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黄天媛，编辑丨邬宇琛
晚上九点多，上海松江的一栋别墅外，星星今天的最后一场戏终于结束了。他揉了揉眼睛，这是短剧《妈咪有人冒充你》开拍的第17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前，6岁的星星从短暂的睡眠中被叫醒。他被冻哭了。但灯光、摄像、导演都已就位，拍摄必须继续。整部戏拍了七天，星星有六天戏份。中间偶有休息，但日均工时仍然在12小时以上。
过去两年，越来越多像星星这样的孩子，出现在了短剧片场。面对超长工时和夸张的剧情，这些孩子表现出超出同龄人的责任感，以及“说哭就哭，说笑就笑”的情绪控制能力。而短剧也为部分家庭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回报。
但在镜头之外，这个年产值825亿的行业，对未成年演员的保护几乎为零——缺少工时限制、内容审查和心理支持，只有家长的肉身陪护。魔幻新奇又高速运转的短剧行业，像是一台不知终点的列车，正带着孩子们驶向一个还没准备好规则的世界。
“新式培训班”
叮当第一次试戏，是一段哭戏。
他需要扮演的是一个维护奶奶的小孙子，表演需要他边哭边说台词。那时叮当才3岁多一点，刚刚能把话说清楚，还不理解表演是什么。为了让他顺利哭出来，妈妈选择拿走叮当在意的东西“催哭”，“我把你的饮料喝了噢！”
叮当哇的一声，眼泪流下来了。趁着眼泪下来的瞬间，叮当妈妈打开摄像机，带着叮当一字一句地说完了台词，“奶奶是好人，你们不能欺负她！”三个月后，3岁的叮当，开始打上了短剧的工。
叮当的入行是种巧合，带着点妈妈的“不服气”。
叮当妈妈干着一份和童模和拍戏毫不相关的工作。在2024年，叮当妈妈接到那通号称影视机构的试镜电话以前，她只会在偶然刷到抖音时看两眼短剧剪辑，甚至算不上短剧的受众。抱着“去看看”的心态，她把孩子带去了机构——和许多中产家庭的父母那样，她也为孩子报过各种培训班。
在那次试镜过程中，工作人员不断夸奖叮当可爱的外形条件，“不培养就浪费了！”但付费的要求让叮当妈妈迟疑。她没有再继续试镜，打断了工作人员的说服，带着孩子离开了机构。
这次经历却让叮当妈妈生出让孩子拍短剧的念头。“难道一定要交入会费才能入行吗？”她开始在社交平台上搜索信息，进入免费的通告群，并且主动加经纪人。不久之后，叮当就顺利拍上了短剧。
门槛低，体验新奇，是大多数家长选择让孩子进入这一行的最初原因。
2023 年12月某天，7 岁的安娜拍摄了她的第一部短剧。那是一部年代剧，安娜的那段戏是村里感染了瘟疫，一些村民扬言要烧死安娜饰演的小女孩。那天长沙很冷，安娜穿着破破烂烂的薄棉袄，从山坡上一次次滚下来。拍到晚上九十点钟回来的时候，陪同进组的父亲心痛了，“再也不要接这样的了”，“家里并不缺钱，又何必为了几百块片酬做到这种地步？”
如今三年级的安娜是一位混血儿，妈妈是中国人，爸爸是突尼斯人，爸爸常年在国外工作。幼儿园时，安娜因为长相突出，被一则电视广告的导演组看中，此后，走上“童星”的道路。2023年后，安娜的妈妈因为在通告群里看到了新鲜的短剧正在招募演员，于是把孩子送去试镜。
凭借突出外形条件以及感受能力，那部戏之后，安娜的片约接踵而至。第二年，安娜妈妈正式辞职，开始全职陪安娜拍戏。那一年，母女二人全国跑组，西安、横店、昆明……几乎跑遍了全国所有短剧拍摄地。安娜的日薪很快超过 3000元，成为被很多制片人和导演青睐的儿童短剧演员。即便一个月只拍一部戏，也能为家庭带来两万元左右的收入。
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其他家庭身上。星星最初因一条模仿高德地图语音包的短视频被一位导演注意到，受邀为奶粉广告配音，在现场又因为外形出众被建议转做拍摄。2024年3月，他通过经纪人接到一部萌宝戏，正式进入短剧行业。
《dataeye 2025年微短剧行业数据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微短剧、漫剧全年产值达千亿，其中真人微短剧的整体市场规模在825亿左右。剧用户规模达到6.96亿。这样一个满是热钱的新兴行业，为成人演员和制作团队提供了密集的工作机会，也让许多儿童演员涌入这个行业。
如今，短剧行业甚至诞生了一条以儿童为第一主角的“萌宝”赛道。在多个短剧平台上，萌宝题材的短剧频频占据榜一。有行业媒体指出，虽然这类短剧在总产量上并不突出，但爆款频出。dataeye数据显示，2025年热力值5000万以上短剧中萌宝类型题材占比超过30%。
越来越多未成年人进入短剧片场。但在进组之前，几乎所有家长都承认，他们并未真正意识到短剧拍摄的强度。
● 某短剧剧组让婴儿夜间淋雨。 图源社交媒体。
不久前，有短剧演员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则拍摄花絮，引发众怒。视频中一名女演员背负婴儿在雨中拍摄。这名演员表示，她对于这名婴儿长时间淋雨的处境感到气愤。有网友透露，这场戏婴儿的片酬仅800元。
