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奥斯卡遗珠,击碎了万千人心中的美国梦

在今年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荣获十项提名最终斩获三项大奖的《粗野派》,俨然是今年最具话题度的电影之一。

 “掌管破碎感的神”——阿德里安·布罗迪,凭借本片成功二封影帝(上一次还是2003年的《钢琴家》)。只是在角逐奥斯卡最高荣誉的最佳影片时,“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地输给了风光无限的《阿诺拉》。

在2024年一众先锋题材电影的包围之中,《粗野派》流露出罕见的复古气质,复古到让人有种错觉,自己正置身于一场60年代的史诗片放映现场。

首先电影近四个半小时的片长,在短视频主导的媒介环境之下,简直堪称异类;其次本片的剧情也只是讲述了一位建筑师为甲方打造粗野派建筑的常规叙事,题材本身称不上有突破性。

但在表层故事之下,导演布拉迪·科贝特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假借建筑的外壳,以一个“劳资冲突”的故事作为切口,剖开了整个国家的体制性压迫,揭露了虚幻的美国梦,并最终让主角拉斯洛沦为了体制与信仰争斗下的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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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分为两个章节,第一章的剧情开始于一场逃离故乡的旅程。主角拉斯洛伴着激昂的交响乐,从混乱的船舱中钻出,直面新世界的阳光,在和同伴的狂喜中,镜头拉远,屏幕上出现了倒立的自由女神像。

拉斯洛,这位粗野派建筑师在二战结束后逃离了欧洲,并兴奋地抵达美国,但这个直接印在海报上的颠倒的自由女神像,似乎反映出全片的一条暗线:那与预期相反的美国梦。

此时主角的妻子埃尔兹贝特及其侄女仍困在欧洲,未能离开,而他本人却在美国孤身求生。投靠表兄的拉斯洛,在异国重操旧业,成为一名建筑师,两人共同完成了范比朗家图书馆的改造,但范比朗无法理解这种前卫设计,愤怒地训斥并解雇了拉斯洛。

不久,范比朗意识到拉斯洛的创作底蕴,又请他回来负责社区中心的建造。这一项目贯穿全片,成为了拉斯洛在异国挣扎的核心线索。

值得一提的是,甲方范比朗与乙方拉斯洛的根本分歧在此已显露无遗,范比朗将图书馆的伟大归功于它登上了杂志封面,而拉斯洛的视角则始终聚焦于建筑美学的本质。

在这一段的相识中,导演用一句台词点出了拉斯洛对建筑的理解:“我的建筑会在动荡中屹立不倒。”

 对他而言,建筑不仅是工程,更是承载美学理想的化身。这种理想主义,自然非资方范比朗所能理解。这句台词也为之后所有冲突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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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的第二章,拉斯洛的妻子埃尔兹贝特和侄女索菲亚终于抵达了美国。然而,在与范比朗家族的聚会中,埃尔兹贝特察觉到了他们对拉斯洛的打压和羞辱。

即便身为欧洲知识精英,寄人篱下的处境仍令夫妻二人对这场由财富主导的权力游戏束手无策。

在社区中心的建造中,突发的火车事故导致工程停滞,尽管拉斯洛坚持推进,但范比朗出于对成本和声誉的考量,强行叫停了建造工程。

数年后,当范比朗重启项目并找到贫困的拉斯洛时,这位乙方的建筑师展现了近乎偏执的主人翁意识,意图将社区中心多快好省地建造完成,他的性格也由此变得逐渐狂躁。

从表面来看,尽管影片的全部故事都围绕着这个社区中心的建筑项目展开,全片的冲突不过是建筑项目中常见的甲乙方矛盾,但深层逻辑却是两种价值观之战。这正是《粗野派》借着建筑外壳想要揭示的,美国自身制度和信仰的排他性。

以范比朗为代表的战后美国的资产阶级,始终对社区中心的建造有浮于表面的需求。从资金投入,到取悦小镇居民,都显示了这不过是他巩固名誉的工具。

而以拉斯洛为代表的高知欧洲移民,则将建筑视为纯粹的美学任务。这也解释了当新建筑师介入工程并试图扭转方案时,拉斯洛不惜自掏腰包、主动降薪,也不愿修改原有设计。

从更深层次来说,拉斯洛所坚持的,是超越现实利益的美学追求;而范比朗所坚持的,则是资本主义下的新教徒逻辑。

影片中,范比朗家族对拉斯洛家族的明压暗打,实际上也是一种制度之争。影片试图指出,资本主义可以强暴拉斯洛所珍视的一切。

随着剧情的推进,这种强暴的隐喻也逐渐变成了现实。当范比朗与拉斯洛为了采购建筑石材而前往罗马时,在派对中喝得酩酊大醉后,范比朗对倒在地上的拉斯洛实施了肉体上的侮辱和侵犯。

这场真实的强暴,成为了制度强暴的具体化,最终显示出了资本主义对美学逻辑的迫害。

影片的结尾,拉斯洛因无法忍受持续的异化,决定与妻子离开美国。埃尔兹贝特最终走进范比朗的家中揭示了这场强暴,粗野派建筑项目也终于就此停摆。

正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言,新教伦理催生了具有强烈工具理性色彩的资本主义。当价值理性丧失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工具理性的自我循环之中。

范比朗正是这种“空心系统”的产物,而拉斯洛所代表的,是“行动本身就具有价值”的价值理性。

建筑,作为经济与美学的结合,理应象征着永恒。但在这场争斗中,以范比朗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体制毁坏了信仰本身,逼迫拉斯洛离开美国。这是一场永远无法融合的斗争,也是一场关于体制与信仰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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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野派》全片的时间跨度极广,横跨近二十年,影片选择了大量广播和电视画面来表现时间和时代变化。这种宏观的时代缩影恰巧与拉斯洛的个人生活发生交叉,呈现出了一幅从个体出发的美国近代史图景。

当拉斯洛初抵美国时,伴随着的是以色列建国的广播;当范比朗找到他时,广播展示了共和党执政和朝鲜战争的新闻,而电影画面又呈现了黑人爵士乐、毒品以及色情电影的泛滥,这都是美国50年代文化和政治的缩影。

此后电影多次拍摄了驰骋的列车、汽车的前部和一望无际的前路,这些都象征着美国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以美国为原点的快速扩张。

当拉斯洛与范比朗的矛盾逐渐升级时,穿插的广播新闻则变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广播;随着时间的推移,给移民和异见人士的宽松空间逐渐被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所侵占,美国社会的急速变化仅用几个片段的背景声音便交代清楚。

而这些镜头也都几乎明示了,本片不仅是为了讲述拉斯洛的个人故事,也在阐述着美国这个国家的环境如何变得空洞、残暴,甚至失去希望。

影片的终章定格在数十年之后,拉斯洛的作品出现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此时,导演才借着展览主持人的发言最终强调:永恒的将只有建筑及其所承载的美学。

影片的开头,拉斯洛欣喜地从欧洲逃向美国,而结尾,其荣获赞誉的场域却又变回了欧洲。这种回环的设计似乎也点明了全片那虚幻的美国梦破碎的过程。

拉斯洛在美国所面对的,是一场对他既有价值的残酷榨取和吞并,他的人性逐步被改造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工具性。

而粗野派建筑项目的流产,也成为了导演对这场斗争给出的最终答卷,这既可以被理解为唱衰当今的美国,也可以看作是对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否定。

而影片充满悲剧色彩的结尾,最终也暗示了那个年轻移民所渴望的新大陆早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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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柴颖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