储货币政策影响，短期的资本外流甚至可能会引发支付风险事件。此外，IMF也提出对于中东局势可能影响航运业和供应链的担忧。面对这些风险，各国都应该重建财政缓冲，以增强吸收各种冲击的能力。
《21世纪》：你刚刚谈到，随着债务水平的上升，亚洲国家可能会更容易受到利率上升和市场波动加剧的影响。从亚投行的角度看，亚洲成员国应该如何应对融资成本上升的问题？
程章斌：从周期角度来看，中国的利率现在低于美国。对于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即使在考虑了对冲等成本之后，以人民币借款也是更划算的。然而，人民币并不是完全可兑换的，因此，需要某种形式的政府间协作，也意味着需要建立国际合作机制。例如，我们为埃及政府提供担保，让他们可以在中国国内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融资用于支持基础设施项目。
我最近访问了香港，与寻求融资的金融家进行了对话。在那里，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大家对人民币贷款的兴趣。我也坚信，如果可以有更多国家向中国借人民币，这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可以让中国的储蓄在其他地方产生更高的回报。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我们应该要讨论哪种融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才是最佳方案。
《21世纪》：多年来，亚投行一直在推动为成员国提供本币融资方案。在这方面，有怎样的进展？
程章斌：亚投行不仅能够提供美元融资，还能够提供其他货币的融资方案，不一定是本地货币，也可以是欧元和人民币等，取决于成员的需要。本币融资绝对是可能的，我们将综合考虑汇率、外汇掉期等因素提供融资建议。值得注意的是，本币融资并非一定是最合适的，因为如果当地经济基本面不佳，就可能引发货币风险，而汇率风险对冲方案又不是永远可以有的，即便有，有的时候也很贵。总而言之，面对每个项目，我们都需要考虑不同的融资方案，从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
当前，对亚洲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制定可信的、基于风险的财政框架，促进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持续降低债务脆弱性，并为应对未来冲击建立必要的空间。当正确的政策被实施之后，市场会随即做出反应，新兴市场货币与美元的相对表现差距会显著缩小。
在基于规则的全球结构内进行贸易和投资
《21世纪》：从国际合作的角度看，除了刚刚说的金融市场合作，亚洲国家如何可以受益于相互合作？
程章斌：在我看来，亚洲新兴经济体最大的合作机遇是共同应对绿色转型。对这些国家来说，国内政策非常重要，例如，逐步取消燃料补贴、逐步实施碳税等。中国正在发展碳排放交易系统（ETS）市场，并为国内企业进入这个市场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措施。
但在这个地区，跨国界的合作仍有大量的机会。首先是能源基础设施合作。老挝将本国定位为“东南亚的蓄电池”，将每年发电量的很大一部分出口到泰国和越南等地，亚投行也为其中的一些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其次是技术层面的合作。再次是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不仅如此，就AI技术而言，有些国家在国际范围遥遥领先，而有些国家却大幅落后，这就带来了巨大的合作空间。最后，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各个资本市场之间的协作。
总体而言，尽管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太有利，但新兴市场可以选择保持开放，并在基于规则的全球结构内进行贸易和投资。这是国际合作的最佳形式，并且是基于规则的合作。
关注能源绿色转型等提高长期竞争力
《21世纪》：虽然不少亚洲国家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计划，但当前的经济形势也给它们的绿色转型带来了一些影响。你觉得这些国家应该如何在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和绿色转型之间进行权衡？
程章斌：所有政策制定者都关心短期增长，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必须抵御住短期诱惑，不然未来的增长只会更糟。让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投资煤炭，就会产生转型问题，这将使未来的出口兼容性降低，因为你面临着资产被搁置、被其他国家征收碳税的风险。因此，为了真正提高长期竞争力，政策制定者确实需要开始关注真正的能源绿色转型和清洁供应链的建设。在短期内，由于当地对增长、通胀的担忧，有时可能很难实施真正艰难的政策。比如，如果通胀水平仍然很高，这时候征收碳税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这会让企业和家庭难以接受。
我认为，重要的是，要阐明并致力于推动可信且合理的政策。举例来说，如果预计高通胀即将到来，不一定非要在这个时候实施碳税，而是可以提前通知企业，将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分阶段逐步实施碳税。这样的话，企业即便现在做决策时，也会考虑到未来碳价的因素，从而为绿色转型做准备。
因此，短期和长期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权衡。从长远来看，你必须要有绿色投资和绿色基础设施才能保持竞争力。从短期来看，诚然，你会遇到一些困难，但你可以逐步推动政策的落地，不必一步到位，从而给企业一些调整的时间，也避免经济遭受重大冲击。
中国可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消费能力
《21世纪》：你怎么看近期甚嚣尘上的所谓“产能过剩”的叙事？是否担心这可能引发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并给全球绿色转型带来不利影响？
程章斌：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前，美国财政赤字已经达到GDP的9%，这造成了巨大国际不平衡。也就是说，美国有巨额的财政支出，而且从其他国家海量进口，这就造成了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美国亟需对财政政策进行调整，以使其更加可持续。
与此同时，中国当前的需求还比较低迷，使得某些行业确实存在供大于求的局面，这也使得中国企业积极寻找海外市场，将大量国内生产的产品出口到海外。展望未来，我希望中国可以继续向其他国家出口绿色技术产品，如太阳能、电动汽车、锂电池等，帮助其他国家实现绿色转型。与此同时，我也希望中国可以推动结构性改革，提升国内消费能力，以加大中国对这些绿色技术的购买力，从而为绿色产业的发展提供长久动力。
技术国际合作将带来双赢局面
《21世纪》：怎么看当前亚洲国家在发展绿色技术方面的步伐？
程章斌：通过追踪绿色技术的专利，我们衡量了不同经济体在绿色技术方面的研发步伐。但毫不奇怪的是，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在绿色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在这方面大幅落后，亚洲和其他地区都是如此。以太阳能为例，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掌握太阳能板的软件。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是关键。
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企业出海将有助于把中国先进的绿色技术带到这些发展中国家。这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中国企业实现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当地经济获得关键的绿色技术，当地老百姓从绿色转型中受益。不仅如此，中国电动汽车在当地生产也有助于减少贸易摩擦，以及让当地民众更容易接受中国品牌。无论是技术转移、直接投资，还是环境保护，这都需要国际合作。我非常希望更多的国家会选择携手应对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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