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白玉公子
编辑 | 周大锤
原创首发 ｜ 金角财经（F-Jinjiao）
第一次执行杀人任务之前，中秋按照荣少的吩咐，去差馆（警察局）偷了一支警用点38左轮手枪。
回到家，他戴上耳机，把音乐放到最大声，举着手枪跳舞来放松心情。间隙，他用支枪像笃（粤语“戳”的意思）鱼蛋一样“笃”起一整块月饼吃了起来，听不见门外疯狂的拍门声和求救声。
这是1997年上映，陈果导演的电影《香港制造》里面的一幕。电影开场镜头是从球场外的一道道铁丝网开始拍起，预示着人物一直处于被局限的状态，一直活在某个无形的牢笼中。
这部电影，表面上看，跟字面意思的“香港制造”没有什么干系。说的是香港底层青年中秋的悲剧人生，那句“年轻时死去就永远年轻”道尽了那个年代底层青年的压抑和绝望。
很多人说，这是香港最好的青春片，够写实。后来内地郭敬明那些透露这小资阶层的拜金和精致，以及逆流成河的悲伤的青春伤痛文学，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许冠杰1990年发的《香港制造》歌里，诠释的香港制造，跟陈果的电影有完全相反的底色。
歌词是这样唱的，“高速马路区区到 所有好野香港制造......香港好到处建设有前途 雨打风吹未却步 共创造美好！”，完美诠释了那句香港电视里的经典广告词“生命满希望，前路由我创”。
都是《香港制造》，音乐与电影发布的日期差了7年，呈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香港制造”。
香港制造，是一首歌，一部电影，也是一段已经铺满灰尘的时光。
香港制造，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用了30年走向繁荣，然后又从80年代开始，迁移得几乎一点不剩。再在珠三角经历了冲刷与洗牌。2020年疫情汹涌，香港才惊觉，香港制造名存实亡，连口罩都造不了了。
香港制造，去哪里了？
我们回顾了“香港制造”从兴起、繁荣、到逐渐衰落的历史，便会发现，今天的一切，在数十年以前，已经写下了答案。
财阀、买办、英国人、香港政府、大地产商……各方力量瓜分、撕扯与冲突下，完成安置战争流民的使命以后，香港制造业不过是无关紧要的陈旧腐朽。
经历繁荣与挣扎、北上珠三角、数码城沦落之后，香港制造跟这片土地的年轻人一样，存在过，但是还没来得及成长，就被这片土地那些树大根深的阴影扼杀了。
今日落幕
2020年9月25日，世间不再香港制造。
按美国海关要求，这一天起，香港出口到美国货物必须标明来源地是“中国”，而不能再贴“香港制造”标签。
8月11日，美国海关发布公告：“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因此不再保证继续享有与中国不同的特殊待遇”。也就是说，由香港制造、出口到美国的货物将不再能贴“香港制造”标签，而必须标明来源地是“中国”。
对此，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外交部都表示强烈反对。
这个事，影响不大，但是意义重大。
香港一直有自己独立的关税地位，也可以贴自己“香港制造”的产原地标签。说到底，就是美国在对香港的贸易中，想要通过否认香港独立关税地位的手段，来给中国和香港施压。
香港，依然没有跳脱成为中美大国博弈的棋子的命运。
说“影响不大”，是因为原本香港本地制造、贴着“香港制造”出口的产品，占了香港经济总量不到1%。这里面，出口到美国的就更少之又少。无论其他国家怎么对贴着“香港制造”的产品贸易进行制裁、限制，对于香港整体经济而言，无关紧要。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透露，2019年香港出口到美国的“香港制造”货品总值约37亿港元，占香港整体出口少于0.1%，受影响的行业包括食品、珠宝、药品、铝材等，并不广泛。
但当美方以此为由行动起来的时候，香港也从此丧失独立关税地位，也让实质上早已落幕的香港制造，彻底画上一个句号。
看到新闻，很多人有疑问，香港有制造业吗？
不仅有，而且制造业还曾在香港有过一段光辉岁月。“香港制造”的标签，正是那段光辉岁月留下的历史产物，是这片土地上一枚光荣的勋章。只是，不管这枚勋章如何耀眼，终究会因为一些挣脱不开的力量，归于暗淡。这就是香港制造，乃至整个香港的宿命。这样的命运，早在几十年前便已注定。
勋章，如今只能被装进了历史博物馆——2020年6月，香港历史博物馆组织了一场关于香港制造的展览。
