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针
「妹娃么儿 那个槐花开哟喂——瑟——」
第一首歌《幺妹》的第一句就别具一格，透着鲜明的地域特色。显然是西南地区的。
第二天演出，一群中年男人首先登场。娴熟挥洒的演奏手法、放松的舞台姿态和从容自信的气质，无不显示着他们经历过数十年的音乐生涯、鲜花荣誉、风风雨雨，像是一群从不拉稀摆带的袍哥老大。
这种自信早在30多年前就表现出来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的文案，第一句话就如此自我介绍：「指南针乐队——中国摇滚新生代最强音」。
主唱刘峥嵘声音极有特色，冷峻中兼有嘶哑，被称为「中国最冷峻的声音」。
他出生于音乐世家，5岁开始拉二胡，12岁从重庆考到北京，以全国只招两名的成绩进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二胡专业，接下来就是音乐学院、研究生、分到国家音乐团体，稳固优裕的生活在向他招手。然而数年后，他的一个决定惊掉了学校老师的下巴——退学。他15岁那年就加入了何勇、秦勇等人的「五月天」乐队，一心在外头搞摇滚乐。
第二首歌《我没有远方》来了，全场大合唱。它唤起了许多人的青春回忆。
「迷失在高楼大厦钢筋围墙
找一点遗漏下来的阳光
没有天空我恍恍惚惚，
眼中闪过一片一片都市的疯狂
……」
像一个美丽的童话，又像一个梦。一群以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生为主的年轻人来到北京闯荡，被著名音乐人、崔健的前经纪人王晓京看中。王晓京为他们请来了四川老乡、北大俄语系的藏族才子洛兵担任特约词作人；还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主唱——来自江西南昌，16岁闯荡北京的女孩罗琦。
很快，摇滚圈就记住了罗琦高亢霸气、穿透力极强的声音，以及那张堪称首首精品的专辑《选择坚强》。
接下来的事，所有人都知道了。罗琦退出乐队，又身陷毒品丑闻、出国、生子、回国、事业起落……1994年，刘峥嵘加入指南针乐队，成为第二任主唱至今。「换主唱是（乐队的）硬伤，当时确实很有压力。」他回忆。
在他任上，指南针乐队出版了第二张专辑《无法逃脱》，这也是一张堪称首首精品的优秀专辑，指南针乐队被坊间称为「有史以来中国换主唱最成功的乐队」。
数年后，指南针乐队又发生了一次巨大变动——其他几位成员决定回家乡去发展，而刘峥嵘和键盘手郭亮选择留在北京。很多年里，这支乐队都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再也没有出过新的专辑。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摇滚乐最艰难的一段时间，盗版猖獗、演出稀少，整个市场还不成熟，音乐公司的巨额投资无从收回，很多乐队出了专辑却发现生活依然难以为继。
高旗说过一句话：摇滚乐是中国最大的公益事业。张楚告诉我：红磡那场演出是很火，但它并没有给中国内地的演出市场带来多大的激励作用。因为内地的音乐工业、服务业不可能一夜之间达到香港的水平，要等到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才差不多赶上来。
于是，在全国年轻人还在陆续奔赴北京搞摇滚的时候，一些先一步来的乐队却「逃离北上广」，回到生活成本更低的家乡去发展。
多年后的如今，中国摇滚乐的市场发展起来了，一些音乐人上了央视春晚，满地都是音乐节。然而那批「逃离北上广」的乐队，大都散了。
