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0岁未婚，做了个决定，我哥和我弟一个问我要房，一个要300万

＂老刘，我房子要还是钱要？＂我在电话那头语气平静，但手心却渗出了汗珠，紧握的话筒沾满了湿意。

我叫刘芳，今年四十岁，未婚。在黄河县一家国企做会计，日子过得安稳却单调，像秋日里的一泓静水，看不见波澜。从没想过自己的人生会在不惑之年突然面临选择。

1985年深秋，我出生在县城边缘的槐树村。那时的房子都是土砖瓦房，院墙低矮，家家户户门前种着柿子树或是石榴树，秋天满树的红果子像是点燃了一把火。我们家兄妹三人，我排行老二，上有哥哥刘强，下有弟弟刘飞。父亲在县煤矿上班，是个技术工人，母亲在生产队干活。日子虽不富裕，但也算过得去，至少吃饱肚子不成问题。

记得八十年代末，我家还贴着＂光荣人家＂的红纸，因为父亲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每到月底发工资的日子，父亲总会从牛皮纸信封里掏出几张崭新的大团结，笑呵呵地塞给我们几毛钱的零花钱。那时候，一毛钱能买两根棒冰，三毛钱就能看一场露天电影。

1992年春天，父亲下岗了。那是段艰难的日子，全家靠母亲做小买卖维持生计。我十三岁那年，记得母亲拉着我的手，手上的茧子粗糙得像砂纸。她红着眼圈说：＂芳芳，妈妈对不起你，你得辍学了，哥哥弟弟还小，家里离不开人。＂

我点点头，把泪水咽回肚子里，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硬邦邦的。从那天起，我跟着母亲去集市卖馒头，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和面，四点蒸馒头，五点出发去赶集。天还没亮，村里的大喇叭就开始播报新闻，我背着竹篮，踩着露水，和母亲一起摸黑赶路。

哥哥和弟弟继续上学。哥哥聪明，学习好，考上了县里重点高中；弟弟虽然学习一般，但也顺利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只有我，连初中都没读完。有时在集市上，看到同村的同学背着书包从面前走过，我就会下意识地低头，假装没看见。

1997年冬天，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那年我十八岁，哥哥二十岁正在读大学，弟弟十六岁上高一。父亲的丧事办得很简单，连个像样的棺材都买不起，就用几块木板钉了个简易的。村里几个老人帮忙准备了纸钱和香烛，父亲就这样走了，带着满腹的遗憾。那天，我趴在土炕上哭了一夜，却不敢让母亲听见，把脸埋在枕头里，肩膀一抽一抽的，直到天亮。

父亲走后，家里的担子全压在母亲和我身上。我白天在镇上一家毛巾厂打工，每天站十二个小时，手指被粗线勒出血痕。晚上回家继续和母亲一起做馒头卖。哥哥大学学费是我一分一厘攒下来的，每个月留给自己的钱少得可怜，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每次寄钱给他，我都在信里写：＂好好读书，别辜负了爹的心愿。＂信纸是用旧课本上的空白处撕下来的，字写得密密麻麻。

2000年，哥哥大学毕业，去了省城工作，成了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邻居常拉着我母亲的手感叹：＂刘家有福气啊，出了个大学生！＂那时候，乡里人能有个大学生，确实是光宗耀祖的事，村里的广播站还专门表扬了我家。王婶总爱拉着我的手说：＂芳芳，你这孩子有福气，自己没念成书，却把哥哥供出来了，以后有靠头了。＂我只是笑笑，手上的老茧蹭着她的手掌。

弟弟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县城技校学了电工，后来在县建筑公司找到份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也能养活自己。记得他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买了两斤猪肉回家，母亲连声说＂败家＂，但眼里全是笑意。

2003年，母亲身体每况愈下，医生说是多年劳累积下的病根。我辞掉工厂的工作，专心在家照顾母亲。我熬中药的手法越来越娴熟，能准确掌握火候，让苦涩的药汁不会溢出来。那时候，我二十四岁，村里同龄的姑娘早已嫁人生子。每逢村里红白喜事，总少不了闲言碎语：＂刘家芳芳都二十好几了，还不找婆家，怕是嫁不出去喽。＂或者＂刘家芳芳命苦啊，年纪轻轻就守着老娘，哪个男人愿意娶这样的？＂

