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想问我后悔吗？守了他们一辈子，却送走了自己的老伴。＂
我望着窗外的银杏树，叶子已经泛黄，在北风中瑟瑟发抖，就像我这颗苍老的心。
＂可这世上，哪有后不后悔的事呢？＂
我叫周建国，今年六十一岁，从东北一家国营机械厂退休已经有六个年头了。
机械厂是我们这座小城的支柱，当年全厂上下三千多号人，走到哪儿都是响当当的＂国家干部＂。
我和老伴刘淑芳是厂子里的老职工，本来打算退休后搭伴游山玩水，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可事与愿违，父母年事已高，我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不得不担起赡养二老的重担。
老家那边常说：＂养儿防老＂，可谁能想到，我这个＂防老＂的儿子自己先老了，而老人家却越活越精神。
八十年代末，我和淑芳结婚时，父母才五十出头，那时候想着等我们老了，父母也就七十多，到时候一起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
谁知道改革开放后医疗条件越来越好，吃得好睡得香，父亲母亲一个九十三，一个九十一，硬是熬成了社区里的＂长寿模范户＂。
而我和淑芳，却走在了他们前面。
记得父亲退休那年，是1989年，他从国营钢铁厂领了一块＂劳动模范＂的搪瓷奖牌回来，红底白字，上面的五角星还泛着金光。
母亲特意去副食品商店买了肉票，换了二斤五花肉包了一大桌饺子庆祝。
那时候买肉还得凭票，家里有个大红色的塑料票夹，里面夹着大大小小的票证，那可是咱家的＂第二个钱包＂。
父亲酒量不错，咕咚咕咚灌了半斤二锅头，脸涨得通红，扛起我五岁的儿子小东在院子里转圈，笑得嘴都合不拢。
那天晚上，我家的老式录音机放着邓丽君的《甜蜜蜜》，院子里的邻居们都聚过来，热热闹闹，像过年一样。
谁能想到三十多年后，那个能扛起孙子的老爷子，现在要靠我搀扶着才能下床如厕。
时光荏苒，日子在收音机里＂北京时间整点报时＂的声音中一天天过去。
2013年，父亲八十大寿那年，我和淑芳商量着把他们接到城里自己家里住。
老家的四合院虽然宽敞，但冬天烧煤太麻烦，上了年纪的老人难以自理。
那时候我们住的还是单位分的老楼房，七十年代的红砖楼，没电梯，但胜在结实，冬暖夏凉。
搬家那天，父亲拿着他那个老式的木头箱子，里面装着几件发黄的衣服和那块＂劳动模范＂奖牌，执意要带上。
＂这是我一辈子的荣誉，比什么都金贵。＂父亲摸着那块搪瓷牌子，眼里闪着光。
母亲则抱着她心爱的绿色搪瓷茶缸，那是她和父亲结婚时的＂嫁妆＂，用了大半辈子，边沿都磨出了豁口，却舍不得丢。
那时候父亲已经有些腿脚不便，但头脑还清醒，能和我们一起看新闻联播，评论时事。
每到晚上七点，他准时坐在二十一寸的老式彩电前，拿着老花镜，一条一条地听，然后对我们说：＂看看，咱们国家现在多厉害，比那会儿强多了。＂
母亲虽然有点耳背，但家务活干得麻利，清早五点就起来，先在楼下的小广场上打一套太极拳，回来后就忙着烧火做饭。
她常说：＂老了老了，动不动就生病，得多动动。＂
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儿子大学毕业后去了南方的深圳，成了我们口中的＂南漂＂，虽然工资高，但回家的机会屈指可数。
电话里，他总是说：＂爸，我这边太忙了，实在抽不开身。＂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和淑芳也从中年步入了老年。
退休后的清闲生活没过几年，父母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先是父亲膝关节疼痛，走不了路，我们给他买了个轮椅，推着出去晒太阳。
接着母亲的老年痴呆症状越来越明显，经常把我认成她早已过世的弟弟，或者在半夜惊醒，说要去给我做饭，说我还小，要上学。
那是2018年的冬天，北方的冬天格外冷，窗外飘着鹅毛大雪，电线杆上的喇叭里播放着＂大雪纷飞，注意防滑＂的广播。
父亲忽然半夜喊我。
我揉着眼睛起来，看见父亲坐在床边，脸色苍白，像一张白纸。
＂建国啊，我这把老骨头怕是不行了。＂父亲声音很轻，像一片雪花落在棉絮上。
＂你和淑芳本来可以安享晚年，出去旅游，跳跳广场舞，现在却要照顾我们这两个老不死的。＂
我鼻子一酸，赶紧说：＂爸，您说啥呢，我们不照顾您和妈，谁照顾啊？＂
＂我和您妈年轻的时候不也是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吗？现在不过是回报您二老罢了。＂
父亲摇摇头，苍老的手抚摸着那块珍藏的奖牌：＂我这辈子没啥遗憾，就是耽误了你们。＂
