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得看开点，妈一辈子对弟弟好，现在她病了，我们总得管。＂妻子劝我。
我放下碗筷，嗓子发紧：＂可咱们家里也不宽裕，那小子拿了钱连个影儿都没有！＂
1990年冬天，我出生在松江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家里有父亲、母亲和小我四岁的弟弟。
父亲在国营纺织厂当工人，每天骑着永久牌自行车上下班，裤腿总是沾着棉絮。
母亲在街道办的小食堂帮厨，手上常年带着一股葱姜蒜的味道。
家里的日子虽然不富裕，但在那物资还不算丰富的年代，我们也算过得去。
记忆中，家里有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是父亲单位发的福利，每到晚上八点，隔壁邻居家的孩子都会来我家看《西游记》。
那时候的住房条件很简陋，两室一厅的筒子楼，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
冬天，母亲会给我和弟弟一人缝一床厚厚的棉被，再用一个旧暖水瓶灌上热水放在被窝里，这样睡觉就不会冷了。
表面上，母亲从不曾对我和弟弟区别对待，至少在物质上是这样。
一样的书包，都是蓝布的，上面绣着小白兔；一样的新年衣服，都是街上服装店打折时买的；连过年包的饺子馅都是一碗一碗分好的，生怕有丝毫偏心。
但在母亲的眼神里，我总能捕捉到那一丝不同——看向弟弟时，眼里总有更多的柔软和牵挂，仿佛他是一件易碎的瓷器，需要格外珍惜。
＂你比弟弟大，要懂事。＂这是我童年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几乎成了母亲的口头禅。
每当弟弟闯祸，打碎了家里的搪瓷缸子，或是在学校跟别的孩子打架，母亲总是轻描淡写地说：＂小孩子不懂事，以后会好的。＂
而每当我犯了同样的错误，等待我的则是一顿严厉的教训：＂你是哥哥，怎么能这样？要给弟弟做榜样！＂
渐渐地，我开始明白，在母亲心中，我和弟弟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上小学那年，弟弟突然生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住了半个月医院。
那是1996年的冬天，医院的走廊里挤满了看病的人，消毒水的气味混合着人群的汗味，让人窒息。
弟弟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嘴唇干裂，呼吸急促。
那段日子，母亲几乎没合过眼，守在病床前，用湿毛巾一遍遍擦弟弟滚烫的脸。
为了凑医药费，母亲偷偷卖掉了她唯一的一件金首饰——结婚时父亲送的金戒指。
那时的医疗条件远不如现在，医生说弟弟的病情很严重，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母亲整夜整夜地哭，却不敢在弟弟面前流露丝毫。
我每天放学后，独自一人走过十字街的小巷，回到空荡荡的家。
家里的煤炉已经熄灭，屋子里冷得像冰窖。
我用火柴点燃煤球，等炉子烧热了，才能热一碗前一天剩下的米饭。
有时候，邻居王阿姨会来看看我，给我带点热腾腾的饺子或是刚出锅的馒头。
＂你妈太操心了，＂王阿姨叹着气说，一边拿出针线帮我缝补破了的袖口，＂你弟弟那病差点没了，你妈吓坏了。＂
王阿姨的话在我心里埋下了疑问：如果是我生病了，母亲会不会也这样彻夜不眠地守着我？
从那以后，母亲对弟弟更是百般呵护，仿佛他是一件易碎的宝贝，稍不留神就会碎掉。
弟弟喜欢吃肉，母亲就把餐桌上那几块难得的红烧肉都夹给他；弟弟爱玩不爱学习，母亲从不逼他，只是温声细语地哄着；弟弟脾气大，动不动就闹，摔碗砸碟子，母亲也只是轻声责备几句，然后继续无限包容。
而对我，母亲的要求总是严格些：学习要好，做人要正直，凡事要懂事。
每次拿回成绩单，如果有一科不是满分，母亲就会皱眉：＂怎么回事？是不是不够用功？＂
我不是没有怨言，心里也曾经涌起过酸楚和不平，但渐渐也习惯了这种不公平的爱。
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要做个懂事的大哥，要体谅母亲的不容易。
1996年冬末，父亲在一次工厂事故中受了伤，腿落下残疾，每走一步都牵动着满脸的痛苦。
那时我上小学六年级，家里的日子顿时拮据起来。
