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经历了数轮争夺世界霸权地位，并且动用了坦克、飞机乃至核武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之后，整个世界的主流观点终于趋向中庸和妥协：国家很重要，但是光靠国家控制，没有市场来配置资源，那么经济必然缺乏活力，最终国家力量也会衰竭。苏联解体便是寡头垄断资本的典型案例。
市场的确很高效，但是离开了国家力量的规范和约束，市场秩序和市场结构难以自我维持，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便是明证。荷兰郁金香泡沫是⼈类历史上第⼀次有记载的⾦融泡沫。西方社会如今深陷能源危机、疫情施虐、通货膨胀、俄乌战争、金融危机等风险事件中。
用《大学》中的话概括就是：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使得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在此背景下，中国明确自身核心利益，直面冲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尤其是政策的开放进行应对。
1、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美国应对其正在面临的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竞争。拜登政府以舆论战挑起了俄乌冲突，这让美国的军火商赚得盆满钵满。因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的事件，中美关系更是跌入一个历史低谷。中国、俄罗斯等国是对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的挑战。
在美国鹰派人物看来，问题不在于中国上升、美国衰落，也根本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在于中国有一个谋求在世界建立以中国为霸主的朝贡体系的大战略。
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倡议、南海政策这三项政策，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中国最终在技术领域，特别是5G先进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以取代美国。
美国人对5G尤其关注，阻止了华为进入美国，但华为进了了全球近70个国家，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签订了50多个5G商用合同。华为的5G专利是为全球之最。近日，印度最大的通信运营商Bharti Airtel，现在是世界范围内部署华为的MIMO微波最多的通信公司，功耗降低20%，印度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允许华为在其国内推广使用MIMO技术和销售5G网络设备。
中美关系的恶化不仅同中国的崛起有关，而且同美国国内政治有关。在过去数十年中，美国的蓝领阶层并未充分分享全球化带来的收益，收入停滞不前，甚至恶化，中产阶级被掏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民众对传统精英阶层的不满情绪空前高涨。
身为房地产开发商的特朗普正是利用了民众的这种反建制情绪登上了总统大位。他的贸易战动机既不是围堵中国，也不是减小贸易逆差，而是找个借口收点关税弥补联邦财政赤字，以便维护其对内减税这一核心政绩。
特朗普的逆全球化行为，其实才真的打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机遇窗口。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本质是杠杆，而特朗普所作所为就是让美帝国主动去杠杆。他以一种自杀式的疯狂向全世界同时发难，以自鸣得意的食言而肥来营造不确定性以牟取谈判中的短期好处，用各种退群和推倒重来以便让这个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美国的对华鹰派同时是美国的民粹主义者。他们既反华也反对美国传统精英阶层，特别是华尔街金融集团。他们对中国的攻击，也是为了打压自己的政治对手，加强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而传统精英集团也需要同中国划清界限，以摆脱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被动地位。
中美冲突的实质是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同其实力相当地位的新兴大国和力图维持其霸权地位的霸权国家之间的矛盾。
当年的斯巴达虽然战胜了挑战者雅典，但两者最终都只好臣服于化外之邦马其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同美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已无重大差别，但两国之间的对峙同冷战时期无根本改变。
如今中国经济体量居全球第二，中国无意改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更不存在一个实现争霸的大战略。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天更蓝，人更幸福！
2、新时代全球化的机遇
假如从欧洲大航海开始算起，广义全球化已经缓慢曲折地运行了500年。而狭义全球化则是特指1979年开始的由美英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其核心内容是倡导全球各国开放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减少管制与税收，让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扮演各种要素的核心配置角色。
500年来全人类命运的主题，就是全球市场体系一步步吞没并整合体系外围的人口和地域，这一主题需要借助某几个霸权国家的商业或者武力扩张来实现。
最初是葡萄牙、荷兰等百万人口级别的商业帝国突然崛起，然后天命转移到了他们的邻居：千万人口级的英、法、德身上，然后又转移到后者的亲戚身上：亿人口级的美国和苏联。
创新与扩散导致的权势转移轨迹仍在继续，并且由于信息时代知识扩散的加速，10亿人口级的国家将更快地登上历史舞台。