我不在乎这些话。一年一年，母亲吃了无数的药，病情时好时坏。我用针线活补贴家用，学会了拆洗被褥、织毛衣，那些活计虽然辛苦，却能赚点零花钱。在我心里，照顾好母亲和兄弟才是最重要的。一年四季，我的手上总有针扎的小洞，春天缝被子，夏天做凉席，秋天织毛衣，冬天做棉鞋，闲不下来。

2005年，经人介绍，我在县国税局食堂找到份工作，虽然只是打杂的，但有了稳定工资。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坐第一班公共汽车去上班，车上的人不多，大多是和我一样的打工人。车窗上的雾气模糊了外面的世界，我用袖子擦出一个小圆圈，看着窗外渐渐苏醒的县城。

那年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税务局办公室的李主任。那天我在擦窗户，不小心把他办公桌上的账本弄湿了。他没生气，反而看我擦拭得很认真，就问了问我的情况。几天后，他又来食堂吃饭，看我算账特别快，就推荐我去参加会计培训。

＂小刘，你手脚麻利，脑子也灵光，别总做这些粗活，学点技术，以后日子会好过些。＂李主任递给我一张培训班的传单，＂你去试试，学费我帮你垫上。＂

我犹豫了好久，最终咬牙答应了。那段时间，白天上班，晚上坐在昏暗的台灯下学习，常常困得头一点一点的。半年后拿到了会计证，李主任又帮我从食堂调到了国企下属的一家小厂做账。这一干就是十五年，我从最基础的出纳做到了主管会计。街坊们都说我是命好，遇到了贵人。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那年，母亲病情加重。我把所有积蓄都用在了给母亲治病上，却还是没能留住她。母亲临走前握着我的手，手指已经骨瘦如柴，却还是紧紧抓着我不放。她说：＂芳芳，你一辈子为这个家操心，妈对不起你啊。你这孩子，命苦。＂我强忍泪水说：＂妈，您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那天晚上，窗外下着毛毛细雨，我坐在母亲的床边，听着她越来越微弱的呼吸声，直到它完全消失。

母亲去世后，哥哥回来奔丧。那时他已在省城成家立业，有了一个五岁的儿子。他穿着体面的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看起来像是城里的成功人士。见到我，他红着眼圈说：＂妹，这些年苦了你了。＂我摇摇头，没说什么。葬礼上，村里人都来送行，七大姑八大姨围着我，说些安慰的话，我只是机械地点头，心里空荡荡的。

弟弟那时已经结婚，在县城买了套小房子，生活过得还算可以。他的媳妇是县里服装店的售货员，看起来挺精明能干，对我也算客气，但总有种若即若离的感觉。

2010年，我用多年积蓄在县城买了套六十平米的小房子，还贷了几年才还清。搬进新家那天，我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第一次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孤独。简陋的家具，单调的白墙，窗外是陌生的楼群和行人。三十一岁的我，没有爱人，没有孩子，只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小房子。

李主任知道我的情况后，曾经介绍过几个对象，但都没成。一来我年龄大了，二来我性格太过要强独立，男方都觉得＂难以驾驭＂。有一次，一个比我大五岁的男人，相亲时直接问我：＂你能不能给我生孩子？＂我差点把茶杯摔在他脸上。渐渐地，我也就不再奢望婚姻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慢慢在单位站稳了脚跟。我的办公桌上总放着一个旧铅笔盒，是父亲生前送我的唯一一件礼物，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原来的花纹。每逢春节，我都会买些礼物去看望哥哥弟弟。看着他们的孩子一天天长大，我心里既欣慰又有些酸楚。

2012年，我买了人生第一部手机，是诺基亚的，黑白屏，按键发硬，但我很珍惜。第一次接到哥哥发来的短信，简单的几个字：＂妹，过年回家么？＂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好久，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

2015年，单位进行改制，我被留用并转为正式员工。那一年，我三十六岁，终于有了＂铁饭碗＂。工资虽然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五险一金。我开始学着打扮自己，剪了短发，买了几件时髦的衣服，同事们都说我变年轻了。

生活好像就这样定格了，直到去年冬天，一通电话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

那是哥哥打来的。电话里，他说：＂妹，我想和你商量个事。我儿子明年就要结婚了，想在县城买套房子，手头差点钱。你那套房子平时也空着，能不能过户给我儿子？＂

我一时语塞。那套房子虽小，却是我二十年辛苦攒下的全部家当，是我拼了命才有的安身之所。更重要的是，那是我唯一的安全感来源。一个人的晚年，没有依靠，那房子就是我的全部。

