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4日17:30:05 娱乐 1382

感谢闫建飞老师赐稿

本文原刊《文史哲》2020年第6期

刊出时有删改，此据原稿

10世纪华北地方士人活动诸层面:

以柳开家族为线索

文丨闫建飞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长沙 410082）

闫建飞：10世纪华北地方士人活动诸层面：以柳开家族为线索丨202012-71（总第1522期） - 天天要闻

闫建飞，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博士，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历史系主任。在《世界宗教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发表论文20篇，出版古籍整理《愧郯录》《宋代官箴书五种》2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2项，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项。

摘要：柳开家族是10世纪华北典型的地方士人家族。家族成员任官既有文职、武职，亦有由文转武者。柳开父辈任官中朝廷除授与幕府辟署者交错，仕宦区域集中于魏博六州；兄弟子侄辈则均为朝廷除授之官员，任职区域遍布全国。这两点反映了10世纪华北地方士人家族发展的一般情况。唐末五代世乱之下，地方士人或逃亡隐居，教授乡里；或因仕途狭窄，为求仕进被迫由文转武，效力军门，尤以服务藩镇幕府者居多。到了宋初，随着国家统一、文治兴起，士人仕途前景广阔，隐居不仕者纷纷应举出仕。同时，五代宋初朝廷逐渐收回地方人事权力，幕府僚佐也基本转变为朝廷命官。以柳开家族为线索，我们可以观察到地方士人政治抉择、家族发展的诸多层面及其与时代变迁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柳开家族、华北、地方士人、科举、教育

10世纪即唐末五代宋初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多变的时期。自20世纪初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说”，这一时期作为唐宋变革的关键时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不过相对而言，学者们对政治、制度等的变动着墨较多，对参与其中的政治人群关注有限；对政治人群的关注又多集中于高层文武官员，对地方士人^[1]的动向注意较少。事实上，地方士人的活动与时代变迁的关系非常密切。对他们的研究，既可以展现动荡多变的时代背景下地方士人的生存状况，也能加深我们对地方士人活动与时代变迁之复杂关系的理解。

10世纪华北士人的研究中，与本文关系密切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世乱背景下士人的选择。赵效宣讨论了唐末五代逃亡至前蜀、南唐以及留在北方的士人在入仕与归隐之间的抉择。^[2]罗宗涛将唐末诗人唐亡后的选择分为眷念旧朝、出仕新朝、投靠方镇、隐居、出家五种，简要分析了不同选择的原因。^[3]李定广将唐末五代士人分为蹭蹬于科举、传食诸侯、隐遁世外、宗教谋生、屈节谋生、以诗谋生六种。^[4]以上研究以赵效宣之文最值得注意。二是对五代宋初士人的政治素质、忠节观念、士风的研究，主要批评他们政治素质低下、忠节观念淡薄、名利色彩浓厚，总体评价较低。^[5]邓小南注意到，经过唐末五代的涤荡，文武之间的交汇与再造，文臣的家世背景淡化，吏能突出者崛起。文臣能力素质的转变和内部的调整，为北宋文臣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条件。^[6]可以看出，既有研究偏重于世乱背景给士人带来的消极影响，只有邓小南注意到世乱背景下士人自身角色的调整以及能力素质的转变。

基于以上情况，笔者打算在赵效宣、邓小南之文的基础上，以柳开（947-1000）^[7]家族为线索，讨论地方士人活动诸层面，藉以观察地方士人如何调整自身角色以适应时代变化，进而呈现地方士人活动与时代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柳氏家族并非士族高门，^[8]对当时政治的影响亦微乎其微。选择柳氏家族，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是柳氏家族主要活跃于五代宋初，活动区域集中在河北魏州，出任职位以藩镇幕职官和州县官为主，是当时华北典型的地方士人家族；二是从材料上说，柳开《河东先生集》中保留了不少柳氏家族成员墓志，是五代宋初比较罕见又相对完整的地方士人家族材料，展示了当时地方士人活动的诸多面向，对于观察地方士人的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材料交代

柳开是宋初文坛重要人物，一向被视为宋代古文的开创者，^[9]学界研究也主要从这方面着眼。^[10]此外，伍伯常、陈峰注意到柳开身上的豪侠色彩，以柳开为中心，讨论了宋初北方兼具文士、豪侠双重色彩的一批“武质化”文人，以及士林的豪横之气。^[11]可见学界对柳开的研究集中于其个人，极少涉及其家族；研究时段集中在柳开活动的宋初，对五代背景亦缺乏足够关注。与之相较，笔者主要讨论五代宋初柳氏家族的发展。

柳氏家族材料集中在柳开《河东先生集》^[12]中。今略作梳理，以备讨论。

表1 《河东先生集》所存柳氏家族、亲属墓志、行状表

说明：下文引用以上墓志、行状时，仅列简称，不再出注。

以上共计九篇墓志，一篇行状，为讨论柳开家族的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了相对完整的信息。根据墓志和其他记载，可以制成《柳开家族世系图》。

二、从柳开家族看地方士人的仕宦情况

从仕宦上看，长期任职于幕职、州县官的柳氏家族并非五代宋初重要家族。不过，通过讨论柳氏家族的仕宦情况，可以了解当时地方士人在文与武、藩镇与朝廷之间的流动。

（一）柳开家族仕宦情况

柳开曾祖柳佺、祖父柳舜卿皆不仕，家族为官始于父辈，承翰、承昫、承陟三人入仕。据《柳承翰墓志》，后唐庄宗与后梁对垒河上时，承翰“捧帝砚笔，出入战中”。同光元年（923）庄宗灭梁，“分赏从臣，乃一命汤阴也”，出任相州汤阴县主簿。当时年仅十余岁的承翰能服务庄宗，应与柳氏为魏州大族有关。《柳承翰墓志》言：“（柳）开王父讳舜卿，隐居邺，人号‘柳长官’者，谓其德行人伏若邑郡长官也。”“柳长官”之称号不论是否靠德行获得，都表明“家雄于财”^[13]的柳舜卿对本地事务有较强的干预能力。庄宗将承翰招入帐下，正是为了笼络本地大族柳氏。