曾经我们在《香港码头空了》一文中，探讨过香港200多年的开埠历史中，在中英、中日、中美之间作为伶仃洋里的浮萍不断被不同的力量拉扯、撕裂的地位，写过香港作为中国与全球各地贸易中转站的重要地位。这种地位，给了香港数十年的发展窗口期。从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摩擦不断，香港地也不甚安宁。
但是，香港的遭遇并非全然是外力影响。
那个不被全球经济动荡、不被贸易摩擦所左右，走出一条完全不那么受制于人、不那么被动的道路，在世界产业链条中为自己争一个不可撼动地位的机会，被香港自己硬生生错过了。
我们回头去看，“香港制造”从兴起、繁荣、到逐渐衰落的历史，便会发现，香港土地上，今天发生的一切，在1980年，这个没什么特别的年份早已有了答案。
就像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一样，从水面上看，这一年没什么大的波澜。但是，后来发生在这里的撕裂、动荡、扭曲、破败，都能从其中窥见端倪。
香港在那一年，做了一个选择。
有选择就会有代价。选择权被控制在那些住在山顶豪墅的人手上，山下那些没有选择权的人，就成了代价。
香港制造 制造香港
1971年，电影《唐山大兄》上映后风靡全球。
电影里，李小龙穿着一款白色带三颗扣子的功夫线衫，也就是香港人口中的“阿伯底衫”。随着电影和李小龙的爆红，同款功夫线衫流行至欧美市场，价格昂贵，一衫难求。
李小龙是香港功夫片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而“阿伯底衫”，则是香港制造黄金时代的代表产品之一。
1931年至1949年前后，香港是人才、资金，乃至产业的最佳“避风塘”，形形色色的人从香港各个码头登上香港岛，构造香港的底色。
所有的移民里面，上海移民对香港影响最深，那时，大半个上海的精、气、神、魂，都跟随轮船漂洋过海，从码头上了岸。人才、劳动力、技术、资本、生产机器甚至工厂订单，都可以现成从上海搬过来的。
香港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优厚的制造业发展基础。
要知道，1949年以前，上海这一个城市的工业产值就占了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轻纺工业是上海规模最大、产值最高的行业。由此，香港也具备了发展轻纺工业的基础。
香港制造业的起点，足够高。
尤其1937年，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后，形势更是大好——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纺织厂上海申新，将原纱、机器外迁到香港，开办了大元、南洋和伟伦纱厂；陈廷骅在荃湾创立南丰纺织；赵安中设立嘉丰纱厂；查济民创立新界纺织厂......
制造业快速崛起，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安置流民。
从1937年开始，大量鱼龙混杂的人涌入香港，他们需要维持生活。大量没有找到营生的人慢慢投靠帮派，惹是生非，向前的新义安，葛肇煌的14K都在内战时期先后在香港成立。
在香港制造走向繁荣的那些年，分别在57年、62年、72年、78年发生了五次人口涌入香港的浪潮，每次浪潮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不断地给香港补充着低廉劳动力。
大量的流民、逃港人员聚集在九龙城寨这样的贫民窟。
九龙城寨，是那个年代香港最邪恶的地方，警察连白天也不敢进入的“三不管”地带，黄赌毒的天堂，被称为“人间魔窟”。很多港匪片的素材都来自这里，例如，周星驰《功夫》电影中的猪笼城寨原型就是这里。
二战之后，香港重新归入港英政府治下。为了不让这些流民和帮派闹事，当时的港英政府把工业用地的租金降到了利率以下，鼓励那些还有资本的企业家快点开厂招工，吸纳大量劳动力。
从上海过来的工业基础加上政策刺激，让香港制造业在五六十年代快速发展起来。
那时的国际环境，也在利好、呼唤香港制造。
战后，欧美日等大国元气大伤，物资消耗过度。同时，也面临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工业转型升级的问题；美国曾经短暂地因为中国内地，连带对香港进行经济封锁，但很快就恢复了香港的自由贸易，允许香港制造的产品进入美国，以填补美国轻工业产品的需求；同时，东南亚各国在二战后都有短暂的自我封闭限制国际贸易的过程......