＂我看村里老李家，儿女都在外地，两口子自己过，到老了进养老院，也挺好。＂
我没接话，只是倒了杯热水递给他，看着他微微颤抖的手接过杯子，一口一口地啜饮。
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
是啊，如果父母进养老院，我和淑芳确实会轻松很多。
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里，让父母进养老院，总感觉是不孝顺，好像是把老人＂扔＂出去一样。
何况，父亲一辈子节俭惯了，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舍不得花那＂冤枉钱＂。
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那是他们那代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智慧。
第二天，我和淑芳在厨房里一边择菜一边商量这事。
淑芳手上的动作顿了顿，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沉默了一会儿，说：＂咱们再坚持坚持吧，老人家习惯了家里的环境，去了养老院，怕是不适应。＂
＂再说了，现在咱们不也还能动弹吗？等实在不行了，再想别的办法。＂
淑芳就是这样，总是把别人放在第一位，从不抱怨，不管多苦多累，脸上永远带着笑容。
就这样，我们继续照顾着日渐衰老的父母。
淑芳辞去了社区半工半退的工作，每月少了那五六百块钱的收入，全职在家照顾老人。
我退休金比她高一些，每月三千多，家里开销主要靠我。
那几年，我们几乎没出过远门，生活围绕着父母的作息时间打转。
早上五点起床，先给母亲量血压，然后帮父亲翻身，防止褥疮。
六点开始做早饭，七点喂饭，然后是一天的洗衣、做饭、打扫、陪聊的循环。
晚上还要起来两三次，给父亲翻身，或者哄迷糊的母亲入睡。
曾经和我们一起参加＂夕阳红＂旅游团的老同事打电话来邀请我们去桂林，被我委婉拒绝。
＂老周啊，没关系，等啥时候方便了咱们再一起去。＂老同事在电话那头说，语气里带着理解和同情。
我和淑芳的世界，慢慢变成了方寸之地。
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我们的生活更加封闭。
小区实行封控管理，出门要戴口罩，回家要消毒，买菜要靠社区统一配送。
一到下午四点，我就拿着小区发的通行证下楼，在小区门口排队领取蔬菜包，那是社区工作人员冒着风险采购的。
父亲已经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需要定时翻身防止褥疮。
我和淑芳轮流照顾，她负责白天，我负责晚上，两人倒班，像极了当年在厂里上夜班的日子。
母亲的老年痴呆越发严重，经常半夜起来找她早已过世的父母，嘴里念叨着：＂爹，娘，我回来了，你们在哪儿呢？＂
那种场景，看得我和淑芳心如刀绞。
那段时间，淑芳开始消瘦，脸色也不好看，眼睛下面总是挂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
我劝她去医院检查，她总是推脱说：＂等疫情好了再说，现在医院那么多人，多危险。＂
＂再说了，我这是累的，休息休息就好了，哪那么矫情。＂
淑芳一直是个要强的人，从不喊苦喊累，当年在厂里，车间温度四十多度，她都从不休息，硬是一干就是一天。
直到有一天，淑芳在厨房里突然晕倒。
我听到锅铲掉在地上的声音，赶紧跑过去，看见淑芳倒在地上，脸色惨白。
当时我吓坏了，手忙脚乱地拨打了急救电话，然后又给邻居王大妈打电话，请她来照看一下老人，我好跟着救护车去医院。
送到医院一查，肝功能严重异常，医生皱着眉头说可能是长期疲劳和压力过大导致的。
＂你爱人需要休息，最好能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医生的话像一记闷棍打在我心里。
我坐在病床前，看着睡着的淑芳，她的头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全白了，就像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一张纸，手上的青筋凸起，那是常年干活的痕迹。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已经老了，而且老得比想象中快得多。
青丝变白发，这一晃，就是四十年啊。
出院后，淑芳的身体每况愈下。
我提出雇个保姆帮忙照顾老人，被她拒绝了。
＂钱得省着点，将来你们爸妈有个三长两短，还得花钱。＂
＂再说外人照顾不会尽心尽力，父母这把年纪，咱能照顾一天是一天。＂