同光四年二月，魏博军乱。三月，讨叛的蕃汉马步军总管李嗣源被乱军劫持。不久李嗣源“由相趋洛”，开始与唐庄宗争夺帝位。当时“兵寇如草，破蜀诛帅，下竞奔乱”，时任相州汤阴主簿的柳承翰“供迎收安，独先而完”，供给李嗣源军队、安定当地局势有功。李嗣源即位后，得赐绯衣银鱼袋。此后承翰历魏州南乐县主簿，长兴年间为辽州和顺县令。当时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932-936年在任），想要将承翰招入幕府，承翰“察石志异，秩满潜归”，除澶州临黄县令。又改卫州录事参军，历洺州临洺、魏州南乐、魏州冠氏县令，显德年间再为南乐县令，建隆年间改魏州元城县令。乾德元年（963），承翰上书宰相，“求一通籍官终其老”，次年拜监察御史。乾德三年，宋太祖召见曰：“淮泗居东南，水陆丛委，吴臣未来，越民未归，郡刺史多恶政。朕方制削诸夏，州立通判，尔去为朕先之，区境将用尔同理也。”由是承翰改“泗州兵马钤辖、通判州事”。^[14]同年五月十日病逝任上。（《柳承翰墓志》）

与柳承翰仕宦遍及各地不同，柳承昫主要在魏州任职。据《柳承昫墓志》，后唐宋王李从厚为魏博节度使时（931-933年在任），承昫在其幕府“主笺奏”。长兴四年（933）十一月，秦王李从荣举兵被杀，二十二日，唐明宗命宣徽使孟汉琼赴魏州征李从厚入觐。当时内外形势汹汹，承昫对元从都押衙宋令询言：

窃闻帝疾弥亟，秦王夷戮，今一单使征王，王即挺身往焉，未为利也。大臣奸豪，赓相结附，但苟其身，不顾于国。王如是至，必孤坐宫中，但能为名曰君，而实为臣于诸权也。与公事王，复何得见王面乎？将天下安危未易知耳！不若尽率府兵，步骑齐发，按甲徐行。若必迎嗣君，命礼来之，王至未晚；彼若动非其礼，吾兵在卫，强者絷之，乱者剪之，而后遵上先旨，不为失耳。（《柳承昫墓志》）

承昫指出，当时明宗将死，朝廷大权掌握在枢密使冯赟、朱弘昭等人手中。假如李从厚孤身赴洛，很可能被冯赟等架空，其旧臣欲见李从厚一面恐怕都不可得。此后的形势发展的确如承昫所言。二十六日，明宗去世。二十九日，承昫与宋令询随李从厚至洛阳。十二月初一，李从厚即位。不久，李从厚旧臣“悉为冯赟、朱弘昭辈远之”（《柳承昫墓志》）。十四日，宋令询被朱弘昭出为磁州刺史，“帝不悦而无〔如〕之何”。^[15]柳承昫未得官，直接返魏。应顺元年（934）三月，凤翔节度使李从珂起兵，唐闵帝李从厚逃奔卫州，宋令询“日令人奔问。及闻帝遇害，大恸半日，自经而卒”，^[16]是唯一为李从厚尽节者。

承昫返魏后，所任职位不详。后周广顺年间，承昫“为有司主兵骑”。当时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王殷为天雄军节度使（951-953年在任），承昫“外女弟刘”（承昫母刘氏外甥女，即承昫表妹）为王殷妾，故王殷视柳氏为姻家。王殷自恃有拥立周太祖郭威之功，又兼侍卫司长官，“恃功专横，凡河北镇戍兵应用敕处分者，殷即以帖行之，又多掊敛民财”。^[17]广顺三年（953）十二月，郭威以将行圜丘大礼，下诏王殷入觐。对于是否入朝，王殷十分犹豫，私下咨询承昫：“上召吾，往可也？不往可也？”承昫不答。王殷曰：“汝不言，是吾往可也。”王殷到达开封，很快被诬谋反，被郭威处死。对此，承昫解释道：

邺自唐庄宗后，历变叛非一，生民破散。今主上英武，不类晋汉。殷将不行，必须作乱，戈甲一临，城溃族灭，非唯连我之家，其惟动国兴戎，忧挠中夏。殷起，即止殷不利耳，吾岂以苟殷一身而反为国害乎？所以吾不答殷，以安家国也。（《柳承昫墓志》）

承昫指出，假如其劝王殷不赴觐，王殷就必须起兵作乱，不仅柳家会受牵连，亦会“动国兴戎，忧挠中夏”。出于安定家国的考虑，承昫不答王殷。这说明，地方士人对藩镇与朝廷力量对比的变化有清醒认识，明确意识到，当时中央已完全确立起对地方的军事优势，朝廷“戈甲一临”，魏州只会“城溃族灭”。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士人安定当地的考虑就会优先于对节帅个人的效忠；假如效忠节帅的同时必须对抗朝廷，他们很可能放弃对节帅的忠诚，向朝廷靠拢。

王殷被杀后，郓州天平军节度使符彦卿改镇天雄，承昫在符彦卿幕府为都孔目官。乾德三年（965），卒于任。

柳承陟仕履不详，墓志题名为“摄大名府户曹参军”，当是天雄节度差摄。

柳开兄弟中，最早入仕者为承昫长子肩吾。肩吾初名震，因柳开改名肩愈，从之改名。开宝三年（970），知制诰扈蒙权知贡举，肩吾中第。随后“献文章阙下，即授大名府法曹参军”，又改舒州团练推官。开宝八年改将作监丞、知永州。还迁左赞善大夫、知郢州。郢州卸任后，雍熙元年（984）十一月卒于唐州其岳父彭文矩家（《柳肩吾墓志》）。

柳肩吾诸子中，柳湜淳化三年（992）登进士第，授苏州长洲县主簿。四年，改中牟县尉（《柳肩吾墓志》），此后任官不详。柳灏、柳沆亦登进士第，“灏秘书丞”。^[18]