人力、资金、技术、劳动力、政策、国际环境等种种因素都具备的香港，理所当然地成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目的地。
那时候，东莞人陈瑞球在深水埗的长沙湾创立了长江制衣。几年后，长江制衣的“博士牌”衬衫畅销东南亚。后来因李小龙风靡海外的阿伯底衫，在1940至1950年代售价约10元，相当于那时普通工人的月薪，但产品依然热销。
到了1960年，香港的产纱总量达到50万锭，是1947年的80倍，同时纺织业也在这一年成为香港最大的制造业，纺纱厂突破到1万家。有了发达纺织业，与其相关的制衣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纺纱业、制衣业都是技术门槛比较低的行业，而香港有大量背井离乡的人需要生活，因此形成了众多小规模的手工家庭作坊。
这些家庭小作坊的另一个主要业务，是”穿胶花”，用粤语表示，叫做“黐胶花”——到塑胶注塑厂拿些花枝、塑胶叶片、塑胶花片、塑胶花芯等回家进行整体组装。
随着塑料技术的应用推广，香港的塑料制品行业也开始兴旺，许多如今的富豪家族，都和这个行业关系密切。比如李嘉诚，就是依靠塑料花起的家。
李嘉诚的塑料花工厂
依靠岳父的一大笔资助，李嘉诚在筲箕湾租了个百来平米的仓库，创立长江塑料厂。当时，鲜花是比较昂贵的装饰品，因此普遍会用塑料花替代鲜花，塑料花有非常大的市场。
后来，黐胶花在粤语里慢慢变成一句粗鄙的脏话。从一项制造业生产行为变成日常用语，可见“穿胶花”这个事，对这片地区的普遍、深刻的影响。
60年代中期，几乎全球的塑料花都是MADE IN HK。长江塑胶厂成为世界最大的塑胶花生产厂家，李嘉诚被称为“塑胶花大王”。
后来，李嘉诚比香港的塑料花走得更高，被誉为“狮子山下”精神的化身，成为香港一代代年轻人奋斗的偶像。事实是，李嘉诚也许曾经在狮子山下奋斗，但他终究住在山上。
塑料花浪潮过去后，很多塑料工厂开始转做塑料玩具。80年代，香港超越日本、德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玩具主要出口地 。其中，最出名的玩具就是椰菜娃娃，跟日本生产的芭比娃娃一样成为风靡全球的玩具。1983年圣诞节，香港每周生产椰菜娃娃20万个，第二年有2000万个香港制造的椰菜娃娃销售一空，刷新当时世界玩具制造史的记录。
面对着巨量的市场，香港制造业当时完全不愁销路：美国、英国、欧洲各国、日本、东南亚、内地以及香港本地人，都对香港制造的商品有需求，这些市场需求，支撑香港的制造业。
二十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这二十年，香港GDP年复合增长10.5%，本港产品出口额年复合增长高达15.1%。40年代末，香港登记在册的制造业企业不足1000家，到了1970年，企业达到25000家以上。
香港早年依靠鸦片贸易发家，支柱产业转口贸易行业，造船一度成为当地最大的制造业。而在1959年，香港本地制造的产品出口值超过了转口贸易值，第二年，香港的最大制造业就从造船业变成了纺织业，“香港制造”的时代真正来临。
做了百年转口贸易的城市，香港只用短短二十年就变成了一个轻工业城市。
香港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比后来被并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都早，大约早了5-15年。原本，有很大的先发优势——当纺织业成为香港第一大制造业的时候，距离新加坡建国还有6年，李光耀还远远没有确立出口导向性的发展战略。
随着其他三小龙也开始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开始确立出口导向性的经济发展路线，香港的竞争压力加大。
1970年到1979年，虽然香港制造的优势还在延续，但是纺织、塑料制造、制衣、玩具、油漆这些低门槛的生意，四小龙都在做，香港制造的优势逐渐消失。
全球渐渐兴起的电子行业，让香港制造又度过了繁荣的十年。电子业这时正处于刚刚起步，各国没有贸易保护政策阶段。
在纺织、制衣、玩具这三个支柱产业输给三小龙后，香港制造依靠电子制造业依然维持繁荣的表象。
这10年间，香港的电子类加工厂从230家增加到1300家，当时的高科技产品BB CALL（传呼机）在香港产销两旺，电子产品出口从10亿港元增加到134亿港元，成为香港仅次于制衣业的第二大制造业。
纺织塑料制衣等行业体量依旧，电子业迅猛发展，香港制造迎来最辉煌的10年。一批“大王”趁着浪潮涌现，皮革大王田家炳、皮带大王曾宪梓、电饭煲大王蒙民伟、钢铁大王庞鼎元......
