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的怀表
＂你们站住！周淑芬，孩子他爸走了，你就这么急着改嫁？＂二叔的声音在医院门口炸开，母亲的手猛地颤抖。
我攥紧了母亲的手，感受到她指尖的冰凉，那种冰凉像是从骨子里渗出来的。
那是1985年的寒冬，东北的雪下得又急又猛，仿佛要把整个小镇都掩埋起来。
天空灰蒙蒙的，仿佛被蒙了一层厚厚的纱布，连太阳也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继父周建国因肺病去世，留给我和母亲的，只有半间陈旧的平房和一堆医药费欠条。
整整三个月，母亲在医院守着继父，瘦得脸颊都凹了进去，眼眶深陷，眼睛却亮得惊人。
我叫周晓明，虽然跟继父没有血缘关系，却随了他的姓，这是我十岁那年，母亲改嫁时的决定。
单位里有人背后叫我＂半拉小子＂，意思是不伦不类，既不姓原来的李，也不完全是周家人。
我亲生父亲李志国是矿上的工人，在我七岁那年因矿难去世，母亲顶着＂矿工遗孀＂的名头，在集体食堂洗了三年碗，手都洗脱了皮。
食堂里的热气和油烟熏得她眼睛总是红红的，晚上回家还要给我缝补衣服，煤油灯下，她的背影瘦小而倔强。
后来经管饭店的李大娘介绍，母亲嫁给了镇上纺织厂的周建国。
继父是个闷葫芦，不善言辞，但对我们娘俩很好，从不对我呼来喝去，有时还会偷偷塞给我几毛钱买本《十万个为什么》或者《少年文艺》。
我还记得他粗糙的手指翻书的样子，那双被机器磨出茧子的手，捧着书的时候却出奇地轻柔。
＂你想上大学吗？＂有一次他突然这么问我，眼神里带着我看不懂的光芒。
＂想。＂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时候县城的高中老师来我们学校宣讲，说国家需要建设人才，大学生是＂天之骄子＂。
继父点点头，不再说话，只是第二天就给我买了一盏新的台灯，说是保护眼睛。
那盏灯亮得很，照得我枕边的课本一片雪白，映在继父被机油和棉絮染黑的指甲缝里，显得格外刺眼。
继父去世的第三天，就有人登门说媒。
公社的张德明主任，四十出头，老婆因病早逝，家中有三间正规的砖瓦房，还有固定工资，在我们这小地方，算得上是个＂香饽饽＂。
邻居王大娘来家里串门，笑眯眯地说：＂淑芬啊，你可得把握住机会，张主任那儿，不愁吃不愁穿，比在这破房子强多了。＂
母亲没有直接答应，只是低着头捏着围裙角，嘴唇抿得紧紧的。
但我知道，她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那天晚上，她轻手轻脚地收拾东西，把继父的照片和几件衣物小心地装进纸箱，像是做贼似的，生怕惊动了什么。
＂咱们明天就搬到张叔家去住几天，看看合不合适。＂母亲坐在我的床边，疲惫地说。
我没吭声，心里却堵得慌，继父才走三天啊，他的气息似乎还留在屋子里，那件挂在墙上的蓝色工装还带着他身上的味道。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母亲就收拾好了简单的行李，拉着我去医院办理最后的出院手续。
医院的走廊又长又窄，消毒水的味道刺鼻，让人喘不过气来。
母亲的脚步很快，像是要逃离什么。
可就在我们刚出医院大门，还没来得及招手叫三轮车时，二叔周立新和二婶从旁边冲了出来，挡在了我们面前。
＂你们站住！周淑芬，孩子他爸走了，你就这么急着改嫁？＂二叔的声音在医院门口炸开，母亲的手猛地颤抖。
二叔是继父的亲哥哥，在县运输公司开货车，身材壮实，声音洪亮，平日里就是个急性子。
＂丧事都没办完呢，你就拖儿带女往外跑，这像话吗？＂二叔的脸涨得通红，青筋暴起，像是要吃人一般。
母亲脸色惨白，嘴唇发抖：＂大哥，我不是那种人，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急着改嫁？还是嫌我兄弟死得不够快？＂二叔一把抓住母亲的行李包。
蓝布包被拽开，几件衣服撒落在雪地上，迅速被雪水染湿。
＂你放手！＂母亲猛地一推二叔，＂就连你们也要看不起我吗？＂
母亲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她这些年来很少这样失态。
二婶在一旁帮腔：＂就是，这才几天啊，你们就要搬走，也不怕街坊邻居戳脊梁骨！那张德明是什么人啊，一看就不安好心，你这是要往火坑里跳啊！＂
二婶瘦小精干，是纺织厂的挡车工，跟母亲原本是同事，却因为母亲改嫁给了继父而多了一层关系，平日里也没少在背后嚼舌根。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清楚，不劳二嫂操心！＂母亲弯腰去捡雪地里的衣物，声音里带着倔强。
我站在一旁，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觉得胸口憋得难受。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母亲第一次这样强硬地对待继父的家人。
＂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二叔声音更大了，引得路过的人纷纷驻足观看，窃窃私语。
＂你！＂母亲气得脸色发白，指着二叔，却又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时，二叔忽然从怀里掏出一个银色的怀表，那是继父平日里最珍贵的物件。
那表是继父当年参加劳动模范评选时厂里奖励的，它不算贵重，但对继父意义非凡，平日里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收在柜子最里层。