柳开是兄弟中第二位入仕者。开宝六年登进士第，两年之后释褐宋州司寇参军。柳开仕履，祝尚书《柳开年谱》述之已详，今据以制表如下。

表 2 柳开仕宦履历表

柳开有子涉，咸平三年因柳开去世，被录为三班奉职。^[19]柳涉后来迁居荆南，仕宦止于皇城使。^[20]

柳肩吾、柳开之外，柳闵、柳闰亦入仕。柳闵为承赞之子，承赞早卒，养于承翰。太平兴国二年（977）中进士第，授沂州沂水县主簿。四年运送粮草有功，被授予昭义军节度推官。九年八月病死（《柳闵墓志》）。柳闰事迹不详。至道二年（996），柳开葬父兄时，柳闰为魏州永济县主簿（《柳承翰墓志》）。

以上是史料所见柳开家族仕宦基本情况。柳氏家族成员任职多为幕职、州县官，最高不过知州，可见并非显赫。除此之外，柳氏家族仕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家族成员中，既有文官，亦有武官，还有由文转武者。二是以北宋建立为界，此前柳氏家族成员既有幕府辟署者，也有朝廷除授者，仕宦地点主要在天雄军六州境内；此后则均为朝廷除授之官，任职区域遍布全国。这两点反映了10世纪华北地方士人家族发展的一般情况，对于了解地方士人的活动十分重要，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二）地方士人的文武抉择

黄巢之乱的爆发，尤其是广明元年（880）黄巢陷两京后，唐帝国陷入全面动乱，唐军与黄巢军之间、藩镇与藩镇之间的战争持续不断，社会各阶层都被卷入战乱，其中士人的动向尤其值得注意。唐自中叶以降，文武分途日趋明显，士人家族与武将家族的仕途也逐渐泾渭分明。文人不习武事，武人不娴笔墨，成为常态。^[21]刘崇远云：

世之清平也，搢绅之士率多矜持儒雅，高心世禄，靡念文武之本，群尚轻薄之风。莅官行法，何尝及治？由是大纲不维，小漏忘补，失民有素，上下相蒙。^[22]

这样一种士林风气，使他们面对黄巢之乱和随后的全国动乱时，明显缺乏足够的应变能力。高居庙堂的衣冠清流，无力挽救垂死的大唐帝国；居于地方的士人家族，也无力自保，维持乡里稳定。战乱之下，逃亡成为许多士人的无奈选择。士人或“逃难汾晋间”，^[23]依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或亡入巴蜀，“多欲依（王）建以避乱”；^[24]或“南趋衡岳下”，^[25]“藏迹于荆楚间”。^[26]逃亡之外，隐居也成为不少士人的无奈选择。士人或因“黄巢犯京师，天子幸蜀”，“窜伏窟穴，以保其生”；^[27]或因藩镇混战，中原多难，“缩影窜迹，不复自显”；^[28]或因白马之祸，“衣冠自相残害”，^[29]心灰意冷，隐居不仕；或因军阀残暴，黥涅士人，^[30]披缁入道，“多为僧以避之”。^[31]

世乱之下，士人既有选择逃亡、隐居消极应对者，亦有调整自身角色、主动适应者，甚至不少士人将战乱视为改变自身命运、获取仕进的契机。唐末动乱摧毁了原有的统治秩序，割据势力纷纷崛起，成为唐末政治的主角。在这种情况下，效力藩镇成为士人最主要的出路。士人或“传食诸侯”，^[32]为之僚佐；或“自效军门”，^[33]改署右职。柳氏家族中，柳承陟是藩镇差摄的文职僚佐；承昫是效力军门、出任武职者。士人出任藩镇僚佐并非唐末五代特有的现象，相较之下，这一时期士人由文转武的现象更值得注意。

就既有材料来看，广明元年黄巢陷两京后，由文转武、效力军门的例子明显增多。世乱之下，“吏才难展用兵时”，^[34]士人仕进之途骤然狭窄，要想获得仕途发展，自效军门、由文转武成为迫不得已的举动。如孙彦思（865-916）：

公幼寻经典，长值干戈，四海多艰，中原无主，是以捐文习武，许国忘家。自始及终，从□至□，拥骁锐数千之众，匡淮海三十余年。^[35]

又西方再通：

挺生时杰，克守家风。属以巨寇兴妖，中原版荡，谓儒雅安能济国，非武艺不足进身。遂掷笔以束书，乃成功而立事。终于定州都指挥使。^[36]

孙彦思、西方再通二人家世为文官，黄巢陷两京后，为求仕进，均由文转武。广明元年九月，黄巢军渡淮入河南，家世文官的汴州雍丘人王璠“见机而作，顺命承时，遽脱儒冠，俄就武略”，^[37]由文转武，加入黄巢军。李涛“涉书史，会唐末四方盗起，乃投笔从军。光启三年，秦彦囚高骈，涛从（杨）行密举义，列八寨维扬西”。^[38]乌震“少孤，自勤于乡校。弱冠从军，初为镇州队长，以功渐升都将”，^[39]成为成德节度使王镕重要部将。天复三年（903），朱温举兵击平卢军节度使王师范，“少好书传，尝诣长白山讲肄”的高汉筠，“乃掷笔谒焉，寻纳于军门，未几，出为卫州牙校”。^[40]幽州节度使刘守光“不喜儒士”，“少通《左氏春秋》”的张希崇，为求仕进，“乃掷笔以自效，守光纳之，渐升为裨将”。^[41]

同样是效力军门，由文转武者的处境比出任藩镇幕职官者要艰难许多。文职幕职官或掌文翰，或处理行政、财政事务，负责的是士人（包括文士和文吏）相对熟悉的领域，他们也往往因此得到府主认可、器重，崭露头角。而由文转武者施展的平台却是沙场，要与赳赳武夫在战场一争高下，缺乏武力和军事经验的他们，很难从金戈铁马中脱颖而出。^[42]因此，唐末五代，由文转武的士人虽不在少数，但能借此发迹者并不多见。