在出口的所有产品里面，香港制造的产品占比从1947年的10%提升到1970年的69%，超过大半出口的产品都有“香港制造”的烙印。
1970年香港制造业占GDP的比例高达30.9%。30.9%，记住这个比例，这是香港制造业历史上的峰值。
同年，香港制造的产品占比达到出口产品总量也达到了顶峰，此后数十年，香港制造再没有超越69%占比这个高度。
香港制造用了30年从无到有，再破灭于一夕之间。
迷失于1980
1978年7月，内地开始允许部分省市发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
文件出台半个月后，一个拿着手提袋样板的香港老板来到东莞太平服装厂要求做一个一模一样的产品，后来这成为东莞记载中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
关于“第一家港资合作建厂”的记录有很多，究竟珠海的香洲毛纺厂、顺德的大进制衣或者太平手袋厂谁才是第一厂，其实也不那么要紧。
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临近香港的珠三角地区，成为香港制造业商人首选的掘金之地，皮革、五金、纺织、塑料加工等各个门类都来到内地建厂。
康佳、美的、朗福鞋业，后来这些从珠三角开始走向全世界的企业，都离不开港商的身影。当然，这些制造业港商里面，也有后来那个佐丹奴的老板黎智英，他退出服装业，创办《壹周刊》和《苹果日报》。
1979年，广东华侨农场管理局和港商合资开办光明华侨电子厂，这是康佳电视前身。
港商利用香港作为海外贸易窗口的优势，承接产品订单，作为一个对外贸易的“展示商店”，而珠三角充足低廉的劳动力进行产品的加工装配和制造，扮演“工厂”的角色。“前店后厂”，配合无间。
其实，港商做的事情，没有什么难度。港商最初从香港带来的都是技术门槛极低的轻工业。只要有点本钱，找到订单，都能做。文化上，香港跟珠三角本来就文化同根，交互甚多。港商只要稍微有点本钱，谁都能做这种合资建厂的生意。港人身份又给了他们一脚站在免税港上，一脚享受着税收优惠和低廉的劳动力租金的优势。
只要北上1公里，把之前做过的事情以极低的成本再做一遍，就能更容易地赚钱，把脏活苦活丢给内地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风险还能从内地优惠的税收补贴中赚回来。
内地劳动力和租金低廉、税收优惠、“三来一补”的灵活模式让香港制造业加速转移到内地。
到了80年代初，香港的小企业主在内地建起数万家工厂。内地数千万计的“打工仔”、“打工妹”浩浩荡荡涌向珠三角，开启了近三十年的人口流动风潮。
留给香港本地的，更多是公司管理、销售、财务这些岗位，制造业空心化的苗头开始显现。香港本地的制造业比重快速下降，1979年到1982年的短短3年，制造业比重下降了6个百分点。
GDP倒是涨个不停。
1985年，香港GDP比五年前增长59%，再一次创造经济奇迹。香港的转口贸易超过出口制造业的占比，香港的经济支柱又变成1959年之前的转口贸易行业。这一年，内地再次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
表面上看，都是出口，但转口贸易是属于第三产业的商业服务，而出口制造业是实实在在做事的第二产业，两者云泥之别。
转口贸易带动了运输业、贸易业、零售业、旅游业等所有相关行业，腾出了手，又有了钱，香港的娱乐行业开始走向黄金时代，留下走向迷失的“香港制造”。
迷失开始于1980年。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全球经济衰退，贸易冲突和保护主义抬头，80年代的前5年，除了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国均被受石油危机的困扰。
亚洲四小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贸易导向型经济战略这条路上，一抬头就能看到天花板，于是韩国、新加坡、台湾纷纷进入产业升级转型阶段。
原本在制造业上比香港落后15年的新加坡，在李光耀政府的干预下，走上了完全不同于香港的道路——用不自由政策（“积极、直接干预”）推进转型，提出“自动化、机械化、电脑化”生产，并“建立起软件发展中心和电脑制造中心”。
