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舅舅抱着你哭了。＂我小声对爸爸说。
他只是摇摇头，眼睛红了，像是酒醉过后的样子，可他从不喝酒。
我出生在九十年代初的东北小城松原，三月的风还带着凛冽，可屋里却弥漫着一股子温暖的豆包香气。
家里有我、爸爸和妈妈，住在纺织厂的六层筒子楼里，楼道口挂着＂勤俭节约＂的红色横幅，每到春节还会贴上崭新的对联。
舅舅是妈妈的亲哥哥，在县城一中教高中语文，戴着金丝边眼镜，总穿着笔挺的西装，手里提着那个深褐色的公文包，走起路来背挺得笔直。
舅妈是县医院的护士长，穿着白大褂的样子格外干练，他们住着教师楼的单元房，家里有一台二十一寸的彩电，茶几上还摆着一部座机电话，在我们那会儿，算是不折不扣的体面人家。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派头。＂邻居王婶子总这么念叨，语气里带着几分羡慕。
我爸出身农村，高中还没毕业就辍学回家帮爷爷奶奶干农活，后来经人介绍进了国营纺织厂当了一名普通的机修工，眼睛近视还有些驼背，常年穿着沾了机油的蓝色工装，说话总是慢吞吞的，连笑起来都带着几分拘谨。
＂杨明啊，就是个老实人，一辈子也翻不了天。＂每次提起我爸，楼下刘大爷总是这么评价。
舅舅看不上我爸，这是我从小就知道的事。
每逢春节舅舅一家来我们家拜年，他总会环顾四周，皱眉头：＂我妹妹嫁给你，真是委屈了。＂
爸爸从不反驳，只是低着头笑笑，两只手在裤缝边缓缓摩挲，仿佛那里有什么看不见的线头。
妈妈则会说：＂哥，别这样说，又不是在评职称。＂
说罢，赶紧去厨房端出刚出锅的饺子，转移话题：＂快趁热吃，这馅儿我可是掺了虾皮儿的，别在外头吃了撑的，再嫌我这儿的不好。＂
我们家那套房子是九十年代初厂里分的，两室一厅，六十多平，阳台刚好朝南，妈妈在上面种了几盆吊兰和月季，说是既能看又实用。
爸爸虽然文化不高，却特别会动手。
家里许多家具都是他自己做的，书架、茶几、我的小床，简朴却结实，连楼道口那个鞋柜都是他一点点钉出来的，上面还刷了一层自制的桐油，虽然味道大了点，但擦得锃亮。
工厂发的家具都有些粗糙，但经过爸爸的修整，全变得顺手许多。
＂老杨，你这手艺，放在私人厂子里不比修机器强？＂厂里的李师傅经常这么说。
爸爸只是憨厚地笑着：＂嗨，就是闲着没事儿倒腾倒腾。＂
妈妈是厂办公室的文员，比爸爸学历高一些，高中毕业，打字速度是办公室最快的，每分钟能敲七十多个字，常被领导夸奖。
她总是穿着整洁，一年四季都能给自己搭配出不同的样子，头发扎得一丝不苟，偶尔会在耳朵上别一朵小花，是厂里公认的美人。
晚上，妈妈常教我写字、讲故事，每晚督促我完成作业，用铅笔在作业本上画一个个小星星评分。
＂要像你舅舅那样，好好念书，走出这个小厂子，见见外面的大世界。＂每当这时，妈妈眼里总是闪着光。
爸爸就会在一旁默默点头，手里摆弄着刚从收音机里取出来的螺丝钉。
我们家里有一台老式的熊猫牌收音机，是爸妈结婚时买的，已经用了十多年，每次坏了都是爸爸自己修，从来没舍得换新的。
他总说：＂能修就不换，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1997年的一个冬天，天气格外冷，北风呼啸着穿过楼宇间的缝隙，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某种无法言说的预兆。
妈妈突然病了。
开始只是说头晕，偶尔会站着站着突然扶住墙，后来越来越严重，有天早上竟然起不来床。
医院检查说是脑血管疾病，需要住院治疗。
爸爸二话没说，立马请了长假，日夜守在医院。
他以前很少做饭，顶多会煮个方便面，现在却学着给妈妈熬小米粥、煮鸡蛋面条。
我放学后就直接去医院，把书包往椅子上一放，先看妈妈睡了没，然后就在床边小桌上做作业，偶尔抬头看看窗外的天空，想着妈妈什么时候能回家。
舅舅来过几次，每次都是匆匆的。
他带着水果、人参、冬虫夏草之类的补品，放下就走，总说学校忙，走不开，期末考试阅卷，教研组开会，市里评优等等。
有一次，我在走廊上听见他对爸爸说：＂你这个家长当得也太不称职了，怎么没早点发现她不舒服？＂
爸爸没说话，只是低着头，手里揉搓着那顶蓝色工作帽，仿佛那上面的每一道褶皱都值得他仔细研究。
春节前后，妈妈的病情突然恶化。
医生说需要转到省城的大医院，本地条件有限。
爸爸连夜收拾东西，从柜子里取出压箱底的存折，脸上的皱纹比平时更深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坐上了去省城的绿皮火车，车厢里挤满了回家过年的人，空气中弥漫着花生壳和橘子皮的味道。