最后一首歌来了，《无法逃脱》，刘峥嵘词曲。
这天他穿了一件联名款的浅色上衣，领子和袖口是深色，被歌迷们戏称为「保洁大哥」。
一位歌迷在自媒体上写道：
「虽然都说峥嵘哥穿的像酒店保洁，但是就像他的歌和他的演绎一样，真男人从不在意这些玩意儿，穿啥都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哎，请你们停止散发魅力吧！明天我要上班了。」
高旗
少年弟子江湖老。高旗，这位摇滚圈第一俊朗小生也57岁了。
短短的马尾辫掩盖不住间杂的白发，墨镜下俊朗的眼角也爬上了不少皱纹。但舞台下的女歌迷尖叫声直刺天空。
「整个夏天，徘徊在你的窗前
等你在微风中出现
整个夏天，迷失在梦的原野
在海的誓言中陶醉
想用我的疯狂，换取你的流连
用燃烧证明你的美
……」
一首《完美夏天》，仿佛在讲述当年他完美如神话的形象。
生长在中央乐团的家属楼里，高旗很早就投身摇滚乐，为此从大学退学，十几岁就在北京的摇滚圈崭露头角。他组建的超载乐队，风格是暴烈的激流金属，被称为「中国的Metallica」。
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后面有一台自动演奏机，他只不过是把这台机器演奏出来的歌曲记录下来而已。套用高晓松那句话：上帝抓着你的手写下一首歌。
有些时候，上帝抓的动作非常快，他刚拿起吉他就开始淌出旋律，比如他的第一首作品《每次都想拥抱你》；有时候上帝又很拖延症，「转过身是欺骗，走向前是无言」两句歌词让他等了好几年。
上帝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在，还是需要借助一些凡人的启发。这次他唱的一首歌《孤独的长跑手》，就得名于美国作家阿兰·西利托（Alan Sillitoe）的一部小说，写的是都市人的孤独和坚持。
最近这几年，他不怎么唱早年那些激流金属风格的歌了，直到最后一首，他仿佛又变成了当年那个俊朗、暴烈、脆弱的少年。
下面是一片疯狂欢呼的歌迷，女性尤其多。如果30年前的高旗穿越过来看到这一幕，他会非常吃惊——当时他在台上唱，台下一眼望去全是男歌迷，姑娘只有极其罕见的几个。其中一位成为了他如今的经纪人。「可能……当时我们走得稍微早了点儿。」
现在，在对摇滚乐的接受度和热爱方面，中国女性至少跟男性是并驾齐驱。
24岁的太原姑娘酒儿是一个铁杆摇滚迷。为了这次演唱会，她做了许多事，包括但不限于拉了五六个微信群，每个群都是四五百人。在群里组织拼车、拼房、定制统一的衣服、跟主办方沟通、集体买同一个区域的票、准备山西的小特产送给外地来的歌迷……
「之前有小道消息说在山西办这场演出，我们自己都不信。山西的乐迷真的很惶恐：在我们这里开，我们是否真的能行？」
「真到官宣的时候，大家反而更担心了。从外地来晋城，这个路很不好走，而且我们本地乐迷的接受程度有限。这几年所有的演出都绕过了山西，怕赔钱。后来第一天的票全部售罄，大家才放心一点。」
「这次演出，真的对山西的摇滚文化会有很大的影响。听摇滚的人很少，你听完找不到分享的人，就很孤单。这一次，大家都团结起来了。」酒儿说。
这次演出，像是中国老摇滚迷的一次集结号。
两天的六万张票基本售罄，购票者平均年龄35岁以上；只有12%来自晋城本地，其余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越南、新西兰等14个国家，甚至还有冒着生命危险从俄罗斯坐飞机回来看的。
47岁的高能物理学博士高睿刚从国内探亲回去，看到「摇滚编年史」的消息，立即又订了一张机票。从他定居的英国牛津郡到晋城，单程9000公里。一个大学同学从合肥开车过来，带着一把吉他、一组手鼓。