＂建国临走前，让我把这个交给晓明，说等他长大懂事了再给他。＂二叔的声音突然低沉下来，眼睛红了。
我愣住了，不由自主地伸手接过那个带着体温的怀表。
表面有些磨损，边缘处的镀银已经掉了一小块，露出里面的铜色，但依然能看出它曾经的光亮。
二叔按住我的手，帮我打开表盖，里面是一张泛黄的全家福，是我们搬进新房子那天照的，我、母亲和继父站在门前，继父难得地微笑着，看起来憨厚而温和。
照片下面还有一张折叠的纸条。
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淑芬，谢谢你这些年的照顾，我走后，你要再找个好人家，别委屈自己。晓明的学费我都攒好了，在信用社有存折，户头是他的名字。＂
那字迹我再熟悉不过，是继父的手笔，他的字总是写得很慢，因为小学没毕业，识的字不多。
母亲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捂着嘴蹲在雪地上，肩膀颤抖。
二叔的表情也缓和下来，他蹲下身，轻声说：＂淑芬，建国临走那天把我叫到床前，说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怕拖累你们娘俩，让我转告你，如果有好人家，可以再嫁，但不能太急，免得让孩子寒心。＂
母亲哭得更厉害了，一个劲地摇头：＂我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怕继续住在那屋子里，看见他的东西就难受...＂
我这才明白，母亲要搬走，不全是为了改嫁，也是因为那个屋子里到处都是继父的影子，让她无法面对。
＂大哥，我对不起建国...＂母亲泣不成声，＂这些年他对我们那么好，我却连他最后的心愿都没能满足。＂
二叔叹了口气，脸上的怒气消了大半：＂淑芬啊，我不是怪你想再嫁，只是这也太急了点。＂
二婶也缓和了语气：＂是啊，至少等办完丧事，过了百日再说吧，你这样急匆匆的，大家心里都不好受。＂
我站在雪地里，握着怀表，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
为什么继父生病这几年，家里再穷，他也要让我继续上学；为什么他总是默默地在煤油灯下给我讲课本上的知识，尽管他自己认的字并不多；为什么他临终前一再叮嘱我要好好念书，将来考个好大学。
原来，他早就为我铺好了路。
回到家里，二叔帮我们把继父的后事一一操办妥当。
那段日子，母亲像是变了一个人，整天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坐在继父的工作台前发呆。
继父的工作台很简单，就是一张木板搭在两个矮凳上，上面摆着一些修理工具和几本薄薄的技术手册。
每当这时，我就会坐在一旁陪着她，谁也不说话，只有墙上的老式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
张德明主任倒是个明白人，听说了事情原委后，也不再急着提亲，只是逢年过节带些东西来家里，帮忙添置些日用品，修修补补。
他对我也很客气，总是叫我＂晓明同学＂，而不是像别人那样叫我＂小周＂或＂半拉小子＂。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见张主任在帮母亲修理漏水的屋顶，他蹲在房梁上，动作娴熟地更换着破损的瓦片。
＂晓明回来啦？＂他看见我，笑着打招呼，＂你妈说你课业繁重，我们尽量不打扰你学习。＂
我点点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张主任不是个长得很英俊的人，四十多岁的年纪，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但他的眼睛很亮，说话轻声细语，全然没有作为主任的架子。
＂你爸留下的怀表，你一定要好好保存，那可是他的宝贝。＂张主任一边擦着手上的灰，一边对我说。
我攥紧了口袋里的怀表，点了点头。
那个怀表成了我的宝贝，我经常半夜偷偷打开来看，看那张全家福，看继父写的字条，仿佛这样就能让他的存在更加真实一些。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夏天，我参加了高中的入学考试。
那天考完试，我迫不及待地跑到继父工厂的宿舍区，那里有个老式的公用电话。
电话那头是我的班主任赵老师，他告诉我，我的成绩全校第一，被县里最好的高中录取了。
我几乎是跳着回家的，想第一时间告诉母亲这个好消息。
＂娘！我考上县一中了！＂我推开家门，大声喊道。
母亲正和张主任坐在堂屋里喝茶，听到我的声音，两人同时站了起来。
＂真的？＂母亲眼睛一亮，脸上浮现出久违的喜悦。
张主任也由衷地祝贺：＂不错不错，县一中每年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特别多！＂
我突然有种冲动，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怀表，郑重其事地打开：＂爸，我考上了，您看见了吗？＂
母亲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张主任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没有说话。
那一刻，我感觉继父就在屋子里，微笑着看着我们。
县一中的学费不低，加上住宿费和生活费，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母亲拿出了继父留下的存折，上面的数字让我们都吃了一惊。
六百七十三元四角二分。