火车上，妈妈靠在爸爸怀里，脸色苍白如纸，爸爸一路上寸步不离，不停地问：＂冷不冷？疼不疼？要不要喝水？＂
妈妈虚弱地笑着：＂你比我妈还啰嗦。＂
那一刻，她的笑容在摇晃的车厢灯光下，显得格外珍贵。
舅舅说工作走不开，没有一起去，只是在电话里嘱咐了几句，说等忙完这阵子就来看妹妹。
到了省城医院，检查结果更加严重。
主治医生皱着眉头说：＂病情比想象的复杂，需要手术，越快越好。＂
手术费用不菲，那时候家里的积蓄不多，光是检查就花了不少。
爸爸四处借钱，找亲戚、同事、朋友，连我儿时的压岁钱储蓄罐都被倒了出来，里面叮叮当当的硬币在桌上堆成一座小山。
厂里也拨了一些救济金，厂长还动员大家捐款，但终究杯水车薪。
＂得给舅舅打电话。＂我对爸爸说，心想舅舅是老师，应该有些积蓄。
爸爸犹豫了一下，眼神飘向窗外，仿佛在计算着什么。
最终还是点点头：＂也只能这样了。＂
那晚，他站在医院走廊的公用电话前，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眼镜，右手食指无意识地敲打着电话机。
当他终于拨通了舅舅的电话时，声音低沉得几乎听不见：＂喂，是我，是杨明。＂
＂喂，妹夫啊，妍妍情况怎么样了？＂电话那头是舅舅标准的普通话。
＂不太好，需要手术......＂爸爸的声音有些发抖。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然后是舅舅的声音：＂需要多少钱？＂
＂大概还差三万。＂爸爸说这话时，眼睛死死盯着地面的一块污渍。
又是一阵沉默。
＂我这边手头也不宽裕，前段时间给小涛买了电脑，又给老家添了不少东西，最多能借你一万。＂舅舅的声音里透着为难。
挂了电话，爸爸的肩膀似乎更驼了，他沿着医院的长廊慢慢走回病房，像是在走一条无尽的路。
我悄悄躲在墙角哭，不敢让爸爸看见，怕他更难过。
第二天，舅舅真的汇来了一万块钱。
爸爸写了借条，工整的字迹透着一丝颤抖，小心地装在信封里，让护士帮忙寄了回去。
＂记得还，这可不是小数目。＂舅舅在电话里叮嘱。
剩下的钱，爸爸东拼西凑，甚至把准备攒着给我上大学的钱都拿了出来，还向厂里预支了半年的工资。
手术很成功，但妈妈恢复得很慢。
冬去春来，窗外的树发了新芽，病房里却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气味，始终挥之不去。
我们在省城住了一个多月，爸爸每天给妈妈按摩、喂饭、换衣服，晚上就睡在病床旁边的折叠椅上，硬邦邦的，却从不抱怨一句。
有时候我早上醒来，看见爸爸坐在窗边，默默地盯着窗外发呆，眼睛红红的，手里捏着那张皱巴巴的病历本。
他以为我没看见，赶紧擦擦眼睛，对我笑：＂小睡醒了？饿不饿？爸爸去给你买早点。＂
那段日子，我常看到爸爸在走廊尽头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有时是向厂里请假，有时是向亲友借钱，声音总是低沉而克制。
从未听他抱怨一句生活的不公，更没见他在妈妈面前流过一滴眼泪。
回到家后，妈妈需要长期服药和休息。
爸爸除了上班，还要照顾家务。
他学会了做很多菜，早上起个大早去市场挑新鲜的菜，回来洗净切好，中午再用自行车飞快地回家炒两个菜，虽然不如妈妈做的好吃，但也越来越像样。
那个曾经连锅铲都拿不稳的男人，竟然能把青菜炒得又脆又嫩，连隔壁王婶都夸他手艺见长。
那段时间，妈妈常常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看爸爸在厨房里忙碌，时不时叹口气：＂老杨，真亏了你了。＂
爸爸总是笑笑：＂说啥呢，你好好养着，别想那么多。＂
他笑起来的样子，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句话：岁月静好，只因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舅舅偶尔来看妈妈，每次都带着礼物，大多是些营养品或者新出的保健品。
他对妈妈嘘寒问暖，语气柔和，对爸爸却依然不冷不热，仿佛欠他的那一万块钱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
有一次，他看见爸爸做的饭菜，皱了皱眉：＂这么油腻，病人怎么能吃？你不知道高血脂对脑血管病有多大影响吗？＂
爸爸赶紧说：＂我再去做一份清淡的。＂
妈妈则说：＂哥，别这样，杨明这段时间辛苦了，他已经很用心了。＂
舅舅摇摇头：＂妹夫，你得跟医生好好沟通，了解病人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这是常识。＂
爸爸连连点头：＂是是是，我记下了，明天就去问医生。＂