演出结束后，两个人去了露营区，那里有很多年轻人，也有像他们一样的中年人。
「这感觉真好。完全不尬聊，不寒暄，也不用问谁是谁，见了面就是谈音乐，喝酒，唱歌。有个河南大哥开车带了满满一箱子白酒，大家一起喝。还真有点伍德斯托克的感觉了。」
大家搭了个简易的舞台，他和同学拿着吉他和手鼓上去，刚唱了两首就被抢着唱的年轻人们挤下去了。但他们一点也不生气，照样乐呵呵地喝酒聊天，聊青春，聊梦想，聊金属，聊这次演出，跟各种各样不认识的人。那天，他们一直玩到了凌晨五点。
「有些人，或许一生中只会见这一面。但那一晚，我们确实靠近过彼此的灵魂。」
「我们习惯了用条件、价值、位置评估一段关系，却忘了，人类最本质的靠近是因为热爱。」
地下婴儿
这是一支有点奇特的乐队。
主唱是个气质儒雅，长相跟夏雨有点像的中分头中年男人，挎着一把吉他。他身后有个焗着一头黄发，相貌相似的打击乐手，他们是兄弟俩。
音乐奏响，是一首快歌。刚听到前奏，许多中年人就激动得眼神发直，跟着他们精准地喊出那些已经有了几十年历史的歌词。
「地下婴儿」乐队，主唱高幸和他的弟弟高阳，这对新街口长大的北京孩子，是乐队里唯二坚持至今的创始成员。
近30年前，在北京汹涌的朋克浪潮中，一篇报道写他们俩：「这兄弟俩都蓄着染了色的爆炸头，衣着随便，时常开着摩托车在北京城中风驰电掣。」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北京，没有一家美发厅有能力染朋克头。他们在美国的朋友特意寄回一个个小盒子，上面用英语写着「朋克染发膏」；他们自己摸索着染，红的绿的灰的全染过。很快，北京的朋克圈里就流行起这种发型。他们也被称为「中国最伟大的朋克乐队」。
《觉醒》是主打歌，引发全场中年人的齐声呐喊。
「让我彻底安静，好象社会离我已远
不再有语言，也不再有人烟
再让我彻底爆炸
我要把我的热血和答辩
都通通抛在这气质上面……」
1994年，他在家里憋得不舒服，来了一把「在路上」，背了一把吉他出门，随便选了个地方——南京。他也没带钱，就是去各个大学蹭吃蹭喝，到处结识搞音乐的年轻人。南大一个校园乐队给他办了个饭卡，还给他找了一间宿舍住。有一天他去鸡鸣寺，在寺里一个亭子弹琴唱歌，突然就来了创作欲望，火速把旋律和歌词记下来。这就是《觉醒》。
他们当年的那些经典名曲，正在一首首地唤起中年朋克们的青春记忆：《种子》、《一条腿跳舞》、《我得了忧郁症》……
随着这些歌的刺激，内场出现了两天来演出唯一的一次集体躁动：人们离开座位跑到场地的空旷处，开始「开火车」，也就是一个揪着一个的后背连成一串，绕着人群或空地跑，谁愿意就随时加入；「POGO」，原地蹦来蹦去，撞来撞去；一位身穿医院病号服、足蹬红色鞋子的长发男歌迷干脆搞了个平地「跳水」，众人欢声雷动，纷纷伸出手臂把他托举在空中四处传递。
场内数不清的警察和保安如临大敌，站成各种封锁线、封锁圈，把歌迷们包在中间，试图让场面更可控。但他们显然非常谨慎，并没有强行制止或者驱散人群，他们事前经过仔细的告知和培训。
这一切的奥秘，在一个43岁的中年男人身上。他不是歌手也不是歌迷，但这一刻承受着最大的压力——马智勇，「摇滚编年史」概念的提出者，也是这场演出的总导演、总策划。
马智勇1982年出生在辽宁营口，吉林大学计算机系毕业。他心底一直有浓重的摇滚情结。几年前就写好了「摇滚编年史」的策划书，疫情是直接刺激到他的因素。他希望，摇滚能让人们增加一点直面世界残酷的力量。
为了这次演出，他一个月往返了杭州和晋城7趟，单程7个小时；重要的文案都是在飞机上写的，其中一点就是培训从5家安保公司凑出的一千多名保安：摇滚乐会有什么行为，你可能会看到什么，要理解；如果不允许人家在座位上站起来，会有很大问题……左一遍右一遍，不厌其烦。