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钱，足够我读完高中有余。
母亲的手抖得厉害：＂他什么时候攒的这么多钱？＂
二叔被叫来确认这笔存款的来源，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建国这几年一直在给纺织厂的运输队修车，每次都是下了班加的点，还有就是帮邻居修修家电什么的，攒下来的钱都存起来了。＂
我想起继父经常很晚才回家，说是厂里机器出了问题，需要加班。
原来，他是在拼命地为我攒学费。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失去继父的痛苦，趴在枕头上无声地哭了很久。
怀表就放在我的枕边，我仿佛听见它＂滴答滴答＂的声音，像是继父的心跳。
高中三年，我寄宿在学校，每个周末才回家一次。
每次回家，都能看到家里有了新的变化。
墙壁被重新粉刷，家具也换成了新的，院子里甚至种上了几棵果树。
张主任来得越来越勤，有时甚至会在我回家的那天特意买些我爱吃的菜。
母亲的脸色也红润了许多，不再是那种憔悴的样子。
我知道，他们之间的感情在渐渐升温。
冬天的某个周末，我回到家，发现家里格外温暖。
院子里堆着新买的煤，屋里的炉子烧得正旺，墙角还多了一台新式的电视机。
张主任坐在堂屋里，看见我进来，有些局促地站起身：＂晓明，你回来了啊。＂
母亲从厨房探出头，脸上带着少见的红晕：＂饿了吧？马上就能吃饭了。＂
饭桌上，气氛有些沉默。
直到吃完饭，张主任才清了清嗓子：＂晓明，我和你妈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心里早有准备。
＂我和你妈处了这么久，感情也稳定了，我想，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们准备...＂
我打断了他的话，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怀表，打开来，指着里面继父的字条：＂张叔，我爸临终前就说过，希望我娘能找个好人家，不要委屈自己。＂
张主任愣住了，眼睛湿润：＂你...你同意了？＂
＂我爸很疼我娘，也很信任你，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还有什么不同意的？＂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母亲忍不住落泪，拉过我的手：＂晓明，妈不会忘了你爸的，他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我点点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释然。
继父走了，但他的爱仍然在保护着我们。
就这样，在我高三的那个冬天，母亲和张主任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张主任主动提出，让我继续姓周，不必改姓，还说等我考上大学，他会拿出一部分积蓄资助我的学业。
高考那天，我揣着继父的怀表进了考场。
每答完一科，我就打开怀表看一眼，像是在向继父汇报。
最终，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成为全县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
临走前的那个晚上，张主任——现在我已经叫他＂张爸＂了——拿出了一个信封，说是继父留下的。
＂这是建国当年托我保管的，说是等你考上大学再给你。＂张爸有些哽咽。
信封里是继父的工龄本和一张存折，上面还有两千多元，足够支付我四年的学费和部分生活费。
信封底部还压着一张发黄的照片，是继父年轻时的样子，穿着整齐的工装，骄傲地站在一台大型纺织机旁。
照片背面写着：＂愿你比我走得更远。＂
那一刻，我终于泪流满面。
大学四年，我努力学习，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省城的一家国企工作。
工作第一年，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块新的怀表，和继父的那块一模一样，只是崭新许多。
我把它送给了母亲，她泣不成声，紧紧攥在手里。
如今，我已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小家。
母亲和张爸搬到了城里，和我们住得不远，日子过得安稳幸福。
继父的怀表一直放在我的书桌上，每当我打开它，看到那张全家福，总能感受到生活中传递的温暖，以及那个年代里，平凡人家的坚韧与深情。
有时候我会想，人生就像这怀表，看似简单，却记录着时间的痕迹和生命的轨迹。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当下，不负过往，活出那份传承下来的爱与责任。
每当我女儿问起桌上的老怀表时，我就会讲述那个曾经养育我、却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的故事。
＂爸爸，为什么你总说，世上最珍贵的不是金钱，而是责任？＂女儿天真地问。
我抚摸着怀表磨损的边缘，微笑着回答：＂因为爱，本身就是一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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