台湾制定了“十年经济发展计划”，推动能源、高科技工业、资讯、自动化、生物工程、电视技术、食品、医药8大行业发展。1980年，新竹科学工业园落成。在信息工业浪潮中，台湾因为这次产业升级，找到了自己在未来的位置。
四小龙中，韩国的体量是最大的，韩国政府在这时候主导了“半导体工业扶持/育成/振兴计划”。1982年，三星建立半导体研究与开发实验室，研发64K存储器。
唯独香港，只是把制造业简单地转移进内地，却赚到更多更轻松的钱。毕竟，对香港和制造业港商来说，到内地投资建厂是来钱更快、更轻松的生意。
必须说明的是，香港后来那闻名的几大家族，没有参与这波制造业的转移潮。
80年代初，几大家族还没有控制香港命脉，港英政府是这片土地的“主宰”，也是香港在制造业转型失败根源。
当时，英国已经全球经济霸主的地位，对于这片迟早要还给中国的土地，对于一个殖民地，港英政府没有产业升级、变革的积极性，用英国人、当时的财政司长夏鼎基的原话就是在“极其重大的不利影响”下才能干预。
换句话说，只有出租地皮，卖配额，控制公共事业这些能够及时给英国带来好处的生意，港英政府才有干预的积极性。反正殖民不了多少年，在税务上捞不到油水，不如干脆出租土地和售卖出口配额赚钱。
这才是香港后来发展成“李家的城”这种财阀国度的关键所在。
英国对香港这种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后来被解读成为所谓的“自由经济”政策，还有人认为这些政策给了香港商人发展空间，才造就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地位，造就香港的经济传奇。
至于制造业转型升级、产业发展这些长远的经济问题，港英政府在民意沸腾下也曾经探索过，但最终让香港错过了信息科技产业发展的浪潮。香港与英国的关系，让这个结果，成为了必然。
由于只是暂管香港，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要求香港商人给英国缴税，香港的税收很多都只能用于本地城市民生建设。香港商人的税负很低，管制松弛。直到回归以前，50年的时间里，香港只有8年出现过财政赤字，其余都有大量盈余。
这个特殊的因素让当时香港的企业所得税远远低于同期的其他三小龙，当时，韩国企业所得税高于50%；新加坡和台湾在40%左右，而香港的企业所得税大约只有16%。
这也是后来香港成为亚洲的避税、洗钱天堂以及低关税的自由贸易港的重要原因。
基于特殊历史原因和与众不同的税收政策，香港成为“自由市场”的飞地，吸引了大量国际知名企业到香港投资，引来了大量的资金、人才，为香港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打下基础。
19世纪鸦片战争后，英国正式割据香港岛后就宣布所有土地归英国皇室所有，政府获得盈利的方式就是以一定的时限拍卖土地的租约。出租地皮是港英政府最主要的非税收收入。
此外，英国规定英资企业要直接给英国贡献税收，因此港英政府联合来自英国的怡和、会德丰、和黄、太古、汇丰、渣打、嘉道理、英之杰7大洋行，控制了香港最值钱的资产——地皮、配额权和公共事业。
配额，就是政府利用手上的权力划定一定的专营权、出口量、电台和电视台开设权等等。早些年，港英政府甚至出售毒品销售特许和粮油销售特许。
香港制衣业是最大的制造业，但当时的制衣业四大家族，主要收入都是靠卖出口权暴富的。而其他兢兢业业生产的制衣工厂，辛辛苦苦30年也没有别人卖出口配额赚得多。
公共事业，就是水电交通石油燃气高速通讯港口这些行业，虽然没有暴利，但是盈利适中，是人人向往的“现金奶牛”。
在很早之前，英国的几大洋行几乎就把香港值钱的地段都瓜分了。例如，最早进入香港的、原来主要做鸦片贸易的怡和洋行，占据了九龙仓附近大量地皮，后来的主要业务是地产，航运，建筑和零售；而会德丰经营油轮，油轮业务收缩后，以地产为主业。
太古洋行原来从事航运和贸易，当时的主营业务已经变成地产和航运，后来的国泰航空，就是太古洋行旗下产业；汇丰和渣打垄断了香港金融业；嘉道理主营地产，酒店，电力公司等；英之杰在香港经营汽车销售和船坞。
