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媒3月28日报道，从死刑犯到流亡者，伊朗库尔德说唱歌手亲口讲述他在伊朗监狱中所受的“严酷酷刑”。萨曼·亚辛以为自己要出狱了。当时是凌晨5点，狱警刚让他收拾好个人物品。但接下来，他就被蒙上双眼，脖子上套上了绞索。
“我想我被套着绞索大概有15分钟，”这位伊朗库尔德说唱歌手在接受美媒采访时回忆道，他讲述了自己遭受模拟处决的经历。“我能感觉到他们带来了一位神职人员，他在我头顶诵读《古兰经》，他一直对我说‘忏悔吧，这样你就能上天堂了’。”
亚辛如今身处柏林，此前他历经艰险从伊朗逃脱。他向美媒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以及狱卒如何对他使用酷刑，试图迫使他承认自己并未犯下的罪行。
2022年，亚辛因参与“女性、生命、自由”抗议活动，在伊朗监狱中度过了两年。期间，他走上街头示威，并录制反政权歌曲。
当年9月，22岁的伊朗库尔德女子玛莎·阿米尼因涉嫌未遵守伊朗强制头巾法被捕后死亡，由此引发了长达数月的起义。
抗议者遭到残酷镇压，据联合国一份援引“可信报告”称，自那以来已有500多人死亡，其中至少有49名女性和68名儿童。
亚辛，其法定姓名为萨曼·赛义迪，于2022年10月被捕，是众多因该运动而遭起诉的艺术家之一。
据伊朗司法机构下属的米赞通讯社报道，他最初被指控在反政府抗议活动中持枪向空中发射三发子弹，并“聚集勾结，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犯有伊斯兰共和国“与真主为敌”罪，被判处死刑。亚辛否认了这些指控。
国际特赦组织和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均表示，有10名男子因与阿米尼之死引发的起义有关而被处决。
亚辛是数十名在权利组织所称的基于酷刑逼供的虚假审判中受审的抗议者之一。伊朗最高法院后来推翻了亚辛的死刑判决，他的刑期最终被定为五年。2023年夏天，这位艺术家设法从监狱传出一条音频信息，由一家库尔德人权组织分享。在音频中，他首次指控当局在试图逼供时虐待他。
如今，他在德国康复期间能够更详细地描述自己的苦难经历，本月早些时候，他还在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作证。
“精神上，我完全崩溃了，但我正在慢慢学会应对，”这位29岁的艺术家在柏林一家邀请他免费录制的音乐工作室接受采访时说道。尽管他到达时试图露出微笑，但显然很焦虑。
“身体上，我所遭受的酷刑让我改变了很多，影响仍然存在。出狱后，我留下了很多创伤，”他说。他的一个手腕上纹着英文“没有什么能阻止我”。
亚辛长期以来一直在创作他所说的关于伊朗社会不公和苦难的“抗议音乐”。在他于被捕前数月创作并发布的歌曲《哈吉》中，他唱道：“我曾昂首挺立，充满自豪。然而他们禁锢了我的声音。他们剥夺了我的幸福。他们把我倒挂起来，像一头待宰的牲畜。”
“他们称之为停尸房”
亚辛告诉美媒，在被拘留的前三个月里，他遭受了“最严酷的酷刑”，有一次审讯者告诉他，要用他手中的笔让他招供。“他们把笔插进我的左鼻孔，然后用力从下面击打。我疼得晕了过去，等我醒来时，浑身是血，”他说。
这位说唱歌手在回忆狱中经历时多次中断谈话。他戴着鼻扩张器，以缓解因遭受虐待而导致的呼吸困难，他的鼻子看起来受了伤。
还有埃文监狱大院里的地下冷室，亚辛说审讯者告诉他“这地方甚至不在地图上”。他认为这栋建筑属于伊朗情报部。“我从其他囚犯那里听说，他们称之为停尸房，因为温度太低了，冷得刺骨。”
亚辛告诉美媒，“他们把我吊起来——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那么挂着。然后他们会把我放下来两三个小时，接着再把我吊起来，过了一会儿，我进入了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好像意识在游离，半睡半醒——因为我被倒挂着。他们这样折磨了我三天。”
亚辛说，他遭受的其他虐待手段还包括被推下楼梯、殴打、侮辱、谎称他哥哥被拘留以及强迫进行精神病评估。亚辛说，他被迫并最终在胁迫下招供，承认自己是国家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中的人，还承认在被捕当晚的抗议活动中开了枪。他告诉媒体，这两点都不是事实，他的死刑判决后来被减轻，部分原因是视频证据显示开枪的不是他的手。
他的证词与联合国事实调查团对2022年镇压事件进行两年调查的结果一致。该调查称，伊朗政府“一直否认酷刑指控”，但未表明是否对这些指控进行了调查，也未说明为何驳回这些指控。联合国报告还发现，这些所谓的犯罪是“为推行国家政策而实施的”。
惊险逃离伊朗，自由的代价
2024年10月下旬，在入狱两年后，亚辛获准保外就医。大约一个月后，他做了鼻部手术，正在家中康复时，电话突然响起。当局命令他返回监狱，比预期提前了五个月。
但他没有回去。这位说唱歌手说，“我心想，我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如果我离开这个国家，首先，我的家人就不会因为我而遭受更多痛苦。其次，如果我在外面，我就能成为人民的声音，我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为他们迈出一步。”
就在那天晚上，亚辛逃离了伊朗，在一名走私者的帮助下翻山越岭前往伊拉克北部，但走私者最终抛弃了他。视频显示，他在雾气弥漫的山上，狂风呼啸，鼻子上缠着绷带。
他说，“当我到达山顶时，压力太大了，我的鼻子开始流血，我晕了过去，不知怎么的，我成功进入了伊拉克。”在那里，在非政府组织和一名德国政客的帮助下，他得以前往德国。
如今，他持特别人道主义签证在柏林重新开始，作为一名怀揣着在美国成名梦想的落魄艺术家。孤独和远离家人让他备受煎熬，但他正努力接受自由的代价。
他说，“在那些早期，尽管气氛恐怖，镇压旨在让人们噤声的手段残酷，但空气中仍然弥漫着一丝自由的气息，出狱后，我觉得自己对人民负有巨大责任。我对自己有了更高的期望，要成为他们的声音，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