由文转武，作为士人应对世乱的方式，首先影响的是士人个人。与单纯的武将、文臣相比，由文转武者对文武之事都相对熟悉，个人能力素质相对全面，这使他们能够适应的职位较多，不少人在文武之间多次转换。如李琼“幼好学，涉猎史传。杖策诣太原依唐庄宗，属募勇士，即应募”，由文转武。在军中与周太祖郭威等十人约为兄弟，郭威“与琼情好尤密”。后汉时，枢密使郭威讨河中叛将李守贞，“乃解琼兵籍，令参西征军事”，平叛后“授朝散大夫、大理司直”，李琼又由武转文。后周时，李琼先后出任内作坊使、济州刺史、洺州团练使、安州防御使等武职，再次由文转武。宋初，“召为太子宾客”，由武转文。建隆三年（962），上章请老，以武官右骁卫上将军致仕。^[43]崔琳（881-938）自称出自清河崔氏。庄宗入魏后，先后出任魏州冠氏县尉、博州堂邑县令、魏州永济县令。同光元年（923），“以材器自如，清浊靡间，因授邢州都孔目官，次迁邺都前职、曹州司马”，由文转武。天成年间，莱芜监使满任后，“解印到阙”，“以世儒，乞就文资，因授朝散大夫、检校驾部正郎（郎中）、行汴纠（录事参军）”，又由武转文。汴州录事参军任期未满，丁忧在家，“未终丧制”，起复“授三司都勾，加银青、检校大戎（兵部尚书）。次转检校右揆（右仆射），又迁密院都承旨、检校左揆（左仆射）、右领军卫将军”，再次由文转武。最后出为“义武军节度副使、权易定事”。^[44]李琼、崔琳一生在文武之间多次转换，仕进之路大大拓宽。

其次，由文转武影响到家族成员在文武方面的选择，使家族成员的仕途呈现出文武并进的态势。以柳开家族为例。柳氏家族本是魏州地区的普通士人家族，后唐时柳承翰以文臣出仕；柳承昫以武臣出仕，在魏州任职三十余年。这种情况使家族成员对文武之事都相对熟悉，对文武职位亦无偏见。柳承翰言：“载金连车，不如教子读书；弯弓骑马，功成无价。”（《柳承翰墓志》）认为文武素质都十分重要。柳开兄弟辈和子侄辈依然文武并进。柳开四十岁时由文转武，其兄弟柳肩吾、柳闵、柳闰均为文职。柳开子柳涉以三班奉职入仕，为武官，最后升为皇城使；柳肩吾三子则以进士入仕，出任文职。五代宋初，像柳氏这样文武并进的家族，不在少数。

第三，由文转武，所影响到的绝不仅仅是士人及其家族，他们身边的武人也会受到影响。如李琼，在军中与周太祖郭威等十人约为兄弟，

周祖与琼情好尤密，尝过琼，见其危坐读书，因问所读何书，琼曰：“此《阃外春秋》，所谓以正守国，以奇用兵，较存亡治乱，记贤愚成败，皆在此也。”周祖令读之，谓琼曰：“兄当教我。”自是周祖出入常袖以自随，遇暇辄读，每问难琼，谓琼为师。^[45]

《阃外春秋》为唐李筌所撰，“起周武王胜殷，止唐太宗擒窦建德，明君良将、战争攻取之事”，^[46]为战史故事。郭威作为武将，对此颇感兴趣。但其开始读书，却是因为由文转武者李琼的直接影响。

唐末五代士人的自效军门与被接纳，引起的是文武双方的改变与调整。就文人来说，当时的仕进之途主要是由文转武或出任文职僚佐，其中有文翰表奏之才或吏能突出者最受重视。这一方面压缩了普通儒生文士的仕途空间，另一方面迫使文士更重视吏能。就武人来说，首先是在扩张自身权力的过程中，认识到文人（首先是文吏）在治事参谋、行政运作中的重要性，加上文职僚佐和由文转武者的影响，不少武将开始着意接近士人，甚至读书习文。文武双方的“交汇”、士人能力素质的转变，为宋代文臣群体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47]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尽管文武互动增多，但文武隔绝、对立乃至敌视的现象仍广泛存在，^[48]这与唐代文武区分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叶炜指出，所谓“文、武之分”，可分为品职制度与个人出身、资质两个层面。唐前期的区分标准主要是职事官和阶官体系；但唐后期随着军功滥授，武职事官和武阶官严重贬值，武官开始通过检校官、试官、摄官等方式与文臣共享文职事官和文散官，由此文武区分更多依赖官员个人出身和资质，^[49]这使文武群体的区隔乃至敌视日渐严重。五代宋初文武互动的增加，也未能真正改变这一状况。北宋中后期以文制武、重文轻武等局面的形成，亦与此有莫大关系。

（三）从幕府僚佐向朝廷命官的转变^[50]

五代时期，柳开家族中既有幕府僚佐，亦有朝廷命官，主要居住、仕宦于魏州；到了宋初，柳开兄弟子侄辈均为朝廷命官，已很少在魏为官，仕宦散布全国各地。要讨论这一问题，须与节帅的地方经营结合起来。

在节帅的地方经营中，有两类士人值得注意：一类是随府幕职官，他们长期追随节帅，深得节帅信任，是使府运作的核心；^[51]另一类是像柳开家族这样的本地士人，他们长期居住、仕宦于当地，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是节帅经营地方必须倚重的力量。研究者注意到，唐后期河北士人较少见于记载，中举者亦少，^[52]这固然与河北“胡化”及战乱带来的尚武之风导致习文者减少有关；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由于藩镇割据，河北士人仕宦长期局限于当地，很少任职中央或其他地区，封闭性较强，很难进入研究者视野。《孔谦及妻刘氏王氏合葬墓志》言：

昔者天宝末，禄山自燕蓟犯顺，四海沸腾，首尾六七十年。逆者帝，大者王，小者侯，跨裂土疆，各各自有，是以地产翘俊，不复得出境而仕矣。直至天祐初，洎伪梁世亦然也。^[53]