香港制造业轰轰烈烈发展的30年里，港英政府联合7大洋行把最容易赚钱的金融、公共事业、地产三大行业垄断，控制，这基本上决定了整个香港日后几十年的走向。
上行下效，港英政府和洋行“指导”下，香港商人更钟爱金融、地产、公共事业这些行业，却对制造业升级兴致缺缺。
香港商人在其他行业积累了原始资本后，几乎都大踏步进入房地产行业。1955年，霍英东在蟾宫大厦上开发了“卖楼花”的销售方式，李嘉诚则更进一步，发明了“公摊面积”的概念把成本转嫁到买房者身上。当时，来内地建厂的香港商人也是赚了钱就回去香港抢楼花。
霍英东在楼盘开发过程中开创性地发明了楼盘编写说明书和按揭买房的模式，让整个房屋交易的过程变得规范，保障了买卖双方的利益，推动行业的发展，也让有住房需求的人能够撬动金融杠杆，让部分有能力的人提前安居乐业。
相比之下，李嘉诚开创的“公摊面积”模式能让地产商赚更多钱，但也显得投机钻营。
言归正传，到了80年代，地产商已经开始常年霸榜富豪榜。1982年的《福布斯》榜，全球拥有10亿美元财富的141个人中，香港有6个，主业都是房地产。
顺着“自由经济”的路，大部分原本在制造业辛苦经营积累的香港商人走上了别的道路，从企业家，变成资本家。没有人愿意在产业升级上费钱和费心思，怎样弄到更多的地皮，怎样控制更多的现金奶牛，才是他们极力钻营的问题。
1984年，《中英联合公报》发出，中国决定收回香港。
港英政府和英国洋行退出前，需要找到资产的“接盘侠”。英国洋行控制的那些资产，谁都垂涎欲滴，但是，英国人要选个“听话的”。
在那场著名的九龙仓收购战中，李嘉诚、包玉刚同时看好怡和系上市公司九龙仓。英国人感到左右为难。最后，李嘉诚成全了包玉刚，并且在汇丰的帮助下助包玉刚鲸吞了九龙仓，而包玉刚后来也帮助李嘉诚以小博大，在1980年得到了码头货柜、零售、地产的综合业务集团和黄集团。后来，和黄集团又收购了香港四大洋行之一的会德丰。
1981年，深受赏识的李嘉诚成为香港首位英资洋行华人大班。“超人”之名，由此而来。
1985年，包玉刚成功控股了旗下有海港城、天星小轮、香港电车的九龙仓，得到了香港岛黄金地段那些土地。
依靠洋行和港英政府的帮衬，几大家族接手了他们在香港的所有公共事业、房地产、金融等资产。不管是李家的城还是包家的港，反正，香港的命运就这么被攥在几大家族手中。
所以，后来香港才会出现几大家族控制了香港的公共事业的局面。每用一度电，香港人都在给李嘉诚缴税。
1982年，东方航运负债200亿，一直坚守航运业的“船王”董浩云病逝，同样有“船王”之称的包玉刚却是山顶那边风景独好。
香港这些大家族进入内地后，做的也是同样的生意，喜欢在地产、金融和公共事业上下手。
上海的官方资料显示，投资房地产建筑业的港商从 1990 年的 5 家，上涨到 1994 年 327 家，仅次于商贸服务业的 379 家，且“超亿美元的特大项目多数为房地产投资。”到 1995 年，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楼盘项目半数来自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而外商参与的 37 个项目，有 2/3 为中港合资或香港独资。
我们熟知的港商低价囤地、炒地皮，只是他们的手段之一。这些人是不是真正地开发建设，历史会记录真相。
1978年，李嘉诚就曾经被邀请到北京观礼国庆大典，不久，袁庚邀请李嘉诚等港商考察深圳盐田港的时候，李嘉诚问，能不能让港商也入股？袁庚没有回答。
1978年到1993年这15年里面，李嘉诚一直在观望，在内地投资的动作不大。直到1993年和记黄埔被允许入股深圳盐田港，才真正开始大举在内地投资。不久，他又和盐田港共同注资梧桐山隧道，成立隧道公司，收取高额过路费。
后来，为了收回梧桐山隧道，深圳市政府和隧道公司展开了38轮艰苦谈判。一直谈判不成的原因在于，隧道公司给出的价格畸高，售价跟新建一条隧道的价格几乎一样。
要知道，盐田港本身是国企，没有向深圳政府漫天要价的立场。
房地产成为香港最赚钱的行业，当然也有客观原因。
从50年代开始，香港因为人口激增，不少人住进了“笼屋”。