虽是如此，每个节点仍然充满了惊险和不确定。作为演唱会的第一负责人，他无时无刻不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前一天他最紧张的时刻，是黑豹主唱项亚蕻跳下舞台去跟第一排观众握手、唱歌，观众都在往前挤，拦在前面的那层防暴铁马会不会被冲倒？如今这一刻，歌迷们开火车、POGO和跳水如此兴奋，会不会引发踩踏事故？
这一切，现场的几万人是不知道的。在很多年里，他们的记忆中留下的，只是这样一幕：天空阴郁，夏日的风吹过，空中满是嗡嗡盘旋的无人机。跟着激烈的朋克乐，数不清的年轻和不那么年轻的男女，一边欢呼一边上下跳动，对天空一下一下伸着拳头，做出魔鬼角的手势。
郑钧
58岁了，郑钧的姿势还是那么标准：斜眼向天，似笑非笑，一副慵懒的神情，左手垂下，握着话筒的右手伸出食指，上下跳跃几次。
他今天选择的歌显然是经过了精心考量。有年轻人爱听的热门曲目，比如《流星》《私奔》；有的歌像是启动中年人青春回忆的密码，比如这首《灰姑娘》：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
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
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
在磁带时代，一张专辑分A面B面，而A面第5首歌一般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被看作主打歌之后的附带作品。而这首郑钧写给大学女友的《灰姑娘》，大概是中国摇滚乐传唱度最高的一首A5。
不同的歌，适合听的姿势是不同的。有的歌适合前后摇摆，有的歌适合左右摇摆，有的歌适合上下跳动，有的歌适合站在那里一边听一边仰着头吼。而像这首优美动人的《灰姑娘》，郑钧根本不需要号召，看台上一大片人就自发点亮手机，随着歌声左右挥动。
到了那首《回到拉萨》，前奏一响，全场疯狂。整个体育场都吼着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萨。尽管许多人可能根本没去过西藏，但就是有情结。被这首歌埋下的情结。
「如果现在让我写《回到拉萨》，我可能写不出来。」当年郑钧自己也没去过拉萨，更谈不上信仰，正在跟朋友喝酒，突然大脑中出现了一首歌。他写出来，成了。那是1994年，他的第一张专辑卖了近200万盘磁带。很多人因为这首歌去了西藏，而很多西藏人认为这首歌的作者肯定是一个西藏人。
当年他可是一言不合就掀桌子走人的主儿。现在，他可以随和地在乐迷递来的盗版CD上签名，签完了还笑笑：「我们都接受这个。」他说话，经常用的一个词是「都不容易」。
他也试过直播，接触流量。噢，原来它是这么回事儿。但他最后选择退了回去。「这世界上，并不是什么钱你都能赚的。」
「20多岁时我一点都不享受我的人生。只有物质和肉体，内心没有任何方向感。但之后就开始想：难道这就是人生的终点吗？
「现在是我这一辈子活得最没有焦虑的时候。打坐时感受到的美好，跟我在台上嘶吼时感受到的美好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焦虑也是有的。他跟刘芸的儿子15岁了，很有音乐天赋，但叛逆、厌学等这个年龄段的特点一个都不少，直接放话：「我不想上学，上学是为了让我爸高兴。」