父亲的工伤赔偿金只够买药和做简单治疗，根本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的开销。
母亲开始早出晚归，除了食堂的工作，还接了附近饭店的洗碗活儿，双手常常泡得发白发皱。
她不止一次在深夜回家时，坐在昏黄的灯光下，偷偷地抹眼泪，以为没人看见。
父亲在家养伤，情绪也变得阴晴不定，时而沉默寡言，时而无故发火。
有次他看见我正在吃一块王阿姨给的点心，突然大发雷霆：＂家里都这样了，你还有心思吃零食！＂
我吓得立刻把点心扔了，却看见弟弟正大摇大摆地啃着母亲给他买的冰糖葫芦，父亲却视若无睹。
那一刻，我感到深深的委屈，但没有人会理解。
松江的冬天特别冷，刺骨的北风呼啸着穿过老旧的窗户缝隙，呜呜作响，像是在诉说无人倾听的悲伤。
有天放学回家，我看见弟弟穿着一件崭新的蓝色棉袄，坐在煤炉旁写作业，炉火映红了他的脸。
＂新衣服不错啊，＂我随口道，手上还捧着从集市上买回来的半斤白菜，＂什么时候买的？＂
＂妈昨天带我去百货大楼买的，＂弟弟得意地炫耀着，双手摸着厚实的袖子，＂一百一十块呢！还是仿羊绒的！＂
我愣住了，手中的白菜差点掉在地上。
一百一十块在那个年代可不是小数目，几乎是母亲半个月的工资。
而我的冬衣还是去年那件，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肘部也磨薄了一大块，每次上学都得套上厚厚的毛衣，生怕被同学们笑话。
那天晚上，母亲回来得很晚，脸色疲惫，眼圈发黑，像是一夜没睡。
她放下饭盒，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零钱，小心翼翼地放进茶叶罐里，那是家里的＂应急钱罐＂。
我假装不经意地问起弟弟的新棉袄。
＂你弟弟正在长身体，去年的穿不了了。＂母亲解释道，手上继续洗着碗，水声掩盖了她略显疲惫的声音，＂你的还能穿一年，等明年给你买新的。＂
我没再多说什么，但心里的那点酸楚怎么也压不下去。
不是嫉妒弟弟有新衣穿，而是心疼母亲的辛苦，却没能平等地分给我们这份爱。
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听着窗外的风声和远处工厂的汽笛声，思绪万千。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弟弟在母亲的宠爱下，越发随性任性。
初中毕业时，弟弟的成绩在班上垫底，每次考试，语文、数学、英语都是红叉一片。
班主任甚至专门来家访，希望家长能够重视孩子的学习问题。
＂孩子不是读书的料，学习太苦了，就随他去吧。＂母亲这样回应班主任，脸上带着无奈又心疼的表情。
结果，弟弟高中没考上，去了职业学校学汽修。
而我，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松江师范学院，成了家里第一个大学生。
那天，父亲难得地露出了笑容，喝了半斤二锅头，醉醺醺地拍着我的肩膀：＂我老汪家，总算出了个大学生！＂
母亲也笑了，但很快又转向弟弟：＂小宝，别灰心，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学个技术样样都行。＂
大学期间，我勤工俭学，在学校食堂打工，周末还去家教，尽量减轻家里负担。
每个月省吃俭用，还能攒下一点钱，过年回家时带些礼物给父母。
毕业后，我留在松江一所中学教书，薪水不高但稳定。
第一个月的工资，我买了一台二手缝纫机送给母亲，替换掉家里那台踩脚踏的老古董。
母亲高兴地抹着眼泪，说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弟弟毕业后在一家修车厂做学徒，工资微薄，却总爱打扮自己，每次回家都穿着时髦的衣服，脖子上挂着金属链子，手腕上戴着手表，活像个＂小痞子＂。
赚的钱不够花，就时不时向母亲要钱。
＂妈，兄弟几个聚会，我得表示表示，给我二百块。＂
＂妈，我想买双阿迪达斯的鞋，差三百。＂
＂妈，厂里伙食不好，我想改善改善。＂
无论什么借口，母亲总是二话不说，从缝纫机下的小盒子里掏钱给他。
2005年，父亲因病去世，留下母亲一人。
那年的清明，天空下着绵绵细雨，我和弟弟站在父亲的墓前，心情各异。
我想起父亲生前对我的严厉和期望，想起他那双总是沾满机油的手，想起他偶尔会拿出一块钱让我去小卖部买冰棍的温情时刻。
弟弟却显得心不在焉，不停地看手表，嘴里念叨着：＂快点结束吧，我晚上还有约会呢。＂