淑芳就是这样，永远把家里人放在第一位，把自己放在最后。
她小时候家里穷，兄弟姐妹多，常常是把自己的饭分给弟弟妹妹吃，自己饿着肚子。
这种＂先人后己＂的性格，伴随了她一生。
2021年年底，淑芳去世了，走得很安静，像是睡着了一样。
诊断书上写着＂多器官功能衰竭＂，但我知道，她是累垮了，是用自己的生命在照顾这个家。
临终前，她拉着我的手说：＂建国，爸妈就交给你了，他们年纪大了，别让他们知道我走了，他们会伤心的。＂
＂等他们走后，你要好好的，别学我这么傻。＂
我强忍着泪水点头，泪水却不停地往下流，打湿了她的手。
这个陪伴了我四十年的女人，就这样走了，而我甚至没能带她去看看大海，看看她一直向往的桂林山水。
淑芳走后，我用＂她去照顾儿子了＂的借口搪塞父母。
父亲似乎看出了什么，但没多问，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偶尔听到他的啜泣声。
母亲因为记忆问题，时常忘记，每次问起淑芳去哪儿了，我就重复同样的谎言：＂去照顾小东了，小东感冒了，需要人照顾。＂
生活还要继续。
我一个人照顾两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每天给他们洗澡、喂饭、换尿布。
过去淑芳做的事，现在全落在我肩上，有时候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就着咸菜啃两口馒头，就又开始忙活。
有时候半夜三更，要起来给父亲翻身，或者哄母亲睡觉，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但不敢合眼，生怕老人有什么闪失。
邻居王大妈经常来帮忙，她是个好心人，自从淑芳＂去照顾儿子＂后，常来陪我唠唠嗑，帮我洗洗衣服。
＂建国啊，你这样下去不行啊，身子骨会垮的。＂
王大妈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经常叹气，＂要不，把老人送养老院吧？现在的养老院条件多好啊，有护工有医生，比在家里强多了。＂
我摇摇头：＂淑芳临走前嘱咐我好好照顾他们，我得说到做到。＂
＂再说了，就这两年的事，熬一熬就过去了。＂
其实我心里也有怨气。
如果不是照顾老人，淑芳也许不会累垮了身子，我们俩本可以有个平静美满的晚年。
但每当这种想法冒出来，我就感到一阵愧疚。
父母养育之恩，怎能用怨恨回报？
何况，照顾老人不也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吗？
我父亲那代人是＂吃苦耐劳＂的一代，他们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
他们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了我们，自己却过着最朴素的生活。
如今他们老了，需要我们照顾，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可淑芳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对着淑芳的遗像说话：＂老伴啊，你说我该怎么办？身子骨越来越不行了，可爸妈还得有人照顾啊。＂
去年冬天，北风呼啸，我带父亲去医院做例行检查。
那天特别冷，我给父亲穿了三层衣服，又用厚毛毯把他裹得严严实实，推着轮椅在凛冽的寒风中艰难前行。
医生说他的身体状况还算稳定，以他的体质，再活五年都有可能。
我听了这话，心里没有喜悦，只有深深的疲惫。
我已经六十一岁了，比淑芳离开时还大一岁，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回家的路上，雪下得很大。
我推着轮椅，走得很慢，生怕滑倒。
父亲忽然说话了：＂建国，淑芳是不是已经不在了？＂
我的手一抖，差点推不动轮椅。
＂你别骗我了，＂父亲声音低沉，带着沧桑，＂我虽然老了，但不糊涂。＂
＂淑芳那么好的人，怎么会一走就是两年不回来？况且她那么疼你妈，不可能这么久不见一面。＂
雪花落在父亲的白发上，我忽然发现他的头发已经稀疏得能看见头皮，额头上的皱纹像是一道道沟壑，记录着岁月的无情。
＂是啊，爸，＂我终于承认，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淑芳已经走了两年多了。＂
＂她不希望你们难过，所以让我瞒着你们。＂
父亲沉默了很久，才说：＂其实我早该想到的。＂
＂那孩子一直太累了，是我们拖累了她。＂
老人的话语中充满了自责和悲伤。