由于安史之乱以来的割据局面，河北士人“不复得出境而仕”，直到后梁依然如此。《柳承昫墓志》亦有类似记载：

安史横逆，唐天子弗督河朔二百年。魏近夸传罗绍威牙中盛大，文武材士出其土，必试府下诸吏以起家。至我太祖清夷区极，厥俗渐易。

天雄军文武材士“必试府下诸吏以起家”，可见他们基本服务于藩镇幕府。柳开甚至认为，这一现象直到宋太祖时才逐渐改观。这与其他地区士人多以幕府为跳板，之后被重新纳入中央铨选有很大不同。唐末五代梁晋相争，夹在其中的河朔藩镇自治局面渐次被打破，河北士人开始流布四方。天祐三年（906）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为救援沧州，发管内所有男子从军，士人亦“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导致卢龙士人“例多黥涅”，被迫由文转武，或 “伏窜而免”。^[54]幽州地区的文人流亡相继，不少进入其他地区节帅幕府。唐末五代幽州地区的士人十分活跃，^[55]正与此密切相关。学者们指出，五代时期来自河北地区的文臣武将在政权内部的比例不断提高，至后周已经超越河南、河东等地。^[56]这正是由于河朔割据的打破，为河北人材的流动以及仕宦中央提供了条件。

地方士人尤其是唐后期的河北士人仕宦局限于当地，形成“魁垒之士多在外藩”^[57]的局面，一方面是藩镇割据导致的，另一方面在当地世代为官的他们，又是藩镇割据的重要支柱。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在努力打破河朔藩镇割据的同时，朝廷还必须完全掌握地方人事权力。柳开家族成员中，柳承翰历官十一任，均为朝廷委任的州县官；柳承昫在魏州三十余年，则完全服务于天雄军幕府；柳承陟亦被天雄军节度使差摄大名府户曹参军。柳氏家族成员中朝廷委任与幕府辟署交错，正反映出五代时期河朔割据局面已被打破、但朝廷尚未完全掌握幕职州县官委任权、地方士人尚颇多仕宦于藩镇幕府的情况。而到了柳开兄弟出仕的开宝、太平兴国年间，地方人事权力已尽数收归中央，^[58]藩镇辟署者已非常少见。柳开兄弟均通过科举入仕，是朝廷除授的州县官员。柳氏家族仕宦的变化，正反映出地方士人从幕府僚佐向朝廷命官的转变过程。

对于仕宦于幕府还是朝廷，唐宋士人的看法有巨大差异。唐后期“游宦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59]宋人看法可以范仲淹之言为代表：

唐季海内支裂，卿材国士不为时王之用者，民鲜得而称焉。皇朝以来，士君子工一词，明一经，无远近直趋天王之庭，为邦家光。吾搢绅生宜乐斯时，宝斯时，则深于《春秋》者，无所讥焉。^[60]

在范仲淹看来，假如仕宦于地方诸侯、藩镇幕府，“不为时王之用”，则无足称；只有“直趋天王之庭”的天子门生、朝廷命官，才“为邦家光”，士大夫应当珍惜能够服务天子的机会和提供这种机会的时代。因此范仲淹感叹孙鹗“奇文远策，而终于霸臣”^[61]是值得哀吊之事。这种强烈的“尊王”、服务朝廷的意识，正反映出朝廷彻底掌握地方官员委任权后，士人观念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是在宋廷努力与士人自觉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三、地方士人对科举入仕态度的变化

柳氏家族对教育十分重视，家族八篇墓志中柳承翰、柳承远、柳承陟、柳闵、柳肩吾、柳辟六篇均提及墓主读书之事。典型如《柳承远墓志》：

我烈考御史（柳承翰）有异母季弟讳承远，出于贾夫人。耳病，无所闻。开王父讳舜卿，遁唐衰微，默处闾巷。季父五七岁，即李先生教读书画字。父既艰听，比常儿训倍力不尚。开王父月厚金偿先生，祷曰：“儿虽此，愿生无倦诲。”父稚如石，授莫入焉。开王父每晨促起，提父手扶之抵先生所……以是季父果知学。及长，善书，聪慧敦信，事诸兄如父。主缗钱千万，用子本为质，无欺终身，诸兄倚之不疑。克成我王父之志，孝矣！

柳承远“耳病，无所闻”，听力基本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柳舜卿仍坚持对其教育，柳氏家族对教育之重视可见一斑。承远最后“知学”、“善书”，乃至主持家业。吴处厚《青箱杂记》言：“柳崇仪开家雄于财，好交结，乐散施，而季父（承远）主家，多靳不与。”^[62]可兹为证。

自科举制度建立，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参加科举，进而入仕。不过，柳氏家族成员对是否应举入仕，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别。《柳承翰墓志》言：

年二十二，学诗于隐者孟若水，从万俟生授字学，为文章。瀛王道幼识先君，止之曰：“君少为令，有绯，何须举进士乎？获一第，不过作书记，向人（按）〔案〕傍求残食也。”先君纳之。

承翰十余岁“捧帝砚笔”，在唐庄宗帐下服务，当时冯道为庄宗霸府掌书记，^[63]二人当由此相识。承翰长兴年间（930-933）始为令，从“君少为令”来看，这段对话应发生在长兴年间，当时冯道为宰相。冯道劝柳承翰放弃科举的原因在于进士及第后仕宦前景一般，“不过作书记，向人案傍求残食也”。

与承翰相比，承陟不仅对科举不感兴趣，亦排斥入仕。后汉宰相苏禹珪曾问承陟是否愿意出仕，承陟答曰：

学以仕也，以某观之，取公为喻。公，仕之达者也，何利焉？晨鼓未警先朝矣，暮鼓已严后归矣。能何惠及物？能何功宁邦？能何道佐君？能何术举善？能何法除奸？能何策御戎？独言必是，谁必从之？独谋必臧，谁必赞之？进退拳拳，善恶然然。动防止思，违忧徇疑。但不过为妻子作快乐，恣贪欲，亲朋宾仆，外为气势，于身何利乎？公犹是，矧余屑屑曰官人者耶……某有兄贤孝不贰，读书乐道，终身不仕也。（《柳承陟墓志》）