他急了：「我给你这样的权利，但你必须承受这个后果。我马上给你退学，给你买最贵的游戏机。等你大了，白天出去打个力所能及的工，晚上回来就打游戏，喝可乐，吃方便面，想怎么过怎么过。但你想好了，以后三四十年都得这样儿。你同意吗？」
儿子听了，想想说：「那我还是去上学吧。」
「做我的儿子，其实是不容易的。他会觉得：我很难超越我爸，干脆躺平算了。刻意避开这个赛道，不想搞音乐尤其是摇滚乐。」他自嘲。
连他给儿子取的英文名「贾格尔」（Jagger），儿子都很排斥。原因很简单，「网上一搜就知道这是个八十多岁一张大嘴的英国瘦老头，你凭什么拿他给我取名字？我可不在乎他是什么滚石乐队主唱，他是你的偶像，不是我的！」
「贾格尔就是摇滚乐生活的象征！无视规则，我行我素，蔑视所有人的评价，八十多岁了还能有爱情，享受青春。」
郑钧一边不甘心，一边表现得很大度。「将来（我儿子）他想改一个英文名，无所谓！」
一会儿，他又默默来了一句：「最近他好像有点接受了。」
谢天笑
「摇滚编年史」全部登台的音乐家之中，气氛最足也最为诡异的一位来了。
一个白衣男子的背影，孤独地坐在一片沙漠中。雷电闪闪，寒风呼啸，偶尔还传来几声狗吠和婴儿啼鸣。随着失真狂野的吉他与古筝陆续响起，一个长发墨镜的瘦削身影出现在舞台上。全场上下喊声、喝彩四起：「老谢，牛逼！」
谢天笑，中国最特立独行的摇滚音乐人，摇滚圈里唯一一个上过邮票的人，「摇滚新教父」「现场之王」。
年轻时，他是中国摇滚圈的坏小子，日常总是争议不断，动辄被媒体推上头条；如今他成了年过半百的「老谢」，那股巨大的破坏力，一站上舞台就会释放出来。即使在这个场合，他也放了一炮：
「中国摇滚让我非常失望！你们有没有觉得，佩服的艺人越来越少了！虽然中国摇滚没有走上国际，我们还是要过六一国际儿童节！」
他时而拨几下古筝，时而抱着吉他来一段SOLO，但总不会忘记凑到麦克风前，唱出那首《下落不明》。
人生有无数个十字路口，每一个意外都可能把你导向不同的方向。一个下落不明的人，就在几十年前推了谢天笑的命运一把。
这个人叫郭二，是谢天笑的山东淄博老乡。1987年，15岁的谢天笑让弟弟去找郭二借了一把当时全县少见的吉他，说好借一个星期。
结果郭二从此就下落不明，那把吉他他一直弹了好几个月，把自己对音乐的期望值弹得越来越高，最终下了去北京的决心。如果不是郭二突然下落不明，今天的中国摇滚圈将很不一样。
刚到北京时他膜拜的对象，是一身皮衣皮裤大马靴大长头发的唐朝乐队，尤其是主音吉他手老五（刘义军）。他死死盯着讲课时眉飞色舞的老五，抑制不住地幻想：「我要是他儿子该多好啊，他一定能把所有东西都教给我。」
谢天笑有心眼儿。他回老家特意买了个琉璃做的烟灰缸，拎到北京准备送给老五。再次去蹭课的时候，他就捧了过去。老五说：「哎呀，谢谢谢谢」，结果下课就把这件事忘到脚后跟去了，直接走了。
还是得做自己。
他想起小时候学画，一个美术老师说过一句话：「百分之百的临摹，不如百分之一的创造。」这句话跟老五说的一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你弹琴，千万不要每次都认真弹，一定要有一段瞎弹的时间。」
一步一步地，他琢磨出了自己的路。有了一点儿灵感，他就从兜里掏出几张纸片记下来，再一整理就成了歌词。直到他改用手机记事本写的时候，这种纸片已经攒了满满一个大背包，他全留着。
他有许多动听中隐含力量的歌，比如那天那首《向阳花》：
「无数个雨点，在我面前洒满大地
站在这里，只有一个问题
向阳花，如果一直生长在黑暗下
向阳花，会不会害怕
向阳花，你会不会害怕
向阳花，你会不会再继续开花……」
在谢天笑唱这首歌的时候，内场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泪流满面。他是那一片区域唯一一个站在椅子上的人，但保安并没有干涉他。他患有侏儒症，身高只有一米二三。