回溯500年全球经贸史，1979年至2008年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所表现出的大胆赤字和慷慨进口，其实并非常态，而是有着一系列政治、货币、思潮领域的特定条件的，是狭义的全球化，可持续性依赖于这些条件的稳定性。
全球化是一种与主导性帝国的兴衰相伴而行的历史性趋势，曲折运动，有进有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信用破产导致美式全球化动摇，逆全球化时代正在悄然到来。作为罪魁祸首的美国金融部门并没有受惩，反而借助量化宽松而挣得更多红利，这引发其他阶级的普遍不满。
2016年，当白人蓝领群体试图用民主赋予自己的选票来表达不满、改变命运的时候，就发生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这样的政治黑天鹅事件。
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消费市场为基础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中，其他经济体的所有进步和努力，都是让美元的购买力更加强大，而美元信用的创造是无穷的，信用扩张的真正受益者是美国。
因此只要这个体系在持续运转，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在规模和质量上真正超越美国，这是由全球化游戏的结构和分工机制所决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苏联、日本还是欧盟，其经济规模和竞争力都无法超越美国，原因即在于此。
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之一，正因如此，刻舟求剑型思维的人，担心如果全球化逆转则大大不利于中国的继续崛起。
中国的成功之道在于与时俱进，锐意改革，打铁还需自身硬，而并不是靠了美国的帮助发展起来。
从宏观来看，30多年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民财富都有了惊人的增长，国际地位也大有提升，相对于其他所有大国而言，中国国势的上升是最快最猛的。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意味着中国这些年肯定做对了某些至关重要的事情。
全球化时代中国搞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那时的开放，是向美国及其盟友开放。
如今世易时移，中国要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独立探索，有市场才有经济发展，科技技术造福人类才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的开放则是“以我为主的、面向全球的开放”。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只要我们应对得当，与时俱进，做一个21世纪的中国人，是艰辛却又令人骄傲的。世界历史演进的趋势、当代中国体制的特质以及中国已经具备的巨大潜能，是新时代的战略机遇期。
3、人民币国际化
1949年以来的中国，前30年学苏联，后30年学美国，把全能主义的动员功能与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整合在一起的新物种。作为普通中国人，在享受两种体制的优势的同时，又要忍受两种体制的弊端，这是新生命降世所伴随的阵痛。
通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坚忍持久的积累，中国已经具备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实力。外资、外贸、外汇政策的“三外路线”政策组合，再配合以规模巨大的国内投资，使中国经济驶上了快速崛起的快车道。
如果不是为了加入世贸，不是为了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不得不“同国际接轨”，中国的改革过程将困难许多倍。
将人民币汇率稳定在较低位置是“三外路线”的关键内容之一。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作为一种最重要的价格杠杆，塑造了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面貌，撬动了资本和商品的跨国流动，推动了中国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历史进程。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严重缺少外汇。外资进入，由于强制结汇制度，必须将作为资本金的外汇卖给银行，换取一定数量的人民币，然后在中国展开经营。
不但资本金，外资对外出口所产生的利润也大多换成了人民币。其结果就是中国政府迅速积累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官方外汇储备，而按照部分国内学者的估算，其中绝大多数外汇的来源是外资企业。
一直以来，认为中国外汇储备是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这是不确切的。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用全中国人民的血汗引来的国际资本家的钱，这样更贴切。
中国的外管局相当于国家大剧院门口那个贵重物品保存柜台，进入剧院的达官贵人的金银财宝都存放在那个柜台里。当然，这里微妙的差异在于，贵重物品寄存处有义务将所有的寄存物完整无缺地还给客人，但是中国外管局却并没有强制义务要这么做，尤其是当大剧院散场看客们集体退场的时候更是如此。
外资在中国享受着各种优惠，盈利状况不错。保守估计，至少是10%的年收益率。考虑到再投资所带来的复利效应，每7年其资产翻一倍。如果考虑到人民币兑美元的长期升值趋势，考虑到他们低价获得的土地和股权资产这些年的巨幅溢价，那么这个实际收益率就更高了。
中国左手吸引外资，让他们赚走10%；右手将代为保管的外汇对外投资，所得接近于0。两者相减，相当于中国每年向外部经济体贡献了相关资金的10%净利润。
到2014年年底为止，中国外汇储备中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基本上不能算作“中国人民的血汗钱”，而是多年来外资的本金和利息积累下来的总余额，每年损失大约4000亿美元的实际价值。按人均分摊，相当于每个中国人每年向“国际社会”赠送了折合人民币约2000元的财富。