承陟的回答非常值得注意。他指出，苏禹珪作为宰相，终日劳累，但既不能惠物宁邦，又不能佐君举善，亦无法除奸御戎，君主对其并非言听计从，同僚不能赞成其策，高居庙堂，尸位素餐，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宰相尚且如此，其他官僚可知，故承陟不愿出仕。承陟之答直指当时士人面临的困境：一方面传统的儒家教育是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另一方面现实却是由于武人主政以及士人能力素质的缺陷，士人在时代需要面前又无能为力、无所作为，只好抱着“官职有来须与做”^[64]的态度，混迹于世。这种现实浇灭了不少士人的应举出仕之心。

到了柳开一辈，柳氏家族对科举入仕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柳开堂兄肩吾积极应举，开宝三年（970）中举后，随即“献文章阙下，即授大名府法曹参军”（《柳肩吾墓志》）。柳开对科举功名更加热衷。为求显贵推荐发解，开宝五年，先后上书魏州观察判官窦僖、翰林学士卢多逊。次年二月，又上书知贡举李昉。柳开堂弟柳闵，亦热衷科举，《柳闵墓志》言：

应学究举，连上试登第。洎进名，而名不在榜中，谓之御笔勾落，频岁此者三。我烈考苦君不第，命日者以数穷之，云：“君年二十有八有禄。”太平兴国二年，果始策名。

柳闵多次参加科举，直到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大幅增加录取名额，方才中第。其中柳承翰对科举态度的转变值得注意。承翰最初听从冯道建议，并未应举，此时对子侄的应举却十分重视，乃至卜卦算命。柳氏家族对科举态度的转变，在柳辟身上体现得也很明显。《柳辟墓志》云：

先生生于仲父承昫田夫人，夫人怜之甚，为童儿时，学校中师不敢深诲之。及孤，年三十，见开与肩（吴）〔吾〕、闵成名，人羡之，乃自克意读书，日与文士游，作诗章句，孜孜然。

柳辟本不乐读书，三十岁（974年）时，看到兄弟之中柳肩吾、柳开相继中举成名，柳闵亦汲汲应举，为人羡慕，始“克意读书，日与文士游，作诗章句”。可惜数年之后，尚未中举，便已病逝。另外，柳氏家族第二、三代女性中，与进士联姻者亦不少：柳承远二女分嫁进士刘去华、明经皇甫鹗（《柳承远墓志》），柳闵三女嫁进士卫旭、张景、董冠（《柳闵墓志》），充分反映了宋初柳氏家族对科举之重视。

柳氏家族对科举、入仕态度的代际差别，反映了当时地方士人家族发展的一般情况。“方五代之际，天下分裂大乱，贤人君子皆自引于深山大泽之间，以不仕为得。”^[65]他们或隐居乡里、教授生徒，或习业于山林寺院，^[66]乃至披缁入道。晁公武在谈到禅门五宗（洞下、云门、法眼、沩仰、临济）兴盛时指出：

五宗学徒徧于海内，迄今数百年。临济、云门、洞下，日愈益盛。尝考其世，皆出唐末五代兵戈极乱之际。意者，乱世聪明贤豪之士，无所施其能，故愤世嫉邪，长往不返，而其名言至行，譬犹联珠叠璧，虽山渊之高深，终不能掩覆其光彩，而必辉润于外也。故人得而著之竹帛，罔有遗轶焉。^[67]

隐居山林寺院者成为佛教发展的推动者，活跃于乡村闾里的地方士人，则是地方上的文化传播者。就柳氏家族来说，柳承翰“学诗于隐者孟若水，从万俟生授字学，为文章”（《柳承翰墓志》）；有耳病的柳承远从李先生读书写字；柳承陟学习于来自衡山的“诗者韦鼎”，“从之游，得其旨”（《柳承陟墓志》）；柳开从老儒赵生处得韩愈之文（《柳开行状》）；柳闵“年十七，授《书》《易》胶东胡生，通诵之”（《柳闵墓志》）。孟若水、万俟生、李先生、赵先生、胡先生等都是隐居乡里、教育一方的地方士人。唐末五代，像他们这样在地方的文化传播者不在少数。如宋州楚丘县人戚同文：

始，闻邑人杨悫教授生徒，日过其学舍，因授《礼记》，随即成诵，日讽一卷，悫异而留之。不终岁毕诵五经，悫即妻以女弟。自是弥益勤励读书，累年不解带。时晋末丧乱，绝意禄仕，且思见混一，遂以“同文”为名字。悫尝勉之仕，同文曰：“长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悫依将军赵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托同文，即为葬三世数丧。直复厚加礼待，为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践台阁。^[68]

杨悫、戚同文绝意禄仕，教授乡里，戚同文教育成果尤其显著。又石昂：

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而昂不求仕进。^[69]

又窦禹钧，蓟州渔阳人，即《三字经》中“教五子，名俱扬”的窦燕山。教子有方，五子中“仪，至礼部尚书，俨，礼部侍郎，皆为翰林学士；侃，左补阙，偁，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僖，起居郎”。他对地方教育颇为用心，

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贫无供须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故其子见闻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门登贵显者，前后接踵。^[70]

这些隐居乡里、教授地方的士人，承担着传播文化的职责，是这一时期教育趋于社会化、知识普及的重要原因。在“五代之际，儒学既摈”的背景下，他们“治术业于闾巷”，虽“文多浅近”，^[71]并非硕学大儒，却是乱世中文化教育的坚守者，是动乱中斯文不绝如缕的主要原因。天水一朝，文教昌盛，上规汉唐，下开明清，与唐末五代地方士人的坚忍苦节，隐居避地，以延续文化血脉，密切相关。

宋朝建立后，随着统一完成，战乱消弭；宋太祖提倡武臣读书，感叹“宰相须用读书人”；^[72]太宗对文化、科举尤其重视，取士人数大幅增加，中举后仕宦前景广阔。士人期待已久的“太平盛世”到来，隐居避世者纷纷出仕。如阎象，

生汉、晋之间，遭世多虞，虽出将家而不喜战斗；独好学，通三《礼》，颇习子、史，为文辞……以三《礼》教授弟子。大宋受命，天下将平，公乃出。以三《礼》举中建隆某年某科。^[73]