到了70年代，第一代“婴儿潮”的孩子长大，所以香港人的房屋需求剧烈膨胀。但是，在港英政府和几大家族的交替控制下，香港的房屋供需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50年代已经出现的“笼民”一直持续到现在，期间一直没被解决。1976年，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反英行动，为此，港英政府提出了“居者有其屋”计划。但也只停留在口头计划。
1992年，由Beyond乐队主唱黄家驹主演的电影《笼民》上映，这也是黄家驹最后一部电影作品，跟他的音乐作品有一脉相承的悲悯和思考。
2016年，全港约有超过9万间㓥房，住着超过20万人。至今，香港房屋供需不平衡的现象还在持续，棺材大小的㓥房和笼屋一直被挤在香港的底层隐秘的焦炉。3%的人口居住在笼屋或棺材房里，人均住房面积不足2平米。
有的人住山顶豪墅，有人生前就住进了棺材房，他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住在笼屋里的人，每一个为了生存的努力，都要给住在山顶的人“纳贡”。逐渐折叠的香港，越来越让让底层人感到逼仄、窒息。
原来，在港英政府的控制下，香港底层青年已经缺乏上升通道；现在，在地产商的控制下，底层的香港人在生前就住进了棺材㓥房，毕竟死后，墓地是奢侈品。
那些希望家族财富永远保值增值万世流传的家族，早就给普通人准备好了坟墓。
阴影不仅吞噬年轻人，香港制造也走不出这种阴影。
承载了香港制造转型升级重任的数码港，也是在被那几大财阀联手扼杀的。
被绞杀的未来
香港制造曾经挣扎过，但利益集团的阴影笼罩下，它没有活下来的机会。
1997年，这一年，世界上发生很多大事。其中最重要的、对香港影响至深的是这两件事——香港回归和亚洲金融危机。
7月1日，董浩云的长子董建华成为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
7月2日，在后续一两年席卷全亚洲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在泰国被点燃。
还有一些不太起眼的小事。
这一年，一张神奇的“八达通”出现在香港，这是领先全球、取代现金的电子支付系统。很多年以后，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引领全球电子支付风骚多年，而香港还在充卡、刷卡。
这一年，以色列的高科技出口总值便接近700亿港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二。
刚刚上任的董建华有一个美丽的梦，把香港打造成美国硅谷和以色列那样的科技创新城市的梦。他在施政报告中说：“……从增加附加值着眼……新的发明，新科技的应用，新兴行业的发展，对香港都十分重要。”
但这终究只能是个梦。
香港怎么走，最终要看那些接盘了洋行资产、控制着香港衣食住行的几大家族的意思，其中也包括董浩云的老对手包玉刚家族。
钱在别人手上，不得不低头叫爸。
在特首这件事上，董建华赢了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却还是输给了被所有大家族笼罩下的势力。
李嘉诚的二儿子有“小超人”之称的李泽楷也登场了。1999年，李泽楷说服政府开发数码港，用一个计划书换得24公顷土地。
数码港原本是政府支持、李泽楷的盈科集团主持管理的合作项目，希望通过数码港吸引国际IT界一级大企业来港成立科技园。由于香港政府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财政难以大力支持，数码港开发运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陷入困局。
接着，名场面来了。
李泽楷提议把数码港部分土地开发成住宅项目，把房子卖掉以后用来支持数码港的发展。香港政府缺钱，原则上同意了。
毕竟，香港地只有地是最贵的，最缺的就是房子，所以，开发住宅能够快速得到一大笔资金。这样的思路本来也没什么问题。
2000年，在数码港第一期工程拨款前夕，十大地产商——新鸿基地产、恒基、恒隆、新世界发展、太古地产、九龙仓等房地产商，联合发表题为《数码港私人批地：给商界错误的信息》的文章，指责政府允许盈科集团借发展信息科技的名义低价拿地。
土地、房子，最能触动所有香港人神经的敏感话题，这下，数码港的开发建设就开始受到诸多质疑和阻挠。