行业繁荣之下，个体被迅速安放进高度工业化的生产体系里，成为其中一环，哪怕只是一个孩子。在家庭博弈和市场选择中，年幼的演员品尝了成果，也承担了本不该承受的代价。
被训练出的“成熟”
“你现在随便拎出来一个4岁小孩，哪个小孩能在一件事情上专注10个小时以上？没有。”叮当妈妈说。
初入短剧行业，孩子和家长似乎都是欣喜的。孩子们很快爱上了拍短剧。穿上仙侠或总裁的服装，今天在片场吃糖葫芦，明天骑自行车，和各式各样来自天南海北，又看似友善的人相遇相熟，又在七天后分离。
剧组里的人际互动，也为一些孩子带来了新的情感体验。安娜的爸爸常年在国外工作，父女一年内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两三个月。第一次演女儿的角色的时候，安娜在片场指着对手戏演员告诉妈妈，“我有爸爸了！”
家长们也反复提到，自从进入短剧行业后，能明显看到孩子的进步——“更专注，更外向，也更成熟”。尽管现在叮当才4岁，但已经能清晰复述自己拍过的每一部剧情、角色名字，还会说出类似“拍卖会”这种他们那个年龄段并不常见的词语。回到家里，他会主动且详尽地和客人分享他的拍摄经历，“我跟这个演员一起拍过戏，他在里面演的是个坏人，但他其实不是坏人，是好人。”
星星也因为拍短剧，已经能认2000多个字。在别的孩子还需要家长陪着读剧本的时候，他已经能自己拿着荧光笔，一行一行地标注台词。
他们还发现，孩子逐渐拥有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定力，在雨天泥地里摔倒也不轻易抱怨的耐力。对许多家庭来说，这些变化构成了坚守在短剧行业的理由。
但这些能力，并不是凭空出现的。短剧行业的效率，要求每个人的执行力足够强，身心抗压的阈值也足够高——包括未成年人。熬夜是基本功。在湖州的一部民国戏里，安娜原本八天的戏量被压缩到六天，最长的一天，第二天早上七点才收工，拍到最后时，孩子连词都说不清楚了，站也站不稳。
儿童演员也难免要忍耐身体的痛苦。在叮当参与拍摄的一部短剧中，有一场灌酒的戏份。叮当的妈妈本以为会通过借位或道具完成。但真正开拍时，她才发现，导演要求对手演员将汽水直接灌进孩子嘴里。对手演员明显犹豫，反复向导演确认“孩子还这幺小，真的要这么做吗？”，但导演并没有迟疑，只是反复催促：“你上吧”。
叮当被呛得喘不上气，饮料顺着衣服往下流。妈妈提出调整拍法，或者至少把带气的饮料换成孩子爱喝的蓝莓汁，但都没有得到回应。那天她还要赶飞机回到工作的城市，但导演对她撂下狠话：“孩子不拍完，你也别想走。”
不止一个家长提到了哭戏。在短剧的拍摄逻辑里，演员的情绪和身体，就是推动剧情的工具。成年人或许可以通过经验完成表演，但对一个尚未理解剧情含义的孩子来说，真实的情绪反应，往往需要现实本身的介入。
安娜妈妈曾亲眼见过，一个孩子怎么都哭不出来，片场的所有人都在等，最后，着急的家长直接上前给了孩子一巴掌。孩子确实哭了，镜头顺利完成。
叮当妈妈则发现，只要假装拿走孩子喜欢的东西，就可以让叮当马上哭出来。于是这成为一种刺激情绪的技巧，屡试不爽。只是有一次拍摄过程中，叮当突然边哭边问妈妈：“你说要拿走我饮料是不是假的？”
“妈妈，你是不是就是为了让我哭一下，让我拍戏？”
赌一部爆款
事实上，家长们也被动承担了很多东西。
陪拍的家长们的“出工时间”是远远大于孩子的。叮当妈妈曾经有20个小时没合眼，“拍摄当天，孩子在睡的时候我就得先起来收拾东西，在片场，躺椅是给孩子睡的。等他回来，还得给他洗漱，洗东西，收拾第二天的东西。”
有些时候，陪拍的任务还会外包给更上一辈的老人们。因为叮当妈妈仍然在职，叮当姥姥就更多地承担起陪拍的角色。一次连续通宵的短剧拍摄结束后，叮当姥姥累到表示不想再陪孩子拍戏了，“你们别老叫我去，你们要陪自己陪去”。但即便有抱怨唠叨，姥姥还是坚持了下来，继续陪着叮当全国跑剧组。
为了让孩子有更多被制片人或导演看到的机会，许多妈妈们还会为孩子们开设一个专门的微信号以及小红书账号，规律地发布孩子们的档期，演技的高光片段，以及上线了的短剧成果。
为了拍摄自媒体内容，星星妈妈特意为星星姥爷换了部手机，明确发布内容指令，要求姥爷对着哪个摄像头哪个监视器，拍下哪一类画面为最佳。回家之后，星星妈妈要处理这些画面并且剪辑成短视频，在各个平台同步上传。同时，星星妈妈还要每天浏览至少5000条各个群里的信息，像客服一样对接剧组、经纪、学校与家庭。
● 社交媒体上的儿童演员。图源：社交媒体
不过，尽管家长们尽可能地避免谈论名利在短剧行业中的吸引力，但不可否认地是，名利吸引着家长们克服万难在片场熬下去。
有行业媒体指出，目前大部分小演员的日薪在800至1000元之间，演技较好的腰部演员在2000至5000元之间浮动。小演员曾经参演的爆火作品越多，身价也就越高。而遇到如期末考试期等时间成本相对较高的时段，报价也会上浮。而一些有过大爆剧的头部小演员，日薪甚至可高达万元以上。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高回报，部分家长甚至愿意花钱买资源，把孩子们送进剧组拍戏。不少家长还透露，在这个圈子里，许多家长全身心投入到孩子的演艺事业中，就是希望孩子们有一天能出演一部像《隐秘的角落》一样的爆火长剧或短剧，一夜大火。