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已经觉得撑不住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放贷，美国借债”的循环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美国奥巴马政府明确宣布将寻求对全球经济实施“再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三外路线”进行调整的必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
进入21世纪，尤其是随着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三外路线”开始得到修正。不再把GDP数字作为政策成就的判断标准，而是把中国人民的整体福利，以默认的经济“增长”观发展。
从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币不再锚住美元，开启了漫长而渐进的升值过程。到2014年12月，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累计升值了35%左右。这样的升值，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内生产要素价格被低估的程度，有利于国内民生的改善，也有利于产业的升级。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技术或者设备，甚至也不是资本，而是市场需求。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要素禀赋，发展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业，找到一个巨大的市场来作为经济循环的第一推动力。有了这个产业和市场来拉动经济，那么围绕它而衍生出的工业投资就有经济意义了。
对外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并不很大，但是它让中国国内的大规模投资找到了着陆点。由此，中国经济得以轰然起飞。
中国走向体系中央的大方向，决定了我们最终必须将人民币推向国际化。只有强有力的政治才能创造强有力的货币。
货币就是权力。无论是固定汇率制度或者浮动汇率制度还是别的什么中间制度，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它对于一国甚至多国的不同人群的利益影响却差异巨大。
货币汇率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往往掺杂着大量与利益分配有关的国际和国内政治斗争。金融也是受制于政治需要的。
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获取较为可观的铸币税收入；节约外汇储备成本；降低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汇率风险，服务和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在必要时可以作为快速大规模融资的杠杆，对外转移宏观经济风险等。它是中国迈向世界市场体系中央地位的关键步骤，因而是一种政治上的必需。
人民币国际化也存在负面代价和风险：人民币升值风险和由此带来的对部分低端产业的挤出效应；存在经济泡沫化风险，股价和房价等资产泡沫飞涨；可能会导致外部资金过度涌入，然后在预期逆转之后又大规模撤退，从而放大人民币的汇率波动或者短期资本跨境流动规模；在人民币国际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本国的货币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海外货币存量的影响。
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其实并不难，因为只需要对外“送钱”（无论是通过购买他国的商品与服务还是通过对他国投资）便可以了，而送钱总是比挣钱容易一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市场风雨飘摇，全球货币结构的动荡和重组给予人民币以乘势而起的机会。
中国本身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在工业化的阶梯上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所以开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备较好的本土基础。
在贸易计价、结算和储值等不同功能领域中，美元的份额一直稳定在六成，亚洲本身没有一个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货币，相当于亚洲把自己的货币份额让给了美国。
央行发布《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1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为36.6万亿元，同比增长29.0%，收付金额创历史新高。人民币跨境收支总体平衡，全年累计净流入4044.7亿元。2022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中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反映出对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提高的认可。
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开放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改革与开放是中国经济建设这驾马车的两个轮子，要始终坚持双轮驱动。在2020年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显然是来自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力量，给予央行以信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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