＂哥，这事我得考虑考虑。＂我勉强维持着平静的语气。

＂妹啊，你就当帮帮哥哥。你一个人也用不着那么大房子，再说了，你这么大岁数了，也不会再成家，以后还不是得靠侄子养老？现在帮了他，他以后肯定会孝顺你的。＂哥哥的语气中带着一丝理所当然。

这话刺痛了我。我一生未嫁，却不是因为没人要，而是为了这个家，为了照顾父母，为了供哥哥读书，为了帮弟弟站稳脚跟。如今，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却拿我的终身大事当作筹码，好像我注定孤独终老，就该把一切都奉献给他们。

还没等我回答，几天后弟弟也打来电话：＂姐，我听说哥哥要你的房子？那你还不如把房子卖了，给我三百万，我准备扩大生意，肯定比房子升值快。以后赚了钱，我养你一辈子。＂

挂了电话，我靠在沙发上，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窗外飘着小雪，县城的夜晚安静得出奇，只有偶尔经过的汽车发出＂哗哗＂的声音，像是在嘲笑我的天真和软弱。我拿出那个旧铅笔盒，抚摸着它磨损的边角，想起了过去的四十年，想起了为了这个家付出的一切。我不是没有遗憾，不是没有梦想。年轻时，我也曾幻想过拥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个疼我的丈夫，可爱的孩子。只是把自己的青春、机会、甚至可能的婚姻都给了这个家，给了哥哥和弟弟。

第二天，李主任来办公室找我，他已经退休几年了，但还常来单位看看。看我心事重重，眼圈发红，便问怎么了。我把事情和盘托出。

李主任皱起了眉头：＂芳芳，这些年来，你付出太多了。得对自己有个交代啊。你无父无母，这房子就是你的依靠。他们怎么能这样？＂

我点点头，却还是下不了决心。晚上回到家，我翻出了一个旧盒子，里面是这些年来的全部回忆：父亲穿着工装的老照片，母亲用过的针线包，我十三岁辍学时的课本，哥哥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弟弟小时候送我的手工贺卡...这些泛黄的纸片，承载着我的整个人生。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我记得哥哥上大学那年，我每月只留十块钱生活费，连最便宜的挂面都舍不得多买一把，其余全部寄给他。记得弟弟结婚时，我拿出积蓄给他添了一台冰箱，那时的＂美菱＂牌冰箱可是稀罕物。记得母亲生病那几年，我日夜不离地守在她身边，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

但我也记得，这些年来，每逢过年过节，哥哥弟弟的来电只是寒暄几句，从没问过我过得好不好；记得我生病住院那次，等来的只有同事的探望，哥哥弟弟只是打电话问问，说忙，来不了；记得我从未要求过什么回报，却也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关心。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老了，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醒来时，枕头是湿的。

第二天一早，我拨通了哥哥的电话。

＂老刘，我房子要还是钱要？＂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哥哥惊讶的声音：＂芳芳，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我平静地说，＂房子给你儿子，或者三百万给弟弟做生意，二选一。＂

＂你、你怎么能这样？＂哥哥的声音有些发抖，＂我们是亲兄妹啊！＂

＂正因为我们是亲兄妹，＂我说，声音清晰而坚定，＂所以这么多年来，我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们。现在，我只想问问，你们有没有想过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继续说：＂哥，你还记得我十三岁那年辍学去集市卖馒头吗？那时候我多想继续上学啊，可我没说。你还记得我用攒了三年的钱给你交大学学费吗？我本来想买件新衣服的，是那种带花边的衬衫，集市上卖十五块钱一件，但我宁愿自己穿旧衣服。＂

＂妹...我...＂

＂哥，我不是要你感恩，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也是有自己生活的人。我四十岁了，没有丈夫，没有孩子，那套房子就是我的全部依靠。如果连这个也没有了，我老了该怎么办？＂

挂了电话，我又给弟弟打了过去，说了同样的话。

弟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姐，我错了。我太自私了。你别生气，房子是你的，谁也不能动。＂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再接到哥哥弟弟的电话。我知道他们需要时间消化这件事。那段日子，我的情绪低落，连单位的同事都看出来了，常劝我多笑笑。

一周后的周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刚做完晚饭，门铃响了。打开门，哥哥和弟弟竟然一起站在门口，手里还拎着水果和礼品。