2001年后，数码港的开发陷入停滞，后来，只有零星关于配套地产项目落成的新闻出来。
数码港虽然没有成功，但盈科集团在这个过程中，接着数码港的“东风”，顺利借壳上市，李泽楷获益40亿港元。
随后接踵而至的2001年科技股泡沫，让香港人彻底失去了投资、投入到高科技行业去的勇气。
所以，当中芯国际的张汝京去香港考察的时候，香港人害怕他会成为第二个李泽楷，借发展科技的名义低价囤地，就把他赶跑了，把中芯国际赶到了上海。
香港人的科技梦，董建华的施政宏图，就此落空，而着手改善香港住房环境的举措，又给他招来更恶劣的骂名。
董建华认为，香港在科技创新浪潮中失去活力，跟香港住房成本、生活成本高有直接关系，于是他加大土地与住宅供应同时改革教育、增加科技投资。
于是一上任，他就推出了“八万五”大计：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八万五千个；在十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以及把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三年。
香港房价高，说到底是供需失衡问题。加大土地和房屋供应确实在解决本质问题。但是，房屋供应加大，价格就下降，这比数码港更直接动了几大家族的蛋糕。
如果说数码港的低价拿地是动了他们蛋糕周边的碎屑，"八万五"计划，可以说是直接拿到去切几大家族手中的蛋糕。
香港变成两种力量的角力场，最后，董建华一方完败。
"八万五"计划实行不久，恰逢金融风暴，香港楼市凄风惨雨。
根据当时的报道，香港有60万个负资产者，账面损失达6000亿港元。舆论纷纷把这一切算到董建华头上，要求取消“八万五”目标的呼声趁势而起。2002年，他不得不放弃。
直到今天，不少人仍在抨击董建华当年的计划。
其实，金融风暴只是外因，真正原因在于香港人的资产、城市的财富，大部分都凝结在高房价上，如果房价跌了，城市居民的财富就会“蒸发”，这就是香港高房价不能降的原因。
一句“房价不能跌”，说尽两个阶级不可能调和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在国内也开始显现苗头。
香港错过了制造业转型，错过了信息科技这些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机会，更没有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宏愿。香港的制造业，和香港社会的问题，环环相扣，息息相关。
1980年，那是香港的“万历十五年”。90年代乃至后来的一切，在这一年已经注定。
后来，香港可以继续吃内地开放的红利，贸易、旅游、金融......吃得香，睡得好，只是再也没有人提起香港制造。
今年年初，因为一场比非典更严峻的疫情，港人在寻找口罩、尝试回复本地口罩生产的过程中，想起了在角落尘封已久的“香港制造”。
然后他们惊觉，香港连口罩都生产不了，看来香港制造真的没剩下什么了。
到了疫情没那么严重的6月，香港历史博物馆办了一场工业展览：『工』不可没──香港工业传奇，试图通过展示一系列经典的香港工业制品、制作用具等，寻觅港人在那些年的集体回忆。
曾经的“香港制造”对于那几代人来说，是生活日常，也刻骨铭心。因此经常被可以在香港电影里面看到“香港制造”的痕迹。在林正英的僵尸电影里面，土里挖出来的古玩，香港制造。
当年出演中秋的香港演员李灿森，也在这时候透露了《香港制造2020》的拍摄计划，他身后，香港制造业商人、专家、政府也在努力让香港制造回归。
但是，错过的真的还能回来吗？
电影《香港制造》的结局，一架飞机飞走了。那是1997年，飞机飞走是某种暗示。然后主角中秋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台词：“我最讨厌成年人一方面说教导你，另一方面又害你”。
有的人坐飞机飞走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有的人，活在香港折叠的缝隙里，飞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