我看着爸爸忙前忙后的身影，突然觉得他比舅舅高大许多。
那个夏天，院子里的槐花开了又落，妈妈的病情有所好转，能慢慢地在家里走动了。
她开始整理家里的小物件，把以前积攒的布头做成漂亮的杯垫，兴致好的时候还会弹弹那把落了灰的吉他，那是她年轻时的爱好。
爸爸特地请了木匠师傅，在楼下的小院子里搭了个小凉亭，好让妈妈有个纳凉的地方，凉亭上还挂了几串风铃，风一吹，叮叮当当的，十分好听。
他还学着种了些花草，说绿色植物对人有好处，那些花的名字他叫不上来，就用铅笔在小木牌上写＂红的＂＂黄的＂＂香的＂，惹得妈妈直笑他。
舅舅来看妈妈时，看见院子里的变化，难得地点点头：＂还挺会折腾，像模像样的。＂
爸爸不好意思地笑了：＂都是跟别人学的，想让你妹妹有个舒坦地方。＂
那一刻，舅舅的眼神似乎柔和了一些，但很快又恢复了往常的淡漠。
那年秋天，妈妈突然病情加重。
这次，主治医生的表情异常严肃：＂复查结果不理想，需要再次住院观察。＂
我们又回到了省城的医院，那个曾经充满希望与绝望的地方。
爸爸的眼圈总是红的，像是睡不够，又像是哭过，但在妈妈面前，他总是笑着说：＂没事的，这次也会好起来的，咱不怕。＂
舅舅这次请了假，也赶到了省城。
见面时，他对爸爸说：＂你怎么照顾的？怎么又严重了？是不是没按时吃药？＂语气里带着责备。
爸爸低着头，没有辩解，只是说：＂可能我做得还不够好。＂
那天晚上，医院走廊的灯忽明忽暗，照在人脸上像是蒙了一层灰。
我和爸爸、舅舅三个人站在医生办公室外，等待最后的检查结果。
空气沉闷得让人窒息，护士推着病床从我们身边经过，轮子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
当医生终于叫我们进去时，他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住院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妈妈的情况越来越不好。
有一天晚上，护士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说要做最坏的准备。
爸爸站在那里，像是突然老了十岁，那双曾经有力的手此刻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
舅舅靠在墙上，一言不发，指尖的香烟燃尽了也没注意。
回到病房，妈妈似乎知道什么，拉着爸爸的手说：＂老杨，这些年苦了你了，对不起，没能给你个富足的生活。＂
爸爸握着她的手，摇摇头：＂别瞎说，你很快就会好的，咱们回家继续过日子。＂
妈妈又看向舅舅：＂哥，以后小华就拜托你多照顾了，我知道你一向看不上杨明，嫌他没文化，可他待我真的很好，这么多年，从没红过脸，也没说过一句重话，是个实心眼儿的好人......＂
舅舅转过身去，肩膀微微颤抖，一向挺拔的背影此刻竟有些佝偻。
那天晚上，病房外下起了大雨，雨点拍打着窗玻璃，像是某种无声的告别。
妈妈睡得很安静，脸色比往常红润，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做了个好梦。
第二天一早，当阳光透过窗帘照进病房时，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爸爸跪在床前，将脸埋在妈妈的手心，无声地颤抖着。
舅舅站在窗边，眼泪一行行地流下来，却不发出一点声音。
我站在病床尾，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只有心脏的跳动声，一下，又一下。
葬礼很简单，按照妈妈的遗愿，我们把她安葬在老家的山坡上，能看到远处的山和河。
那天，天空下着蒙蒙细雨，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野草的气息。
爸爸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座雕像，手里攥着妈妈生前最爱的那条蓝色围巾，那是他们结婚五周年时爸爸送给妈妈的礼物。
我站在他身边，不知道该说什么。
舅舅一家和其他亲友们都来了，人们穿着黑色或深色的衣服，低声交谈，偶尔向我投来怜悯的目光。
仪式结束后，人们陆续离开，雨越下越大，泥泞的山路上留下一串串脚印，很快又被雨水抹平。
最后只剩下我、爸爸和舅舅。
雨水顺着舅舅的眼镜滑落，分不清是泪还是雨。
他盯着妹妹的墓碑看了许久，上面刻着简单的字迹：杨妍之墓。
突然，舅舅走到爸爸面前，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他。
