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根据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数据，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
我国发展数字经济有哪些优势？
如何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近日，“CIIDS对话”邀请国创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吕本富，就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特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及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方面作深入解读。
CIIDS：您在此前的采访中提到，数字经济的发展或者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是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最大动能。在您看来，我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有哪些优势或者特点？
吕本富：我们知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40年，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动力来源。例如过去20年，城市化可能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动力来源。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学术界认为数字经济可能是最大的动力来源。结合不同的统计口径，我们可以发现数字经济已经占中国GDP的近50%，也就是说现在大部分的行业都与数字经济相关。因此，数字经济作为一个主要的发展动力来源，有可能就是下一阶段的主角。
很显然，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或者说是优势，我们称为“巨国效应”。为什么会有“巨国效应”呢？举个例子，中国和印度相比，为什么印度的电商发展得不像中国那么好？在印度，物流过每一个邦都要交税，这样物流还能做起来吗？在中国，我们拥有一个巨大的、法律统一的市场；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两部手机，也基本都会联网，有着统一运营的平台；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基础设施、统一法律、几大平台的统一运营，就构成了数字经济的“巨国效应”。
但是美国不太一样，其亚马逊是国际化的。单就单体国家而言，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是最有优势的，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特别是应用型的数字经济，例如电商、社交媒体等等。
CIIDS：您认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过程中，哪些产业和行业会抢占先机？
吕本富：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并非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数字经济有一些自己的原创价值。所谓原创价值，就是说它不一定需要实体经济的支撑，比如网络游戏、元宇宙、数字孪生等等。这些是数字经济在虚拟空间增长的原生价值，但这只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大部分数字经济是需要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没有实体经济，就没有数字经济。
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有哪些需要考虑的重点呢？
第一点，如何让两者的融合起到1+1>2的效果。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方面，企业的价值目标是什么？对实体企业来说，一个很基本的目的就是发展数字经济能不能带来效益；也有企业是为了做更好的客服。我们叫作价值指导。第二点，在融合过程中需要考虑组织战略流程的变化。比如我有一套人工智能的编辑系统，可以承担编辑的工作，那么我的编辑流程就会发生变化，会考虑哪一段用人力来做，哪一段用人工智能替代，这就是流程和战略的变化。第三点，融合的要点在于文化。文化是会发生冲突的，数字经济的企业文化，比如说先跑马圈地，尽可能占地盘再深耕。但是实体经济不同，它需要考虑每年的盈利，所以两者在文化上也是有区别的。
因此要解决价值定位、流程重组、文化融合三个方面，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才能更好地融合。
在融合的过程中，什么行业或产业会抢占先机？我认为不同的融合方式，这里面的差别很大。
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叫信息化阶段，大概在2010年之前。2010年之前的信息化，最牛的是平台，例如门户网站，三大门户、搜索引擎，就是把过去在头脑中、纸面上的信息放在电脑中。第二阶段是平台化阶段，到了2012年智能手机的引进，就进入了平台化阶段。这个时候的核心是移动互联网，中国产生了几个重要的头部平台和400万个APP、约150万个小程序。第三阶段我们称为智能化，或者叫认知的革命，指人工智能用于改造各个行业，大概于2018年开始。第四阶段就是去年开始的所谓“元宇宙”。
这四个阶段的融合目标是不一样的，比如第一个信息化阶段，很多中小企业的信息化可能还没有完成，还有大量的数据没有录入计算机，也没有做信息化管理。所以这个阶段中国的发展还非常不平衡。
第二阶段平台化，即企业进入某个平台、和用户连接。直接找到用户是平台的最大优势，但是如何与用户直接对接、企业的营销方式如何改变，也是融合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阶段所谓认知化，就是哪些流程能够让人工智能替代，例如制造业的质检部门，就非常容易实现智能化。人工检验会存在容易疲劳、检验准确率等问题，但人工智能不会疲劳，且准确率更高。所以在智能化阶段，要考虑哪些业态可以融合，达到智能化的和谐。
第四阶段元宇宙，是新提出来的概念。我们觉得文旅产业等体验类的行业可能是最先被元宇宙化的。举个例子，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爬喜马拉雅山，但元宇宙可以帮你实现，风、呼吸等等都和爬山的感受一样。
因此不同的数字经济发展阶段，融合的重点或者是融合的方式是不一样。
CIIDS：当前，我们发展数字经济还有哪些短板和需要努力的方向呢？
吕本富：当然，有长处就会有短板。中国的应用型数字经济发展得很快，但是芯片、工业软件、数据库等等就需要我们补20年前的课。在国际上，这些方面大概是20年前完成的；中国是从应用开始的，在当前国际竞争特别是中美关系的背景下，这些课恐怕需要补上。
其次，现在的平台企业确实比较大，平台企业一大，可能会涉及很多需要规制的问题。例如资本的无序扩张、反垄断、并购等等，这些我们都归为平台的规制问题。
第三，类似于元宇宙、区块链等泡沫很厉害，非法集资这类乱象也是有的。有些人觉得元宇宙很时髦，数字货币很时髦，就盲目跟风。这些部分本身和数字经济没有关系，是诈骗团伙在借助这个概念来炒作的社会问题。
这些都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障碍，或者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CIIDS：疫情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如何开展国际合作？
吕本富：数字经济领域开展国际合作，首先我们需要面对供应链的安全问题。供应链的安全已经成为当前的焦点问题。以华为为例，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切断华为芯片供应。经过20年数字经济的发展，世界各个国家是融合的，比如芯片，哪个国家做设计、哪个国家做代工、哪个国家做制造，在过去有一条比较完整的产业链。现在美国出于打压的需要，要把这个产业链拆了，这是最大的风险。
我们讲“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网络世界也是一样，叫“同一个世界，同一张网络”。现在同一个世界会不会变成两张网络、三张网络，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比如俄罗斯在做一个俄罗斯的互联网，如果每个国家都做一个自己的互联网，还叫全球互联网吗？再比如5G现在是全球统一的标准，未来的6G会不会有两个标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到美国要另带一个美国版本手机？这样不就会造成世界范围的浪费嘛。所以在未来国际合作方面，我们需要关注两个重点：一是国际的供应链会不会被破坏；二是国际的技术标准，是不是“同一个世界，同一张网络”。至于说疫情的影响，还是短期的。
来源：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监制：晓今
编辑：郭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