有着4年经验的短剧经纪人小恺透露，他曾经遇到过明确表示自己不缺钱的家长，“我给你5万”，“你们能把孩子捧红吗？成为下一个王俊凯。”
妈妈是唯一的防线
面对眼前繁荣的短剧，和几近荒芜的未成年人保护，家长们并非没有反应。
叮当被灌饮料的戏拍完以后，叮当妈妈一度很自责，“我觉得是因为自己没有给叮当挑好剧本，责任主要在我。”后来，她为叮当签约了一家规模不大的新兴短剧公司，“这家公司很人性。而且这家老板就是出品人，他的话语权直接盖过导演。”现在这家公司会为叮当提供每年固定的短剧主演机会，甚至会量身打造短剧剧本。
签订合同时，她专门聘请了律师，在合约中加入多项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条款：不得拍摄可能对儿童造成心理伤害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涉及杀戮、血腥、死亡的情节，明确了每日最长工时，约定超时费用，并对午休作出强制安排。
类似的调整，也发生在其他家庭身上。安娜妈妈在陪安娜结束那次高强度民国戏之后，立刻为安娜的所有合约中加入超时费：超过14小时之后计入超时费，时薪为日薪的10%。她们还计划未来将日薪上涨到5000元，用高片酬反向筛选不够专业的制作团队。
但即便如此，家长们心里都清楚，这些做法更多是一种被动防御。星星妈妈说，几乎每个小演员都会碰到两三个不靠谱的剧组。有的是拍摄计划混乱，也有的是工作人员对于儿童权益和工时安排上缺少边界。
“（合约里加上这些东西）大部分不会是听人说的，都是自己摔跟头、栽跟头，才学会避坑，逐步完善起来。”安娜妈妈表示。最终能否守护住孩子，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妈妈们是否在场、是否机敏，是否拥有市场选择权，是否强硬到敢和剧组僵持。
● 晚上十点的短剧片场。图源：受访者
在这样一个尚未形成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的行业环境中，家长的筛选与博弈，几乎成了孩子权益的唯一防线。但这种防线，本身就带着明显的不稳定性。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菁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儿童在六岁之前，很难清晰地区分现实世界与虚构情境。当孩子频繁进入角色、完成情绪任务，可能会对其认知和情感边界产生影响。比如，孩子可能会把参演过的霸道总裁那一套用在将来谈恋爱的对象身上，未来会很难处理好关系。
她还指出，儿童时期的防御机制就是讨好父母。如果儿童可以真实表达自己的话，可能他们表演时内心是痛苦的，但他为了让爸妈喜欢自己，就会做出自己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样子。
2026年1月8日，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儿童类微短剧管理提示》，明确要求，切实保障儿童演员的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不得让儿童演员超负荷拍摄，出演超出身心承受能力的暴力、惊悚、情感纠葛等戏份。但在切实的行业规范到来之前，短剧行业里儿童演员的市场还将野蛮生长一段时间。
随着同质化内容大量出现，平台开始限制重复拍摄，项目数量出现减少。几位行业经纪人向星星妈妈透露，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横店的短剧数量已经是原先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一些做了多年的老经纪开始在通告群里提醒大家，“现在行情不好，有机会就先演着，别太挑。”选择空间的缩小，在无形中压缩着家长们谈条件的余地。这些儿童演员们的状况或将更不确定。
叮当妈妈曾坚信叮当不会被短剧本身影响。叮当在她眼里一直是一个“会为了获得小汽车策略性哭泣”、“眼泪秒出，但不往心里去”的小孩。在那场灌酒戏之后，她刻意不再提那段经历。“我不想加深这个回忆，孩子不问我就不提了，这个事就过去了。”
直到事情过去很久的某一天，叮当又提起了这件事，他问妈妈，“能不能不拍那种戏了，不好玩。”
叮当妈妈答应了他。
（星星 叮当 安娜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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