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朱北李”,一代乐坛双璧。
朱逢博唱歌那会儿,李谷一还在拉幕布。
这是李谷一亲口说的,没人不佩服朱逢博的嗓子,那种天生的清澈和爆发力,在那个时代,真的听一次就忘不掉。
但就是这样一位影响了中国几代歌者的“东方夜莺”,在晚年,却孤独地守着丈夫的骨灰盒过了十几年,几乎与世隔绝。
而她唯一的儿子,则成了她心口永远的伤。
朱逢博,1937年出生在上海。她的父亲是位建筑师,家境殷实,典型的书香门第。小时候的朱逢博,并不是舞台上的那个“大嗓门”,反而是个安静、文艺的女孩,最大的梦想就是像爸爸一样,成为建筑设计师。
音乐,那时候对她而言,顶多是生活的调剂,不是志向。
她考入了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这在当时可是“天之骄女”的配置——六年制,含金量极高。可谁想到,命运就在她进入上海历史纪念馆工作后的一个小插曲里,彻底改写了方向。
一次文艺演出,朱逢博被同事“硬拱”上台唱了一首歌。一开口,全场安静。歌剧院的人在台下听得目瞪口呆,当即决定“挖人”——这是难得的好苗子。
不久后,她正式调入上海歌剧院,从“画图纸”转行“唱高音”,这才是真正的命运伏笔。
朱逢博其实一开始是有点自卑的,她没受过科班训练,跟剧院里那些童子功出身的演员比,自己就像“野路子”。
但偏偏,她那嗓子天赋异禀。清澈、通透、穿透力强,还极有情感。
领导一眼就看出她的潜力,立刻送她去上海音乐学院进修。
几个月后,她就被推上了主角的位置。
这是极少见的“提拔速度”,但你要听过她唱歌,就会明白:那不是运气,是天赋加勤奋。她演唱的《刘三姐》、《红珊瑚》还有《嘉陵江怒涛》,在当时就是爆款。
歌剧院对她几乎是“重点保护”:不准早恋、不准婚恋、不准和男演员接触。团里甚至安排四个女同事跟她住一个宿舍,工作、出门都有队长盯着。
领导一句话:“朱逢博,三十岁前不许谈恋爱。”
这不是封建,这是怕她分心。
但“千防万防,防不住缘分”。
她爱上了她的声乐老师——施鸿鄂,一个正儿八经的海归,美声唱法学得炉火纯青,还在国际上拿了奖,是当时中国少有的“洋范儿”男高音。
说白了,朱逢博爱他,不只是崇拜,还是追光。
可她没明说,只是默默努力,争取更多和施鸿鄂相处的机会。
一开始施鸿鄂并不特别关注她,甚至故意冷淡她。但她不在意,每天练声练得嗓子都哑了也不说苦。后来有一次,施鸿鄂看到她在琴房等自己等了三个小时,还在认真练习,一下子就“破防”了。
慢慢地,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不是那种“激情燃烧”,而是互相理解、互相欣赏,一种“灵魂在靠近”的感情。
直到朱逢博30岁那年,她亲自写信表白。信上只写了一句话:“今晚十一点,排练厅楼梯口等我。”
她说:“我已经决定,八月一号和你结婚。”
就这么一句话,两人走到了一起。
他们的婚礼办得非常简单。地点是一间单位借来的小屋,面积不到10平米。家具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旧书架。客人不到十个。
可朱逢博说:“我嫁的是他的人,不是条件。”
婚后,他们彼此扶持,感情深厚。施鸿鄂教她美声技巧,她则带他走进更广阔的民族舞台。他们是彼此最强的后盾。
朱逢博的代表作《白毛女》《喜儿哭爹》正是这段婚姻最好的见证。《喜儿哭爹》一句句唱进千家万户,是那个年代很多人记忆里最深刻的声音。
她还翻唱《橄榄树》,发行了专辑《蔷薇处处开》,销量超过300万盒。当时中国还没有唱片市场的概念,这个成绩放在今天,依然是奇迹。
但朱逢博没有选择“商演路线”,而是走向音乐教育——培养后人。
她的学生里,有谷建芬、李谷一,还有无数普通却执着的歌唱爱好者。
谷建芬曾陷入对流行音乐的迷茫期,没人理解她的风格,批评声一片。
是朱逢博,专程赶去看她,告诉她:“坚持下去,哪怕全世界不理解你,你也要走自己的路。”
谷建芬才没有放弃。后来才有了谷建芬声乐中心,才有毛阿敏、那英、孙楠这些人。
她为朱逢博写下《那就是我》:“你问我是谁,我就说那就是我……”歌词虽朴实,却饱含深情。
李谷一当年气腔出问题,也是朱逢博陪她走出困境。李谷一说得最真诚:“我唱主角时,她是拉幕布的,但她从没让我觉得低人一等。”
这一代女艺术家们之间,真的没有争斗,有的是互相成就。
可惜的是,人生的低谷,总是一个接一个。
1996年,施鸿鄂因心脏病突发离世。朱逢博痛到不能自已。最初她也想把骨灰安葬,可她放不下。
她说:“我想他,想得晚上都睡不着。”
于是,她把骨灰盒放在家里,自己天天擦拭,跟他说话、念旧信、听他以前唱的歌。
这一守,就是十几年。
朱逢博拒绝外出,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再教课。她像是把自己的世界“收了起来”,只留下他。
朋友劝她:“朱老师,人得往前走。”她只淡淡一笑:“你不懂。”
她的世界,已经只剩他一个。
朱逢博和施鸿鄂有一个儿子。但不知从哪一步开始,母子之间就越来越疏远。
朱逢博很少公开谈论他,只说:“他是我这辈子最放不下、最难过的地方。”
坊间传言他们长期没有联系,也有人说儿子旅居海外。
真实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能确认的是,在朱逢博晚年的生活中,儿子的身影几乎没有出现。
她独自生活,独自生病、独自去医院、独自回来——再也没有家人陪着她走完这些日常。
她从未对外抱怨一句,只说:“孩子有孩子的路。我一个人也挺好。”
但“一个人挺好”,往往是最孤独的一句自我安慰。
朱逢博的晚年,谈不上苦难,也不算凄惨。她有退休金,有荣誉,有弟子,有作品留世。
但她最深的牵挂早已化为一抔骨灰。
她不是孤独的,因为她把记忆留住了;但她又很孤独,因为她只愿意活在记忆里。
她曾是中国流行乐的奠基人,曾是无数歌者仰望的前辈,也曾是那个穿着白裙子站在台上的“东方夜莺”。
只是到了最后,她变回了那个安静的女孩,那个在镜子前一遍遍梳头、整理衣服、等着和爱人见面的她。
朱逢博,一生唱歌给世人听,晚年却只唱给一个人听。
参考资料
中国音乐学院校史资料;
《人民音乐》杂志专访,2010年第6期;
李谷一访谈视频:《朱逢博是我永远的榜样》;
谷建芬口述实录:《从朱逢博到那英,流行音乐的传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