他叫李竹迅，今年22岁，是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电子商务系的学生，如今正在杭州的一家公司实习，做运营和设计工作。这次，他花了一个月的实习工资，带着同为摇滚迷的父亲来圆梦。
「我就是冲着谢天笑来的，他的歌很有力量，很摇滚，特别是这首《向阳花》，『从泥土里萌发出来』，跟我的处境结合，我觉得是积极向上的，能够指引我前行。」
这是李竹迅有生以来第一次带着父亲出远门。为了制造惊喜效果，之前他只说「我带你出去走走」；直到出发前一天才告诉父亲：「我带你去圆梦」。在演唱会现场，他装着拍照偷偷观察，发现父亲也是热泪盈眶。
当所有人都站起来呐喊的时候，他不得不「做了一次没有素质的人」，站到了椅子上。周围也有几个人站上椅子，都被保安揪下去了。唯独保安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这让他感动。「我感觉，他们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关照性会多一点。」
如今的谢天笑，对那些命运的十字路口以及后来的许多回响，还记忆犹新。
前些年有一次，老五在他家喝酒，带着醉意开始挑他的理。
「天笑啊，咱俩兄弟这么多年了，你TM连个烟灰缸也没送过我啊！」
「五哥！我真的送过你一个烟灰缸！」
汪峰
「摇滚编年史」就要迎来最后时刻了。
最后一位上场的歌手，引发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效应：许多保安都掏出了手机，拍摄着大屏幕上的他。
大概他们觉得已经是最后一个节目，可以放松一下；也可能因为他实在太有名、太「破圈」，影响力早已超出了摇滚的范围。
没错，汪峰。
前一天压轴的崔健，是摇滚圈不能黑的人；而汪峰正好相反，不黑他一下简直说不过去。从「皮裤」「上头条」到那么多次的结婚、离婚、失恋、恋爱，每个摇滚迷都能说出几个关于他的段子。
然而，没有人能无视他的才华。你可以讨厌他，可以嘲笑他，可以绘声绘色地说他的段子，但你无法否认自己会唱他的那么多歌。
作为摇滚圈里唯一一个在鸟巢开过演唱会的人，他也是圈里商业价值最高的人之一。他刚出场，有个姑娘就喜滋滋地对同伴说：「几百块看汪峰，咱们赚了！」
汪峰的金曲实在太多了。这次「摇滚编年史」，他的团队特意请主办方统计一下歌迷们都想听什么歌。
答案是老歌，就像这首：《我真的需要》。
「现在我觉得有些孤单，悲哀的自我有些辛酸
没有爱也没有存款，只有去幻想才能感到一丝温暖……」
这场演出的歌迷跟平时的音乐节确实不一样，许多人都能跟着唱这首布鲁斯风味浓郁、并没有多高知名度的歌。他们知道，这是《鲍家街43号》专辑的第一首歌，是汪峰的处女秀。
那时汪峰真是一无所有。他放弃待遇优厚的中央芭蕾舞团副首席小提琴职位，出来死磕摇滚乐。这张专辑，每个乐队成员最后拿到的报酬是2000元人民币。
下一首《怒放的生命》来了，这一次下面的合唱声骤然变大。
当汪峰把才华用在愤世嫉俗上，他就是赚不到钱；转变风格以后，他迅速迎合了中国城镇化、全球化的起飞之路，变成了社会各界的励志共识。《北京北京》《春天里》是北漂在KTV里最爱唱的歌，《飞得更高》《怒放的生命》被称为全中国公司年会的首选歌曲。
当晚的汪峰表现十分谦逊。他不但连续返场两次，唱了《光明》和《晚安北京》，还说了一番让全场鼓掌的话：
「我想起了30年前，我刚组建了鲍家街（乐队），第一次演出结束下台时，崔健走到我身边，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很喜欢你们。」