那时我已经成家，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生活还算过得去。
我的妻子叫林小雨，是学校的美术老师，温柔贤惠，对我的母亲也十分孝顺。
母亲退休后，每月有一千多元退休金，在那个县城里，日子也还算宽裕。
她喜欢在楼下的小广场跳广场舞，认识了一群同龄人，生活倒也充实。
然而，弟弟却成了母亲生活中最大的牵挂和负担。
＂你弟结婚了，首付差点，我把积蓄都给他了。＂一次，母亲神色复杂地告诉我，手指不停地搓着衣角。
我正在帮她修理电视天线，听到这话，手一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妈，您退休金可不多，自己得留着养老啊。＂我担忧地说，知道母亲这些年的积蓄怕是不少。
＂你有工作，有媳妇孩子，日子过得去。你弟不一样，他还在起步。＂母亲叹了口气，眼神里满是心疼，＂何况你爸走得早，我这辈子亏欠他俩，尤其是你弟。＂
我不明白母亲为何总觉得亏欠弟弟。
在我看来，弟弟从小到大一直是家里的重心，得到的关爱远胜于我。
但我没再多说，母亲的钱是她的，她愿意怎么花是她的自由。
弟弟结婚后，问题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加复杂。
他的小汽修厂开开停停，经常入不敷出。
他娶的媳妇喜欢攀比，看见别人家买了彩电，她家也得买；别人家换了冰箱，她家也跟着换。
每次遇到困难，弟弟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母亲。
而母亲，也总是有求必应，甚至连自己每月的退休金都悄悄地给了大部分给他。
我曾劝过母亲几次，但每次都被她一句＂你不懂＂打发了。
我确实不懂，不懂为何母爱可以如此不公，不懂为何弟弟可以如此理所当然地索取。
但我选择了沉默，不想让年迈的母亲难堪。
2018年冬天，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我正在批改学生的作业，突然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儿子，我...我好像有点不舒服...＂母亲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像是隔着厚厚的棉被。
我立刻驱车赶到母亲家，发现她蜷缩在床上，脸色苍白如纸，额头上满是冷汗。
她紧紧抓着胸口的衣服，疼得直不起腰来。
我二话不说，背起母亲就往楼下跑，雪花打在脸上，又痛又冷。
送医院后，医生诊断为胆囊炎急性发作，需要手术治疗。
＂病情比较严重，需要尽快手术，＂医生推了推眼镜，声音严肃，＂家属准备一下，手术费用大约两万元。＂
住院的当晚，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弟弟，告诉他母亲的情况。
电话那头，弟弟含糊地应了几声，说会尽快赶来，但语气听起来并不着急。
＂弟，妈情况不太好，你尽快过来吧，＂我忍不住追问，＂手术费用我们得准备一下。＂
＂知道了知道了，我这边在接待客户，一会儿就过去。＂弟弟敷衍地说完，就匆匆挂了电话。
然而，整整三天过去了，弟弟始终没有露面，电话也开始无人接听。
我打电话到他工作的修车厂，却被告知他请了长假，说是去外地谈生意了。
母亲躺在病床上，虚弱地看着门口，每次听到脚步声，眼睛就亮起来，但看见是我，又黯淡下去。
＂弟弟呢？他怎么还没来？＂母亲虚弱地问道，眼睛不停地望向病房门口，手指不安地绞着被角。
＂他...他工作忙，可能抽不开身。＂我不忍心告诉母亲真相，只能编造借口，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又酸又苦又涩。
手术费用加上住院费，预计需要两万多元。
我本想自己承担，但家里刚买了房子，还在还月供，孩子的学费也不少，手头确实拮据。
无奈之下，我再次联系弟弟，连打了十几个电话，这次终于打通了。
＂哥，我最近手头真的紧，厂子刚投资了新设备，一分钱都拿不出来。＂弟弟的声音里带着几分不耐烦，背景音乐嘈杂，像是在酒吧或娱乐场所，＂再说了，妈不是每个月都把退休金给我吗？这些年攒下来，也该有个几万了吧？＂
我愣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说什么？妈把退休金都给你了？＂我的声音因为震惊而颤抖，握着电话的手指关节发白。