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推着轮椅向前走，脚下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像是谁在低声啜泣。
＂建国，＂父亲忽然回过头来看我，眼里含着泪水，＂你也别太辛苦了。＂
＂我和你妈这把年纪，活一天是一天。你要是撑不住，就送我们去养老院吧。＂
听到这话，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流下来，掉在厚厚的积雪上，融化出一个小小的洞。
＂爸，我答应淑芳要照顾好你们的。＂
＂傻孩子，＂父亲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淑芳走了，你更要好好活着。＂
＂你才六十多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老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不是人心不好，是人的精力有限啊。＂
父亲的话让我心头一震。
回到家，我给父亲换好衣服，扶他上床休息。
看着他枯瘦的身体，我心里五味杂陈。
是啊，我已经失去了淑芳，难道还要像她一样，耗尽最后一丝力气吗？
那晚，我久久不能入睡，翻来覆去想着父亲的话。
窗外，雪还在下，树枝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在路灯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恍惚间，我想起了我和淑芳年轻时，也是这样的大雪天，我们在厂里的宿舍楼下堆了个大雪人，她戴着红围巾，笑得那么灿烂。
那时我们年少轻狂，以为人生还很长，有大把的时间去挥霍，去享受。
谁知道，一转眼，青丝变白发，健步变蹒跚，那个曾经在雪中笑靥如花的姑娘，已经永远离开了我。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见淑芳站在一片花海中冲我笑，她看起来那么年轻，像我们刚结婚时的样子。
阳光照在她的脸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她说：＂建国，别太勉强自己，我希望你能好好的。＂
＂人这一辈子，是来享福的，不是来受罪的。＂
我在梦中伸出手想抓住她，却只抓到一片虚无。
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给儿子，告诉他我想把爷爷奶奶送去养老院的想法。
电话那头，儿子沉默了一会儿，说：＂爸，您确定吗？您不是一直觉得这样不孝顺吗？＂
＂孝顺不是用命去换的，＂我苦笑道，＂你妈就是太要强，结果...＂
一时哽咽，说不下去。
电话那头，儿子叹了口气：＂爸，我支持您。＂
＂您也该为自己活一活了。这周我请假回来，咱们一起去看看哪家养老院合适。＂
挂了电话，我走到父母房间。
母亲还在睡觉，父亲却已经醒了，正靠在床头发呆，手里摩挲着那块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劳动模范＂奖牌。
＂爸，我想和您商量个事。＂我在床边坐下，心里忐忑不安。
父亲看着我点点头：＂是关于养老院的事吧？我昨晚想了一宿，觉得是时候了。＂
我没想到父亲会这么痛快地答应，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建国，你是个好儿子，＂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眼中含着泪光，＂这么多年，你已经尽到责任了。＂
＂咱们那个年代的人，讲究＇养儿防老＇，可谁能想到，现在医疗条件这么好，人活得这么长。＂
＂有些事，强求不来的。＂
我眼眶湿润：＂爸，我不是不想照顾您和妈...＂
＂我知道，＂父亲打断我，声音里带着释然，＂但人活一辈子，总要为自己想想。＂
＂我这辈子，年轻时吃了不少苦，好不容易熬到现在，却要连累你们。＂
＂你还有大半辈子要过，不能都耗在我们这两个老东西身上。＂
父亲的话语中，充满了对生活的通透和对儿女的理解。
我紧紧抱住他瘦弱的身体，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一周后，在儿子的帮助下，我们参观了几家养老院，最终选定了一家环境不错、离家也不远的。
那里有24小时的护理服务，还有专门针对老年痴呆症的护理项目，最重要的是，那里有志同道合的老年人，父母不会感到孤单。
搬入养老院那天，父亲情绪很平静，还安慰着有些迷糊的母亲：＂老太婆，这是咱们的新家，比原来的房子还宽敞呢。＂
＂你看，有电视，有暖气，还有人照顾咱们，多好啊。＂