曲阜作为孔子故里，当地士人对出仕态度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分裂大坏如五季，文物荡尽，而鲁儒犹往往抱经伏农野，守死善道，盖五十年而不改也。”北宋建立后，

太祖皇帝起平祸乱，尽屈良、平、信、越之策，休牛马而弗用，慨然思得诸生儒士与议太平。而鲁之学者始稍稍自奋垄亩，大裾长绅杂出于戎马介士之间。父老见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时厌乱，人思复常，故士贵，盖不待其名实加于上下，见其物色士类，而意已悦安之。此儒之效也。^[74]

鲁儒“大裾长绅杂出于戎马介士之间”，正反映出北宋初建时五代未远、士人已出之场景。

随着时局稳定、文治兴起，不仅隐居者纷纷出仕，其他社会各阶层也开始以科举为业。王子舆家世豪杰，居于中原王朝与吴唐边境的沂、密地区，祖、父为沿边八寨都指挥使，保卫乡里。周世宗占领淮南十四州之后，沂、密成为内地，王子舆之父“始去兵即农，厚自封植”。^[75]太平兴国八年（983），子舆举进士。^[76]此为军人子弟改习科举者。又李咸让（940-1012），“生五代之季，遭天下兵荒，而能勤身节用，以货自力，用治生取予之术……而资用益饶，遂为丰家焉”。知其为五代宋初的成功商人。致富之后，“遂退居里巷，以顺适其情，惟务收图书、教子弟为事居”。其子“遂退而治《春秋》学”，“以明经三上中第”。^[77]此为商人子弟改习科举者。其他例子甚多，不枚举。可以看出，在社会安定、文治兴起的时代背景下，读书业儒成为社会各阶层的追求。

宋初地方士人对科举入仕态度的转变，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首先，随着宋朝统一，战乱基本消弭，士人因世乱隐居者大为减少。其次，宋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教训，倡导文治以抑制武人权势，宋太祖对读书的提倡，太宗大幅度增加科举录取人数，鼓励了士人应举出仕的热情；武人主政局面终结，士人能够施展的空间扩大。第三，到了宋初，地方人事权力包括幕职官、州县官委任权基本收归朝廷，士人入仕的途径和能够出任的职位明显增加。由此地方士人应举出仕的热情大大高涨。

四、结语

柳开家族并非五代宋初重要士人家族，但其在五代宋初的发展，展示了当时士人活动的诸多层面。其中，既有因世乱隐居不仕、无意应举的一面，亦有调整自身角色，由文转武，积极仕进的一面，对科举入仕的态度也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柳氏家族的不同面向及其变化，对于观察唐末五代宋初地方士人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赵效宣总结道，乱离之际，士人“弃官归隐者有之，皈依沙门者有之，死守中原隐居故地者有之，佯狂不问世事者有之，居家教子授徒者有之，抱经伏农野死守善道者有之”。^[78]这些层面大多能在柳开家族的活动中得到印证。到了宋初，随着局势稳定、文治兴起，士人的仕进之路大大拓宽，地方士人对科举入仕的态度明显高涨，纷纷应举入仕。柳开兄弟、子侄辈的应举入仕，正反映了时代潮流的变化。可见柳开家族是观察唐末五代宋初地方士人活动的最佳案例。

地方士人活动的诸多层面，显示出他们与时代变迁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地方士人的活动受到时代的巨大影响。唐末大乱导致藩镇成为当时的政治主角，这使地方士人只能选择任职幕府僚佐、效力军门，或隐居不仕。随着五代宋初朝廷的持续努力，幕职官逐渐改由朝廷除授，地方士人逐渐从幕府僚佐向朝廷命官转变。另一方面，地方士人的活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时代进程。他们出任僚佐、效力军门、由文转武，在积极调整自身角色的同时，也影响到其他相关政治人群，带来了文武双方的调整和转变，为宋代文臣群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世乱中他们对文化的坚守和传播教育的贡献，保存了文化血脉，扩大了基层受教育人群，是宋初文治兴起、文化复兴的前提。文治兴起、文化复兴，又拓宽了士人的仕途前景，鼓励了他们应举出仕的热情。时代影响士人，士人改变时代。正是这复杂错综的关系，展示出时代变迁下地方士人活动的丰富内容。

*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夏对峙格局下的陕西军政研究”（项目号：20CZS028）及2019年度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0世纪藩镇研究”（项目号：19YBQ031）阶段性成果。论文修改过程中，蒙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尹承先生惠示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1] 本文所谓地方士人，主要指居住或仕宦于地方（非两京）尤其是本地的士人；出身非文官或士人家庭，以业儒习文求进者，亦在研究范围之内。

[2] 赵效宣：《五代兵灾中士人之逃亡与隐居》，《新亚书院学术年刊》（香港）第5期，1963年，第291-330页。

[3] 罗宗涛：《唐末诗人对唐亡的反应试探》，见中国唐代学会，“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历史系编：《第五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381-405页。

[4] 李定广：《唐末五代乱世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7-55页。

[5] 王凤翔：《五代士人群体及士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4年；涂美云：《五代至宋初四朝之士行与学风试论》，《东吴中文学报》（台北）第13期，2007年，第109-143页；祁开龙：《五代南方士风的变化》，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9年。

[6] 邓小南：《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朗润学史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6-73页。

[7] 柳开卒年，《宋史》卷四四〇《柳开传》误以为咸平四年（100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028页），实为三年。参祝尚书：《柳开年谱》，《宋代文化研究》第3辑，1993年，第145-146页。

[8] 柳开曾冒姓河东柳氏，祝尚书辨之已详。祝尚书：《柳开年谱》，《宋代文化研究》第3辑，第114页。

[9] 如《宋史》卷四四二《穆修传》：“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第13070页。

[10] 祝尚书：《柳开学韩得失论》，《文学遗产》1988年第4期，第68-76页；葛晓音：《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第101-120页；祝尚书《柳开年谱》，《宋代文化研究》第3辑，第113-147页；朱国能：《柳开及其著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香港大学，1993年；沈松勤：《从南北对峙到南北融合——宋初百年文坛演变历程》，《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第61-70页等。