＂对不起，杨明，这些年我对你太不公平了。＂舅舅的声音哽咽，滚烫的泪水落在爸爸的肩头，＂我妹妹嫁给你，是她这辈子最明智的选择。＂
爸爸愣住了，手臂僵在半空，然后慢慢地回抱住舅舅，两个男人在雨中无声地哭泣，仿佛多年的芥蒂在这一刻灰飞烟灭。
我站在一旁，雨水打湿了我的脸，内心却感到一丝温暖。
那天晚上，舅舅留在我们家。
院子里的那棵槐树被风雨打落了不少花瓣，散落一地的白，像是送别的礼物。
我听见他们在客厅里低声交谈，透过半掩的门缝，看见两个男人面对面坐着，中间放着一瓶白酒，两个小酒杯。
＂妹夫，我一直看不起你，觉得你配不上我妹妹。＂舅舅倒了两杯酒，声音低沉，＂可这些年，是你用行动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我读了那么多书，整天教学生词句文章，却不如你明白生活的真谛。＂
爸爸轻声说：＂我没什么文化，就知道踏实过日子。妍妍对我很好，我对她也是真心的，只是没能好好保护她......＂说着，声音哽咽了。
＂不是你的错。＂舅舅摇摇头，＂医生说了，这种病来得突然，谁也预料不到。杨明，我向你道歉，之前那一万块钱，就当我给妹妹的一点心意，你不用还了。＂
爸爸连忙摆手：＂不行不行，钱是一定要还的，这是我的责任。＂
＂我明白了。＂舅舅叹了口气，端起酒杯，＂我以前总觉得读书多就了不起，可人的品质和学历无关。杨明，以后你就是我亲兄弟，小华就是我的亲侄女，咱们是一家人。＂
两个杯子在空中轻轻相碰，发出清脆的响声。
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妈妈轻轻的笑声，飘荡在空气中。
从那以后，舅舅对爸爸的态度完全改变了。
他经常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帮爸爸介绍更好的工作机会，还把省城一家家具厂的老板介绍给爸爸，说他手艺好，可以考虑转行。
爸爸也渐渐变得开朗起来，不再是那个总是低着头的人，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些，偶尔会和舅舅开几句玩笑。
他接受了舅舅的建议，辞去了纺织厂的工作，去了家具厂当师傅，工资比以前高了不少，还能发挥他的手艺特长。
每个月，他都会按时把钱存进银行，说是为我上大学准备的，即使舅舅说不用还那笔钱，他还是每个月都会还一部分，直到全部还清。
前段时间，我参加高考，考了全市前十的好成绩，收到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爸爸站在院子里，看着通知书上红色的印章，半天说不出话来。
晚上，他拿出一个旧信封，里面是攒了多年的钱。
＂这是你妈妈生前就开始准备的大学学费。＂他说，眼里含着泪水，＂她一直希望你能像你舅舅那样，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
舅舅也来了，带着礼物和祝福。
他看着墙上妈妈的照片，轻声说：＂妹妹，你可以放心了，小华比我们强多了，考上这么好的大学，你在天上一定很骄傲吧。＂
晚上，我们三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星空，院子里的槐树在夜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
舅舅说：＂杨明，我这辈子读了那么多书，教了那么多学生，却是从你身上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爱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爸爸笑了笑，眼神望向远方的星空：＂我只希望妍妍在天上能看到，我们现在挺好的。＂
听着他们的谈话，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少文凭，也不是你说了多少漂亮话，而是你如何去爱，以及在困难面前，你能否坚守那份爱。
回忆妈妈葬礼上舅舅抱着爸爸哭泣的场景，我知道那是一个成年人最真实的认错方式，也是最深刻的和解。
在那一刻，所有的偏见和隔阂都化为了最纯粹的人性光辉。
月光洒在阳台上，照在三个相依为命的人身上。
我想，妈妈一定会很欣慰，她最爱的人们终于走到了一起。
而我，将带着他们的爱和期望，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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