母亲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手里还紧紧握着那个缺了口的绿色搪瓷茶缸。
临走时，父亲拉住我的手：＂建国，你要常来看我们。＂
＂一定，爸，我每周都来。＂我承诺道，心里却泛起一阵愧疚。
回到空荡荡的家，我有种说不出的轻松和愧疚。
这是三十年来，我第一次不用操心父母的起居饮食。
不用半夜起来给他们翻身，不用担心他们的血压高低，不用为换尿布而烦恼。
我走到淑芳的遗像前，轻轻擦去上面的灰尘：＂淑芳，你看见了吗？我终于想通了。＂
＂你总说我太死脑筋，现在我学会变通了。＂
那天晚上，我睡了很久很久的觉，没有被任何声音惊醒。
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来，我才慢慢睁开眼睛，看了看表，已经是上午九点了。
这是多少年来，我第一次睡到自然醒啊。
起床后，我给自己做了顿丰盛的早餐，两个鸡蛋，一碗小米粥，还有昨天剩下的馒头。
吃完早餐，我慢悠悠地散步到小区的健身角，跟着其他老人一起做广播体操。
身边的人都是陌生面孔，但很快我就和他们熟络起来。
原来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有的照顾老人，有的带孙子孙女，有的刚经历丧偶之痛。
在这个小小的晨练圈子里，我找到了归属感。
如今，父母在养老院已经住了半年。
我每周去看他们两三次，有时带些他们爱吃的点心，有时带些旧照片，和他们一起回忆过去。
父亲看起来精神比以前好多了，还交了几个棋友，每天下午在养老院的活动室里厮杀得不亦乐乎。
母亲的情况时好时坏，但有专业护工照顾，比在家里强多了。
至少她现在不会半夜起来找她的父母，而是安安稳稳地睡到天亮。
我开始学着为自己而活。
报了个摄影班，周末去郊外拍风景；认识了一群退休老人，经常一起打太极、唱歌；有时还会应儿子的邀请，南下看看外孙。
那个曾经只会围着父母转的我，现在活出了另一种人生。
前几天，一个退休后认识的老友问我：＂建国，你后不后悔这么多年都在照顾老人，结果熬走了淑芳？＂
我望着窗外的银杏树，叶子已经泛黄：＂你是想问我后悔吗？守了他们一辈子，却送走了自己的老伴。＂
＂可这世上，哪有后不后悔的事呢？＂
我停顿了一下，继续道：＂淑芳走得太早，是我一生的痛。＂
＂但我不后悔照顾父母，那是我们的责任。＂
＂我后悔的是，没能早点想通，人活着，既要尽孝，也要爱自己。＂
＂孝顺不是用命换来的，而是用心。＂
老友拍拍我的肩膀，没再说什么。
回家的路上，夕阳西下，我走得很慢。
想起淑芳，想起父母，想起这些年的苦与乐。
长寿也许不全是福，但生命的分量不在长短，而在于如何度过。
淑芳常说，人这一辈子，就是一场漫长的告别。
我现在才明白，告别的同时，也是新的开始。
今天是周末，我又去看望了父母。
父亲坐在轮椅上，在养老院的小花园里晒太阳，看起来红光满面。
母亲在护工的陪伴下，正在和其他老人一起做手工，虽然她织的毛线有些歪歪扭扭，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爸，我给您带了您最爱吃的麻花，还有您的老朋友王大爷让我给您带好。＂
我蹲在父亲身边，把刚买的麻花递给他。
父亲接过来，笑眯眯地说：＂好，好，谢谢儿子。＂
＂对了，我想跟你说件事，＂父亲神秘地压低声音，＂我在这儿认识了个老太太，她老伴也走了，和我挺聊得来。＂
＂我想让她过来陪我们说说话，你看行吗？＂
我怔了怔，然后笑着点头：＂当然可以，爸，您交朋友是好事啊。＂
父亲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你看，人这辈子，无论到了哪一步，都还有新的开始啊。＂
听了这话，我心头一热。
是啊，无论何时，都不算太晚，都可以有新的开始。
无论前路如何，我都会坚强地走下去，替淑芳看看这世界，替自己活出余生的精彩。
夜幕降临，我推开家门，屋子里很安静。
我打开灯，淑芳的照片在灯光下微微发亮，仿佛在对我微笑。
这时，手机响了，是儿子发来的视频邀请。
点开后，小外孙的笑脸出现在屏幕上：＂爷爷，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啊？＂
我笑着回答：＂快了，爷爷下个月就去看你。＂
挂断电话，我轻声对淑芳的照片说：＂淑芳，我想明白了，人生最大的孝顺，不是耗尽自己，而是好好活着。＂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也会照顾好咱爸妈，还有咱们的儿子和外孙。＂
窗外，最后一抹晚霞消失在地平线上，新的一天即将到来。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