＂对啊，她说反正她一个人住，花不了多少钱，每个月就留几百块生活费，其余都给我周转。＂弟弟理所当然地说，仿佛这是世界上最正常不过的事，＂这事你不知道？哦，她肯定怕你说她，所以没告诉你。＂
电话那头的话像一记重锤砸在我心上。
我终于明白，为何这些年母亲生活越来越节俭，为何她总说钱不够花，为何她的衣服越来越旧，甚至连一件像样的外套都舍不得买。
挂了电话，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久久不能平静。
走廊的灯光惨白，照得人脸色发青，墙上的钟滴答滴答走着，每一秒都像是一年那么长。
十几年来，母亲把微薄的退休金几乎全部给了弟弟，自己却省吃俭用，连生病了都舍不得去医院检查。
而现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个拿走她所有积蓄的儿子却玩起了消失。
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是对弟弟的愤怒和失望，一方面是对母亲的心疼和不解。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偏心？为什么要这样委屈自己？她到底在补偿什么？
晚上，妻子小雨来医院换班，看见我坐在走廊里发呆，脸色不对，关切地问道：＂怎么了？是不是妈妈情况不好？＂
我把弟弟的事告诉了她，声音哽咽，眼眶发热。
＂十几年啊，妈把退休金都给了他，现在她生病了，他却连个影都不见。＂
妻子沉默了一会儿，轻轻握住我的手，掌心的温暖驱散了一些寒意：＂你得看开点，妈一辈子对弟弟好，现在她病了，我们总得管。＂
＂可咱们家里也不宽裕，那小子拿了钱连个影儿都没有！＂我放下碗筷，嗓子发紧，胸口像压了块石头。
＂不管怎样，先把妈的病治好吧。钱的事，我们想办法。＂妻子的话让我心里好受了些，她总是这样，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我力量。
当天晚上，妻子回家后，把自己的一对金耳环和一枚金戒指拿去当了，凑了一万元。
我又从同事那里借了一万，总算凑齐了手术费。
医生说母亲的病情不算太严重，但也不能再拖，于是安排了第二天手术。
手术前，护士来询问家属签字的事情，母亲虚弱地说：＂等我小儿子来了再签吧，他应该快到了。＂
我和护士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我轻声对母亲说：＂妈，弟弟可能来不了了，我来签字吧。＂
母亲听了，眼睛里的光一下子黯淡下来，但很快又挤出一丝笑容：＂也好，他工作忙，理解理解。＂
手术很顺利，但术后母亲一直昏睡不醒，医生说这是麻醉的正常反应，不必担心。
我坐在病床边，看着母亲苍老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第二天，我抵押了车子，又借到了一些钱，保证了母亲的后续治疗费用。
住院期间，弟弟始终没有出现，只在手术当天发了条短信，问母亲情况如何。
我简短地回复了几句，没有提钱的事。
出院后，我决定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照顾。
收拾母亲的房间时，我在她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旧皮箱，是父亲结婚时用的那个，锁扣已经生锈，但还牢固地锁着。
母亲看见我拿着皮箱，虚弱地说：＂钥匙在我枕头底下的红包里。＂
我找到钥匙，打开皮箱，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摞银行存折和借条。
打开存折一看，几乎每个月都有一笔固定金额的取款记录，基本上就是退休金减去几百元生活费后的数目。
而那些借条，全是弟弟写的，数额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加起来近十万元。
每张借条上都写着＂有钱就还＂，落款是弟弟的名字和日期，但没有一张有归还的记录。
最让我震惊的是，在皮箱的夹层里，还有一本小账本。
母亲用她那歪歪扭扭的字迹，记录着每一笔给弟弟的钱：
＂1月15日，小宝说修车厂要交房租，给他2000元。＂
＂3月8日，小宝媳妇生日，给他800元买礼物。＂
＂5月22日，小宝说要换电脑，给他3000元。＂
＂8月14日，小宝说朋友结婚要随礼，给他1200元。＂
...