[11] 伍伯常：《北宋初年的北方文士与豪侠——以柳开的事功及作风形象为中心》，《清华学报》（台北）新第36卷第2期，2006年12月，第295-344页；陈峰：《柳开事迹与宋初士林的豪横之气》，《宋史研究论丛》第13辑，2012年，第56-75页。

[12] 《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

[13] 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3-64页。

[14] 《河东先生集》卷八《与河北都转运樊谏议书》，叶9b。

[15] 《资治通鉴》卷二七八，长兴四年十二月丙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097页。

[16] 《旧五代史》卷六六《宋令询传》，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修订版，第1025页。

[17]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广顺三年十二月，第9497页。

[18] 《宋史》卷四四〇《柳开传》，第13028页。

[19] 《宋史》卷四四〇《柳开传》，第13028页。

[20] 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一八《柳开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29页。

[21] 尽管部分士人仍有才兼文武的追求，但由于武技、军事素养、战争经验的缺乏，他们很难在军事上有所作为。参方震华：《才兼文武的追求——唐代后期士人的军事参与》，《台大历史学报》（台北）第50期，2012年12月，第1-31页。

[22] 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36-837页。

[23] 《旧五代史》卷六〇《李袭吉传》，第929页。

[24] 《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王建传》，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修订版，第885页。

[25] 夏竦：《文庄集》卷二八《故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工部侍郎致仕上柱国彭城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实封四百户赠刑部侍郎朱公（昂）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7册，第275页上栏。

[26] 孙光宪撰、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卷六《李琪书树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43页。

[27] 《旧五代史》卷二四《张儁传》，第373页。

[28] 《旧五代史》卷二四《孙骘传》，第372页。

[29] 《旧五代史》卷六七《李愚传》，第1038页。

[30] 《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僭伪·刘仁恭传》，第2100页。

[31] 《旧五代史》卷六七《赵凤传》，第1035页。

[32] 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九《罗隐》，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册第123页。

[33] 《宋史》卷二六三《张昭传》，第9086页。

[34] 杜荀鹤：《杜荀鹤文集》卷一《赠秋浦张明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影宋蜀刻本，第20页。

[35] 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三一《孙彦思墓志》，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68页；拓片见王思礼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江苏山东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9页。

[36] 《五代墓志汇考》七七《西方邺墓志》，第202页；拓片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6册《五代十国》，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9页。

[37] 《五代墓志汇考》五七《王璠墓志》，第138-139页；拓片见陈长安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5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2页。

[38] 路振撰，吴在庆、吴嘉骐点校：《九国志》卷二《李涛传》，傅璇琮等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3247页。

[39] 《旧五代史》卷五九《乌震传》，第918页。

[40] 《旧五代史》卷九四《高汉筠传》，第1458页。

[41] 《旧五代史》卷八八《张希崇传》，第1334页。

[42] 唐后期士人参与军事往往难有作为，亦是如此。参方震华：《才兼文武的追求——唐代后期士人的军事参与》，《台大历史学报》（台北）第50期，第1-31页。

[43] 《宋史》卷二六一《李琼传》，第9031-9032页。

[44] 贾振林编：《文化安丰》六《古墓志铭集粹》188《故镇定管内都榷盐制置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崔府君（琳）墓志铭并序》，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430页。括号中解释文字为笔者所加。

[45] 《宋史》卷二六一《李琼传》，第9031页。

[46] 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二《兵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1页。是书全本早佚，敦煌文书P.2668保存了进书表、卷一和卷二上半，P.2501存卷四、卷五。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册，第150-155页；第14册，第346-353页。

[47] 参邓小南：《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朗润学史丛稿》，第36-73页。

[48] 闫建飞：《评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中外论坛》2019年第1期，第159-172页。

[49] 叶炜：《武职与武阶：唐代官僚政治中文武分途问题的一个观察点》，收入徐冲主编：《中国中古史研究》第6卷，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201-221页。

[50] 所谓“幕府僚佐”、“朝廷命官”主要是就地方官员委任权而言的，前者指藩镇辟署者，后者指朝廷委任者。朝廷委任的使府僚佐，亦为“朝廷命官”。

[51] 闫建飞：《宋代幕职州县官体系之形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98-100页。

[52] 刘琴丽指出唐后期仍有不少河北士人参加科举考试。诚如所言，但其认为河北对科举的重视程度与“内地”无异，则明显夸大。见《由科举仕进看中晚唐河北藩镇的地域文化》，《唐代举子科考生活研究》附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18-344页。

[53] 录文见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六八，第172页；拓片见《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6册《五代十国》，第32页。案：录文将“六七十年”误录为“六十七年”。

[54] 《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僭伪·刘仁恭传》，第2100页。

[55] 陆扬：《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唐研究》第19卷，2013年，第288-295页。

[56] 西川正夫：《华北五代王朝の文臣官僚》，《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东京）第27册，1962年3月，第214-215页。毛汉光：《五代之政权延续与政权转移》，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第2分，1980年，收入《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71-472页。谭凯：《晚唐河北人对宋初文化的影响》，《唐研究》第19卷，2013年，第260-262页。

[57] 丁度：《大宋赠秘书少监王府君（璘）墓志铭并序》，郭茂育、刘继保：《宋代墓志辑释》二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8-59页。

[58] 五代宋初地方人事权力收归中央的过程参闫建飞：《唐末五代宋初北方藩镇州郡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7年，第138-160页。

[59] 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三《风宪》，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5页。

[60]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五《太府少卿知处州事孙公（鹗）墓表》，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1-372页。

[61] 《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五《太府少卿知处州事孙公（鹗）墓表》，《范仲淹全集》，第372页。

[62]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第63-64页。

[63] 《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第1923-1924页。

[64] 文莹撰，郑世刚、杨力扬点校：《续湘山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5页。

[65] 陆游撰、李建国点校：《南唐书》卷四《宋齐丘传论》，《五代史书汇编》，第5498页。

[66] 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原载《史语所集刊》第30本，1959年，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86-931页。

[67]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一六《子部·释书类·景德传灯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84页。

[68] 《宋史》卷四五七《戚同文传》，第13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