＂进来吧，＂我侧身让开，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正好做了饭，一起吃。＂

三人围坐在饭桌前，气氛有些尴尬。最后，还是哥哥先开口了。

＂芳芳，对不起。＂哥哥低着头，手指不安地敲着桌面，＂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从小到大，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我们却习惯性地认为那是应该的。＂

弟弟也说：＂姐，我们太自私了。只想着自己需要什么，却从没考虑过你的感受。＂

我的眼眶湿润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我不想在他们面前流泪，怕他们心里有负担。

＂没事，都过去了。＂我给他们盛饭，碗里飘着香喷喷的红烧肉味，＂吃饭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饭后，哥哥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什么？＂我疑惑地问。

＂我和弟弟商量好了，这是三万块钱，以后每个月我们各给你一千五，算是赡养费。你的房子是你的，谁也不能动。＂哥哥的声音里透着歉意和决心。

我愣住了，泪水终于夺眶而出。我想起小时候，多少次我站在学校门口，看着同学们背着书包进教室，自己却要赶去集市；想起多少个夜晚，我在昏暗的灯光下缝补衣服，针尖扎破了手指也不敢吭声；想起多少次，我把最好的留给了哥哥弟弟，自己却什么都不求...

＂我不需要你们的钱，＂我擦了擦眼泪，声音哽咽，＂我只想要你们的关心和尊重。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因为我知道，家人之间，不该斤斤计较。但是现在，我也想过自己的生活。＂

哥哥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大学生，布满了岁月的痕迹：＂芳芳，以前是我们不懂事。现在我明白了，你不仅是我们的妹妹，更是这个家的支柱。没有你，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

弟弟也红着眼睛说：＂姐，以后我每周都来看你，有什么事你就说，我来办。＂

那天晚上，我们兄妹三人坐在客厅里，打开了一瓶尘封多年的老白干。这酒是父亲生前最爱喝的，我一直珍藏着，想着有一天能和家人一起分享。借着酒劲，我们聊了很多，哥哥说起了他在省城的工作，弟弟说起了他的小生意，我也说起了我的单位和生活。不知不觉，已经是深夜。

送走哥哥弟弟后，我站在窗前，看着县城的万家灯火。春节将近，街道上挂满了红灯笼，远处传来阵阵鞭炮声。四十年来第一次，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温暖，像是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去了趟民政局，咨询了养老和医疗保险的相关政策。工作人员耐心地给我讲解，我认真地记在小本子上。在回来的路上，我路过一家早点铺，突发奇想买了些豆浆和油条。那是母亲生前最爱吃的早点，我常常起早去买，趁热送回家给她。今天，我买来是想念她，也是为了犒劳自己。

回到单位，李主任正好来取退休证明。看我气色不错，笑着问：＂看来事情解决了？＂

我点点头，捧着热腾腾的豆浆：＂是啊，有时候说出来比憋在心里好。＂

＂那你打算怎么做？就这么原谅他们了？＂李主任有些担忧。

我想了想，说：＂原谅是一回事，改变是另一回事。我决定为自己而活，不再一味地付出。我打算报个兴趣班，李叔您不是说我嗓子不错嘛，我想去学学唱歌，锻炼锻炼。然后周末约几个同事一起去郊游，或者去看场电影。＂

李主任欣慰地笑了：＂挺好的。芳芳，你知道吗？我一直很佩服你。你很坚强，也很善良。可是善良不代表要牺牲自己。你已经四十岁了，该为自己活了。＂

晚上回到家，我打开衣柜，发现里面清一色的素净衣服，大多是黑色、灰色和藏青色，像是一面没有颜色的墙。我突然想起来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买过漂亮衣服了，仿佛生命中只剩下了照顾家人和工作的责任，而我自己的喜好和梦想早已被时光冲刷得模糊不清。

第二天是周末，我起了个大早，梳了个精神的发型，化了点淡妆，去逛街买了几件颜色鲜艳的衣服，还剪了个精神的短发。照镜子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眼睛竟然比以前更有神采了，像是重新被点亮。

那个周末，我穿着新买的红色毛衣，约了几个同事去爬山。山脚下，几个老人围着收音机，听着评书，悠闲地晒着太阳。山腰上，青松翠柏间，游人如织。站在山顶，看着县城的全景，我突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心胸也跟着宽广起来。

四十岁，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开始。我决定学着爱自己，学着为自己而活。

回家的路上，我买了一盆文竹，放在客厅的窗台上。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买花，为了点缀我的生活，而不是为了别人。