账本密密麻麻记录了十几年的＂借款＂，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仿佛这样记着，总有一天会还回来似的。
翻到最后一页，母亲写道：＂这些钱就当是我欠小宝的，他小时候生病，没能好好照顾他，让他吃了那么多苦。大宝从小懂事，现在也有出息了，不用我操心。我这点退休金，给小宝周转用吧，也算是补偿他。＂
看到这里，我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滴在泛黄的纸页上，晕开一片模糊。
原来母亲的偏心，源于她内心深处的愧疚与补偿。
那场童年的大病，在她心里埋下了永远的自责，让她用尽余生去弥补，哪怕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
把皮箱放回原处，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心情。
母亲的屋子里还挂着一张全家福，是弟弟小学毕业时照的，父亲还健在，我刚考上高中，满脸稚气。
照片里，母亲一手搭在我肩上，一手搂着弟弟，笑得那么灿烂，好像那时的她，还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弯腰。
带着复杂的心情，我把母亲接到了自己家。
妻子是个善良的人，对母亲体贴入微，每天变着花样做可口的饭菜，还专门查阅资料，做一些适合母亲身体恢复的食物。
孩子也很懂事，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外婆房间，给她讲学校里发生的趣事，逗得母亲笑得合不拢嘴。
母亲的身体慢慢好转，脸上也有了笑容。
＂大宝，你媳妇真好，＂有一天，母亲拉着我的手说，眼里带着欣慰，＂你找了个好媳妇，比妈有福气。＂
我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握紧了母亲的手。
一个月后的周末，我正在书房批改学生的作业，听见门铃响了。
开门一看，是许久不见的弟弟，手里提着两袋水果和补品，身后还跟着他的妻子和孩子。
＂哥...＂他站在门口，神色尴尬，眼神闪烁不敢直视我，＂我来看看妈。＂
我沉默地让开身子，让他们进门。
弟弟的妻子比他还不好意思，腆着大肚子，低着头跟我打招呼：＂大哥好。＂
母亲看见弟弟，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激动得手都在颤抖：＂小宝，你终于来了！＂
弟弟走到母亲身边，低着头不说话，手里的袋子紧紧攥着，指节发白。
气氛一时有些凝重，连窗外的鸟叫声都显得格外刺耳。
＂小宝，你来得正好，我想和你们兄弟俩好好说说话。＂母亲突然说道，声音异常平静，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母亲让我们坐下，然后慢慢地从枕头底下拿出那个旧皮箱。
＂这里面的东西，你们都看看吧。＂
弟弟打开皮箱，看到那些借条和账本，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
＂妈...我...＂他嗫嚅着，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不知所措。
＂小宝，那些钱妈不要你还了。＂母亲平静地说，眼神里带着疲惫和释然，＂妈给你的，就是你的。但妈现在明白了一个道理，过分的爱可能会害了你。这些年，妈一直觉得亏欠你，所以什么都由着你，结果却让你变得依赖，不够坚强。＂
母亲转向我：＂大宝，妈知道这些年亏欠了你很多。你从小就懂事，妈反而对你要求更严格。妈以为这样对你好，其实是妈的偏心和不公。＂
我鼻子一酸，说不出话来，心里的委屈像是找到了出口，但又被更多的理解和心疼所取代。
＂今天妈把话说明白，不是要你们记恨对方，而是想在有生之年，看到你们兄弟和睦相处。＂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眼睛湿润了，＂妈不在了，你们还是亲兄弟啊。＂
说着，她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是我和弟弟小时候的合影，两个孩子站在院子的桃树下，笑得灿烂无忧。
＂记得这张照片吗？那年小宝刚病好，你主动把自己攒的零花钱买了冰糕给他吃，他高兴得不得了，非要和你合影。＂
我愣住了，早已忘记了这段往事，但看着照片，那天的阳光似乎又洒在了我的脸上，温暖明亮。