「当时我觉得超级喜欢的崔健竟然跟我说话了，得到了极大的激励。他可能不知道，他对我说的那几句话，给了一个年轻人多大的鼓励。」
如今，他看遍世间繁华也历经多重风雨，不再是当年那个极度渴望成功，咄咄逼人并且毫不掩饰的汪峰了。
20年前，他通过7个人辗转找到许巍的电话，打过去：「你是我唯一的对手。」
当天这场「摇滚编年史」，他们本应再次同台。但许巍提前半年就定好了演出行程，今天前后都有一场紧挨着，实在没法参加。他的缺席，是「摇滚编年史」最大的遗憾之一。
12组艺人，这个数字无疑太少太少。如果以上世纪90年代为下限，当时活跃在中国摇滚舞台上争奇斗艳，把名字刻入一段历史的人实在太多太多。
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
答案千姿百态，而又令人无奈。
「零点」前主唱周晓鸥，被觉得过于流行；子曰或者说秋野也是类似的理由。尽管他才是中国人听得最多的摇滚音乐人，人人都听过无数遍那首《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脑白金》。
轮回散了，眼镜蛇没了，麦田守望者的主唱失联了谁也找不着，而乐队的很多歌是他作的曲，没有他授权唱都不能唱。瘦人说愿意重组，找了一圈发现有的乐手已经移民。有些当时很有影响力的老炮儿已经退出江湖，状态和名气都不太适合登台；达达、苏阳、新裤子、二手玫瑰这些出道又太晚。
窦唯呢？主办方先后托了好几拨人去问隐居在河北阿那亚的他，他非常客气，但是最终一位朋友捎回一句话来：「窦唯想跟窦唯划清界限。」
送别
钢琴声响起，是李叔同那首《送别》的前奏。
马智勇上台了。「谢谢大家天南海北的奔赴。我们一起完成了中国摇滚的一次非常NB的集结，谢谢你们！」
他的嗓子有些嘶哑，因为疲惫，也因为激动。他证明了自己，也帮中国摇滚乐证明了自己。
在筹办这场演出时，他身边至少有十几个朋友反对。他们说：这个演出挺好的，有情怀，但肯定要亏钱。「这帮老炮儿，哪有流量啊？」。
中国摇滚乐最资深的这批老炮儿，已经不在音乐市场的中心位置，他们的商业价值不被看好，也不是音乐节的票房保证。这次邀请时，很多人的档期都空着，几乎一下子就凑齐了。
「这次演出，是为了情怀，也不仅是为了情怀。我们把他们集中请来，就做成了一次强策划，像凑齐了七龙珠一样，中年的歌迷会从天南海北来看。」
这次「摇滚编年史」不仅打平了成本还略有盈余，由此带来的社会各方面效应也非常好。
整场演出的全域曝光量超过11亿次，微博话题超过10亿。晋城有关部门事后统计，端午假日期间全市共接待游客80多万人，同比增长近70%，全省第一；旅游总花费近4亿，同比增长近85%。演出期间，各省市的文旅局来晋城参观考察的至少有二三十拨，其中有些给出优厚的条件，想把「摇滚编年史」的下一场搬走；有的直接放话说他们自己要办一场「摇滚纪年史」，还给出了时间、地点。
伴随着钢琴声，台上台下的人一起陆续开唱。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无数人怅然若失。接下来，他们将离开这梦幻般美好的两天，回到自己庸常的生活中去。
一位来自上海的歌迷写道：
「有一种很割裂的感觉：在晋城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来看摇滚编年史的，所有的话题都可以从摇滚展开。一回来上海，就好像一滴水滴进了大海，没人知道你来自哪里，要去干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