过了两周，哥哥又来电话，说儿子的婚事可能要推迟，因为房子的事还没解决，县城的房价又涨了。

＂哥，＂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有个提议。我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我可以把它卖了，然后和你们一起凑钱，在县城给侄子买套大点的房子。我们一家人一起住，你们来县城时有地方歇脚，平时我住那里照看。但有个条件，房产证上必须有我的名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是哥哥哽咽的声音：＂芳芳，你太好了。但是，不行，那是你的房子，是你的保障。我们不能再这样对你了。＂

＂哥，我想通了，＂我说，声音平静而坚定，＂我们是一家人，应该互相帮助。但前提是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我不是让你们感激我，只是想和你们一起面对困难，共同解决问题。这样，我们凑钱一起买房，产权共有，你觉得怎么样？＂

哥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就按你说的办。＂

最终，我们达成了一致。我出一部分积蓄，哥哥出大头，加上弟弟东拼西凑的一些，给侄子在县城买了套三室的新房。房产证上写了我和侄子两个人的名字。这样一来，即使年老时我无依无靠，至少还有块瓦遮头。

弟弟知道后，主动提出帮忙装修。他本来就在建筑公司上班，认识不少装修师傅，价格能便宜不少。三个月后，新房装修完毕，我搬了进去。虽然平时只有我一个人住，但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哥哥一家和弟弟一家都会来小聚。

新房子里，我专门拿出一个房间，放上了这些年来收集的家庭照片和纪念品。父亲的工作证，母亲的针线包，我的会计证，哥哥弟弟的结婚照，侄子侄女的满月照...一个家庭的历史，就这样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家，终于有了家的样子和味道。

今年春节，全家团聚。我和弟妹做了一桌子菜，有糖醋排骨、红烧肉、清蒸鱼、炖鸡汤，还有小时候最爱吃的韭菜盒子。看着围坐在一起的哥哥、弟弟和他们的家人，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满足。

晚上，侄子悄悄塞给我一个红包。我打开一看，是一张旅行社的单子，是去云南的七日游。

＂姑姑，＂侄子有些腼腆地说，＂这是我和爸妈、叔叔婶婶一起给你准备的。你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该休息休息，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抱住侄子，眼前浮现出他小时候的样子，那时他才到我腰间，现在却已经比我高出一个头。泪水再次涌出眼眶，这一次，我没有忍住。

＂谢谢你们，＂我哽咽着说，＂谢谢你们还记得我。＂

三月的云南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我坐在大理古城的一家咖啡馆里，点了一杯咖啡，看着人来人往。四十年来，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不为了谁，只为了自己。

站在洱海边，看着湛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湖水，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自己的胸腔被某种前所未有的轻盈和自由充满。迎面走来一对老夫妻，手牵着手，笑容灿烂。我忍不住想，如果当年我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但随即又想，过去的已经过去，重要的是现在和将来。

四十岁，我终于明白，爱家人不代表要牺牲自己；善良不代表要委屈自己；坚强不代表要独自承担一切。

生活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权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那就是，既爱家人，也爱自己。

回县城的火车上，我靠窗而坐，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车窗上映出我的倒影，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脸上多了些许笑纹，却也多了些光彩。

一路上，我在想，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也许可以考虑报个舞蹈班，认识些新朋友；也许可以尝试学开车，给自己更多的自由；也许，还可以试着接受李主任介绍的那个同龄人，他是个中学老师，虽然是个离婚带孩子的男人，但听说为人踏实善良...

列车驶入县城站台，我拉着行李箱走下车，迎面是和煦的春风，还有不远处来接我的侄子。

＂姑姑，旅行怎么样？＂侄子接过我的行李，＂看你气色不错啊。＂

＂挺好的，＂我笑着说，＂云南的风景真美，有机会你也该去看看。＂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路边开了一家新的培训学校，橱窗上贴着各种课程的广告：电脑、英语、舞蹈、烹饪...我停下脚步，多看了一会儿。

＂姑姑，你想学什么？＂侄子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兴趣。

＂嗯，我想学跳舞，还有电脑。＂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好啊，明天我陪你去报名。＂侄子爽快地说，＂不管什么年龄，都可以有新开始。＂

我点点头，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四十岁，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前方的路还很长，但这一次，我要为自己而走，找回那个曾经被遗忘的自己，活出属于我的精彩。

这就是生活，有得有失，有苦有甜。重要的不是你失去了什么，而是你如何珍惜现在拥有的，以及如何勇敢地走向未来。