弟弟突然跪在了地上，失声痛哭：＂妈，对不起...我辜负了您的心意...我不是故意不来看您，我是...我是觉得愧疚，不敢面对您和哥哥...＂
他的妻子也跟着哭起来，抱着孩子站在一旁不知所措。
看着弟弟崩溃的样子，我心里的怨气竟然慢慢消散了。
或许，他也是被母亲过度的爱宠坏的，也是这种不平衡家庭关系的受害者。
＂起来吧，＂我走过去扶起弟弟，感觉他比记忆中瘦了不少，肩膀不再那么挺拔，＂妈的病还没完全好，别让她操心了。＂
弟弟抹着眼泪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哥，这是我最近把车卖了，凑的钱，一万五，算是我分担的医药费。＂
我愣了一下，接过信封，心里五味杂陈。
那辆车是弟弟的心头好，平时连划痕都舍不得有，没想到他会卖掉。
＂你把车卖了？那你上下班怎么办？＂我不由自主地问道。
＂骑自行车呗，又不是没骑过。＂弟弟擦了擦眼泪，勉强笑了笑，＂再说了，我厂子不是快关门了嘛，以后可能要到市里找工作，不知道会去哪儿，先不买车了。＂
原来弟弟的日子也不好过，难怪这段时间联系不上他。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久违地坐在一起吃了顿饭。
妻子张罗了一桌好菜，有母亲最爱吃的红烧肉，有弟弟爱的糖醋鱼，还有我喜欢的炒青菜。
饭桌上，弟弟主动承诺会定期来看望母亲，也会慢慢还清欠下的钱。
＂哥，我打算去市里找工作，听说那边的汽修厂待遇好一些。＂弟弟说，声音里带着些许坚定，＂我想重新开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母亲则表示今后会更加公平地对待我们兄弟，不再偏心。
＂妈这辈子做错了不少事，希望不算太晚。＂她叹了口气，眼神复杂。
饭后，我送弟弟一家出门。
站在楼下的路灯下，黄色的灯光照在弟弟疲惫的脸上，让他看起来格外沧桑。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用力抱住了我：＂哥，谢谢你一直以来对妈的照顾。我...我会改的。＂
我拍拍他的肩膀，感受到他瘦削的骨架：＂咱们是亲兄弟，互相扶持是应该的。＂
回到家，我看见母亲坐在窗前，望着弟弟远去的背影，眼里含着泪水。
夜色中，她的身影显得那么孤单和脆弱，不再是我记忆中那个坚强的母亲。
她轻轻地说：＂大宝，妈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我走过去，握住母亲布满老茧的手，那双手曾经为我们撑起一片天：＂妈，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您对我的严格要求，让我成为了今天的自己。我感谢您，真的。＂
母亲微笑着点点头，眼中的泪水终于滑落。
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亲情从来不是完美的，它有偏颇，有伤害，有误解，但也有包容，有谅解，有原谅。
真正的亲情，不是没有矛盾和伤害，而是在经历了这些之后，依然选择理解和宽恕。
如今，母亲已经在我家住了三个月。
她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开始帮着妻子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还会陪孙子读书写作业。
弟弟每周都会来看她，有时还会带着他的孩子一起来。
他真的去了市里的大汽修厂，虽然只是从基层做起，但至少有了稳定的收入。
每个月，他都会拿出一部分工资给母亲，虽然数目不大，但这个举动本身就意味着很多。
前几天，弟弟主动提出要接母亲去他家住几天。
母亲欣然同意了，临走时，她悄悄对我说：＂大宝，妈现在才明白，爱不是只给予，而是教会孩子如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我点点头，目送母亲和弟弟远去的背影，心里升起一丝暖意。
或许，这才是我们家最好的结局——不是谁对谁错的清算，而是各自的成长与和解。
站在初冬的阳光下，我忽然觉得，那些年积压在心底的委屈和不平，正随着这缕阳光一点点消融。
家，终究是避风的港湾，而不是计较得失的战场。
人这一生，总会有遗憾，但只要我们学会理解和宽容，那些遗憾也会化作岁月中珍贵的馈赠，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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